第一次“镀金时代”
1897年2月10日，美国超级精英阶层的700名成员齐聚华尔道夫酒店，参加由纽约律师布拉德利·马丁和他的妻子柯妮莉娅举办的化装舞会。据《纽约时报》报道，最受欢迎的是“绝代艳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造型，有50位女士扮成了她。柯妮莉娅是一位略微发福的主妇，眼睛湛蓝，嘴如弯弓，胸部丰满，双下巴隐约可见，她扮成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但挂着法国王后曾经戴过的一串项链，这足以令其他人黯然失色。布拉德利扮成路易十四（太阳王）款款而来。美国德裔皮毛业大亨约翰·雅各布·阿斯特扮成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他的母亲卡罗琳也扮成了玛丽·安托瓦内特，她穿着礼服，戴着价值25万美元的珠宝。银行家J·P·摩根打扮成法国剧作家莫里哀，他的侄女摩根小姐扮成了普鲁士的路易莎王后。
马克·吐温在1873年的一部同名小说中创造了“镀金时代”这个词，但是马丁举办的这场舞会标志着，即便在一个逐渐习惯顶级富豪的国家，对巨富的展示还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据《纽约时报》记载，这场活动是“大都市中举办过的策划最为周详的私人派对”。《纽约天下》报道，马丁的客人包括86位大富豪，他们总共拥有的财富令世人震惊。据该小报所述，其中有12位客人每人身家超过1000万美元，另有24位客人每人拥有500万美元的财富，不是百万富豪的寥寥无几。
当时，整个美国都痴迷于炫富。《商业广告》报道，“马丁的舞会在时尚圈，甚至是普通大众中都轰动一时，而仲裁条约、古巴问题和纽约警察廉政调查好像都成了公众关注的次要事件。”那时和今天一样，美国颂扬大亨以及造就这些大亨的经济体系，但是即便在一个拥护资本主义的国家，马丁的舞会最终被证实是一个失败的决定。
舞会举行的年份是1897年，正值经济动荡不安的“长期萧条”（）时代——自1873年开始的“长期萧条”是美国在19世纪经历的最严重的经济滑坡——眼看就要临近尾声。
马丁夫人为舞会找了个正当理由：“滴流”。她仅提前三周发出邀请函，因为她认为如此短暂的准备时间会迫使她的来宾在纽约而不是去到巴黎购买奢华的礼服，从而促进了当地经济。纽约市音乐家协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并认为富豪的这笔大开支为其他人创造了重要的就业机会。
但是民众普遍没有信服这样的解释。该舞会使得马丁一家臭名远扬，并引发了人们对富豪的广泛民愤，由此顶级富豪被征收收入税。这一切促使马丁一家逃往英国，不过此前他们已经在英格兰买下一幢房子，并在苏格兰租了英亩
[2]的地产。
马丁的舞会事件绝妙地印证了深刻的经济转型，它在过去的数百年里一直搅动着西方世界。我们已经在工业革命中生活了将近两个世纪，这很容易让我们忽视第一次“镀金时代”同人类历史其他时期的根本性割裂。1800年后的两个世纪里，世界人口增长逾6倍，而世界人均收入增长逾10倍。社会运作方式的转变是全新的，且其重要性不亚于动植物从野生到家养的转变。
要是你有幸经历第一次“镀金时代”，你不必成为经济学家也能察觉自己生活在历史的某个关键时刻。1897年——就在马丁举办舞会那年——马克·吐温造访了伦敦，恰巧碰上纪念维多利亚女王加冕60周年的钻石大庆。
“英国的历史长达两千年，”马克·吐温写道，“然而自维多利亚女王出生以来，世界在许多方面往前迈了一大步，比之前两千年所有前进步伐的总和还大。”
2010年过世的安格斯·麦迪森是一名经济史学家，也自认为是“数据恋人”——他认为数字对于理解世界至关重要。在长达60年的职业生涯中，麦迪森致力于收集过去两千年有关全球经济转型的种种数据——从海运到烟草贸易等。他天才般地将这些数字放在一起“细细咀嚼”，然后揭示出全球发展的大趋势。
麦迪森绘制了许多引人入胜的统计表，其中一张展示了19世纪世界发生的剧烈变化，特别是西欧国家以及被他称为“西方衍支”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公元1年到1000年，西欧国家的GDP（国民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0.01%的复合减少率缩减，总体而言公元1000年的人们比一千年前稍穷一些；在“西方衍支”国家中，GDP在这一千年内增长了0.05%。在1000年至1820年间（8个多世纪），西欧国家的GDP平均年复合增长率为0.34%，“西方衍支”国家的这一数字为0.35%。
紧接着，世界发生了彻底变革。经济开始腾飞——1820年至1998年间，西欧国家的GDP平均年增长率为2.13%，而在“西方衍支”国家，这一数字高达3.68%。
工业革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最终，西方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富有，并且工业化的程度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直到两百年后的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我们才得以想象工业化带来的差距有缩小的可能。
