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农民的创业史——读长篇小说《农民工》(赵凯)
年04月12日光明日报赵凯
编者按
对乡土世界的描述以及对农民命运的关切，一直受到文学创作的青睐与倾注，特别是在这个嬗变不断加速的时代，乡土世界充满了新的变革元素，农民命运呈现出新的面貌。本期特别推荐两部农民题材的小说和一篇作家创作谈，以求从个案出发，让读者诸君对当下的乡土社会有个感性认识与全景把握。
新时期以来，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一个鲜明特征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始走出农村的农民及其后代，愈来愈成为作家关注与描写的对象；这些打工者的人生变故与命运遭际都已作为生动感人的文学素材，成为当代文学中不可忽略的一道风景线，所谓“打工文学”应运而生。
在安徽作家许辉、苗秀侠合著的长篇小说《农民工》中，张如意、张丽芳、王四清、杨稳当等土生土长的农村青年，走出淮北大平原，他们试图通过乡土迁徙来改变命运，但融入城市的艰难也许是他们远远没有想到的，新的生存环境的挑战与新的社会身份的确认，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困惑，也带来了新的人生。对故乡厚土挥之不去的苦恋与对幸福未来难以遏制的欲求，共同演绎着一部新时代农民的创业史。
与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较，《农民工》在小说的历史语境与文学叙事的开掘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和超越。首先，作者充分利用了长篇小说时空广阔的优势，全景而多维地艺术凸现了农民工现象的历史根源——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过渡，必然会催生新一代农民的出现。从而使这部小说的文本叙事与历史真实的完美融合成为可能。
当张如意们踏着北方平原冰冻的麦稞，向庄子里的大槐树匆匆告别时，鼓动着他们胸中热情与豪气的，正是滚滚而来的时代大潮；从1992年正月十六那次豪迈的“出门”，到融入北京奥运会主体场馆“鸟巢”的建设大军，不到20年的时间，这批当初还只能在农村搭建土坯草房的茅匠们，在经历了多少次曲折与磨难后，已经开始了脱贫致富的创业历程。
在这样特定的历史场景中完整地写出人物