可是，财富的累积伴随着巨大的社会成本。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困难重重，这一转变打破了社团间的联系，使人们历经艰辛学到的手工艺变得无足轻重。马丁一家和他们的好友成了典型，但他们只是更广泛的经济繁荣的冰山一角。与之相反，许许多多的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处于穷困潦倒的境地——舞会的举办毕竟正值“长期萧条”时期，美国和欧洲都发生了经济滑坡，而且持续时间比五十余年后发生的“大萧条”更为长久。工业革命造就了许多顶级富豪（我们称他们为“强盗贵族”），也造成了他们与普通民众的巨大差距。
工业革命的缔造者明白一个道理，社会分成大赢家和其他人两部分，这是那时经济转型无法避免的后果。美国匹茨堡钢铁大亨、首批“强盗贵族”之一的安德鲁·卡内基如此评价那个时代前1%富豪群体的崛起：“就这样发生了，我们无法避免，也没有什么替代办法。虽然竞争法则有时对于个人很残酷，但是它对于整个人类是极好的，因为它保证了每个领域都遵循适者生存的法则。因此，我们只有接受环境的不平等，我们必须适应自身拥有的条件；高度集中的工业、商业、产业仅掌握在少数几个人手中，我们只有接受这个现实；我们也必须接受竞争法则，这对于人类未来的进步不但有益而且重要。”
当然，卡内基十分自信地认为工业资本主义利大于弊，他用“对于整个人类是极好的”来形容其优势，让现在的我们都感到局促不安。但是他也明白“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尤其是，他将贫富间的巨大差距称为“当代的一大问题”。
卡内基生活在第一次“镀金时代”，因此他比现在的我们能更直观、更清楚地意识到：同过去几个世纪人们的生活方式相比，第一次“镀金时代”带来的差距是多么显著。“在过去的几百年间，”他写道，“人类的生活环境不但发生了改变，而且发生了革命性的剧变。从前，部落首领和下属在衣食住行和生活环境上几乎没什么差别。如今，‘文明人’已翻过这一页历史，但印第安人依然如此。我在拜访苏族人
[3]时，曾被领进酋长的棚屋。他的棚屋在外观上同其他人的没什么区别，即便同最穷的族人的棚屋相比，区别也微乎其微。而如今，百万富豪的宫殿与劳动者的茅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反映了人类走向文明期间的巨大变革。”
卡内基从一个纺织童工一步步往上爬，最后跻身美国首批顶级富豪的行列。他明白宫殿和茅屋间的距离仅仅是贫富差距的外在表现——一块比赛记分牌而已。
权力关系的变化从工作场所中就能体现出来，在那里你能最强烈地感受到：“从前，家里或家庭开的小商店生产商品。师傅和学徒肩并肩地工作，学徒和主人住在同一屋檐下，因此生活条件都一样。当这些学徒成为师傅后，他们的生活方式极少或完全没有变化，他们按同样的规程传授技艺给自己的学徒。这大致体现了社会平等——甚至是政治平等，反观当今，那些去工厂上班的人在美国国务院里几乎没有发言权。”
在工业革命前，我们都是平等的，但第一次“镀金时代”改变了这一点。卡内基接着写道，“如今，我们的工厂里和矿上聚集了上千名技术工人，雇主对他们一无所知，而在那些工人看来，雇主不过是个神话人物。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流，森严的等级已经形成了。通常，互相的忽视滋生出互相的不信任。不同等级的人不会互相同情，而是时刻准备好了诋毁对方。”
这种转变在美国尤为明显——原因之一可能是直至今日，美国的历史观还没有完全接受卡内基一百年前所描述的工业社会中那些“森严的等级”的存在。美国在建国初期——美国革命时期——是地球上最为平等的国家，建国者也自豪地宣称这一点。1814年9月10日，托马斯·杰斐逊从密西西比州蒙蒂塞洛给托马斯·库珀博士寄了封信。库珀是英裔美国人，博学多才，他熟习法律，教授化学和政治哲学，当过一所大学的校长。杰斐逊在信中写道，“我们没有贫民……劳动者构成了我们人口中的大多数，不需要从事体力劳动或专业工作的富人为数极少，而且他们仅拥有适量的财富。大多数劳动者拥有财产，有地可耕，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从富人和能人那里索取报酬，只需要适度地工作就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而另一方面，过着舒适生活的富人对欧洲人所谓的奢华完全没有概念，他们比劳动阶级拥有更多使生活更为舒适和体面的物品，但仅比制造这些物品的劳动者多了一点点而已。还有什么样的社会状态比这样更令人满意的呢？”
杰斐逊将这样一个阿卡狄亚
[4]式的平等社会同贫富差距显著的英格兰作了对比：“现在，让我们计算一下两个国家各自的幸福值。在英格兰，幸福只属于贵族。你比我更清楚他们同劳工和穷人之间的比例。假设贵族在100人中占4人，那么这个国家的幸福和苦难的比例就是1∶25。而在美国，这一比例是800万∶0，换言之全部都是幸福，没有一丝苦难。”20年后，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访问美国，回到法国后他写道：“没有什么比美国人民的普遍平等状况更触动我的了。”
在杰斐逊和托克维尔的眼里，美国相当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瑞典。经济史学家彼得·林德特和杰弗里·威廉姆森收集的大量数据已经证实了这一历史。当时美国的13个殖民地——包括南部和黑奴区——明显比其他国家更为平等，而英格兰、威尔士和荷兰这些国家将很快见证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
“即使将黑奴纳入总收入分布的统计对象，1774年的美国殖民地仍是家庭收入分布最为平等的地区，尽管和其他国家的差距已经变小了。”林德特教授说。
当时，造访者和美国人除了将美国视为一块平等的土地，还认为殖民地的人比家乡同胞要富裕——这毕竟是移民美国的目的之一。林德特和威廉姆森还用了一个重要的特例证实这段历史：除去精英阶层不算，主张平等主义的美国比英格兰更加富有。当目光聚集在最富有的前2%的美国人时，将他们同英格兰的土地贵族相比，连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的种植园主也成了可怜虫。虽然今天我们称之为中产阶层的那些美国人显然比英格兰人更为富有，但后者前2%的富人实在是太有经济实力了，以至于英格兰整个国家的平均收入几乎与美国不相上下。
“在美国找不到能与英国贝德福德公爵相匹敌的人，”林德特教授说，“连最富有的查尔斯顿黑奴主都敌不过英国的土地贵族。”
在主张平等主义的美国——甚至在主张贵族统治的欧洲——工业革命使得社会财富“水涨船高”，同时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工业革命的进程令人痛苦的原因在于：成为失败者是相当可怕的一件事——技术熟练的纺织工等勒德分子
[5]从自身角度出发，捣毁使手工艺变得无足轻重的机器，他们的动机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在由前1%精英统治的社会里，工业革命的“创造性破坏”
[6]对于许多有诚意加入富豪行列但摔了大跟斗的人而言是痛苦不堪的。事实上，正是他们——渴望成为富豪的人——那令人动容的伤感促使马克·吐温写出了为该时代命名的小说。
马克·吐温和查尔斯·杜德利·华纳（《镀金时代》的合著者）在伦敦版小说的前言中写道，“在美国，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自己的如意算盘——不论是在社会地位方面，还是在财富方面。我们想在《镀金时代》中阐述的正是这种四处弥漫的投机心理。对于个人和国家来说，这种投机是喜忧参半的：好的方面是它既能促使我们永远前进，直抵某一目标，又能阻止我们袖手旁观；坏的方面是我们选定的目标通常是错误的，结果使人精疲力竭——如果整个国家充斥着这样的人，国家也好不到哪去。话要说回来，有目标无论如何总比没有好，即便有时受尽了苦，也是有胜于无。”
尽管作为美国主要资本家之一的卡内基承认，美国的经济转型终结了“社会平等”的年代，但政治民主还是在美国和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中逐渐深化，这看似矛盾，其实不然。从很多方面来说，逐渐深化的政治平等和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间的碰撞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世界的一大历史场景。在美国，这种冲突引发了平民党和进步党的运动，并平息了当时99%的民众的不满，将反托拉斯法、政府监管和收入税施加于富豪阶层。20年后，“大萧条”进一步激怒了美国大众，他们要求将更多的限制加在顶级富豪的头上：在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间构建了一堵防火墙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新政”的社会福利体系以及对富人征收更高的税——截至1944年，最高税率达94%。而在1897年，即马丁举行舞会的那一年，还没有“收入税”一说。
在欧洲，社会底层人民从来没有美国殖民地的人们过得好。工业革命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第一部脉络清晰的关于阶级斗争的政治理论——马克思主义由此诞生，并导致20世纪中叶俄罗斯、东欧和中国发生了激烈的革命运动，从而建立了共产主义政权。取得胜利的共产主义者对自身国界之外也产生了影响——红色威胁是促成美国罗斯福“新政”和西欧优厚的社会福利体系的原因之一。向99%的人民妥协至少比冒着被他们颠覆政权的危险要好得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产阶级在那些布尔什维克党以“苏联集团”之名建立专政的国家里生活得最为悲惨，他们的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而在美国和西欧，顶级富豪与普通大众的妥协成功奏效——经济大幅增长，收入差距稳步缩小。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间，美国前1%的富人和其余人的经济差距缩小了，前1%富人的收入份额从1940年的近16%降至1970年的低于7%。1980年，美国首席执行官的平均收入是普通工人的42倍，而到2012年，这一比例飙升至380倍。即使税收保持在较高水平——最高边际税率达70%，但是从1947年至1977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率仍达到3.7%，如此强劲的经济增长普遍营造了乐观和繁荣的氛围。这是美国中产阶层的黄金时代，难怪美国的通俗文化热衷于铭记这段历史。西欧国家的经历大都与之类似——强劲的经济增长、高税收和覆盖面广的社会福利网络。
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再次发生深刻变化。伴随着经济转型，“二战”后的社会契约原则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今天，两股极其强大的力量——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正在推动经济变革。这两项密切相关的变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40年前，第一批个人计算机就已上市。由于我们总认为“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于是很容易低估这两者的影响力。技术革命和全球化不论在力量上还是规模上均与工业革命相当，在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下，经济之车完成了换挡加速，马力全开。细想一下：2010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过去仅仅两年后——全球经济增长率逾6%。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数字，要知道在1820年，其平均增长率连0.5%都不到。
即使同工业革命后的经济年平均增长率相比，技术革命与全球化的变革也是一次巨大的加速。如果说工业革命是将西方经济从马的速度加速到车的速度，那么当今的变革是将世界经济从平信的速度加速到电子邮件的速度。
而对于西欧和“西方衍支”国家来说，同工业革命相比，技术革命和全球化并没有带来新一轮的经济突飞。（它们帮助保持了2%～3%的经济年增长率，虽然我们现在认为这是经济增长的基本状况，但从历史上看，这已是超乎寻常的成绩了。）
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贡献在于，它们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引发了同工业革命规模相当的经济突飞——中国、印度和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它们各自的“镀金时代”。细想一下：在1820年至1950年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收入基本持平，而同期美国和西方国家正经历第一次经济大腾飞。之后亚洲开始快马加鞭：1950年至1973年间，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收入增长了68%；1973年至2002年间，增长了245%。尽管中印两国遭遇了全球经济危机，它们仍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
从全球来看，自1950年以来，美国经济大幅增长，实际人均GDP增长了2倍，而中国增长了12倍。工业革命以前，西方国家比我们现在所谓的新兴市场仅富裕一点儿，并且全世界普通人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共同的认可。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米拉诺维奇调查了19世纪有关国际收入的经济史文献。他发现，1800年至1849年间，在当时最贫穷国家之一的印度，一名无需特殊技能的日常劳工的工资是英格兰——当时最富裕国家之一——同等劳工的30%。这里还有另一组数据：在19世纪20年代，荷兰的实际工资仅比中国长江流域的高70%。这些差距看似较大，可与现在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瑞士联合银行（UBS）编纂了一份被广泛援引的《全球物价与收入》报告。2009年（瑞银完成全年完整报告的最近一年），纽约一名建筑工人的名义税后工资为每小时16.6美元，而同类工人在北京拿0.8美元，在印度德里拿0.5美元，在肯尼亚内罗毕拿0.6美元，这一差距比19世纪时要大得多。工业革命造成了富豪统治，但同时使西方中产阶层富裕起来，西方的工人也同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人拉开了巨大差距。当发展中国家接纳自由市场经济时，这一差距逐渐缩小，因为这些国家正经历各自的“镀金时代”。
同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合作密切的林德特教授是“深度历史”（）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该学派的学者致力于从长远角度思考世界经济——将经济学研究放入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背景中。林德特认为，当今我们正经历着的全球经济变化，在规模上和影响上都是史无前例的。“过去30年我们所经历的变革比英国工业革命要深远得多。”他对我说。当今的生产力大幅提升，创新浪潮一波又一波袭来，除旧革新的速度越来越快。
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家乔尔·莫克是技术革新历史和工业革命方面的专家，他对此表示赞同。“技术革命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而且横扫多个领域，”莫克告诉我，“很可能它将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发展扩大。我们作为个体并没有变聪明，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正在积累越来越多的知识。我们可以获得信息和技术上的协助，在堆积如山的谷壳中搜寻谷粒——历史上没有哪个社会能有如此多的知识，几乎多如牛毛。”
这一强有力的经济变革伴随着同样影响巨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员弗兰克·利维和彼得·特明将变革称为从《底特律条约》到“华盛顿共识”的转变。《底特律条约》是1950年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同三家大型汽车生产商签订的五年条约。这一条约保护汽车制造商免受每年的工人罢工之苦；作为交换，工人获得了优厚的健康保险和津贴。利维和特明用简明的“底特律条约”一词描述了“二战”后美国所设立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强势的工会、高额的税收和高水准的最低收入。《底特律条约》的时代对于中产阶层而言是一个黄金时代，其他人同前1%富豪群体的差距也缩小了。
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底特律条约》开始土崩瓦解。那10年间，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唱了主角。他们都大幅削减了富人的赋税——里根将最高边际税率从75%减至28%，将资本收益税的最高税率降至20%，并且这两位都严格约束工会、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取消经济监管。
这种“华盛顿共识”也被输出到国外，其最大的影响和最大规模的检验都在社会主义政权中形成。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和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市场经济，结束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长达70年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挑战，几乎每个人都认为市场经济是唯一行得通的体制。红色威胁是顶级富豪接受《底特律条约》和欧洲更为优厚的福利条约的原因之一；而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鼓舞了“华盛顿共识”的倡导者，并帮助这些人创立了一些全球经济机制，以加固全球的经济根基。
技术革命、全球化和“华盛顿共识”这三种转型的风靡引领了一个全球经济快速增长的时代，顶级富豪阶层再次闪亮登场，这一次其规模扩及全球。研究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学者激烈地辩论以上三种转型中哪一种是促成前1%富豪群体诞生的最重要因素。意识形态因素促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如果你是“华盛顿共识”的虔诚信仰者，你会认为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是客观的（很大程度上是良性的），且是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等经济推动力的产物；如果你是自由主义者，并为《底特律条约》的通过感到遗憾，那么你会将收入分布的转变归因于政治——雅各布·哈克和保罗·皮尔逊在合著的文章《赢者通吃的政治》中有力地表述了这一过程。
这是一个重要的论点，具有真正的政治含义。但是，从顶级富豪的角度来看，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全球化和技术革命促成了顶级富豪阶层的崛起，但随着其越来越富有、权力越来越大，《底特律条约》也随之消亡，这意味着我们放松了对他们的征税和监管。我们回到了第一次“镀金时代”：不仅因为我们正在经历经济变革，而且因为比赛规则又一次偏袒了将要赢得比赛的那些人。
“一言以蔽之：我们可能无法扭转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但我们不能让情况变得更糟糕，”奥巴马政府前预算办公室主任彼得·奥斯泽格对我说，“主要原因来自全球化和技术革命，而不是政府政策。而我们不但没有顶风行舟，反而在船帆里借了更多的风，让‘收入不平等’变本加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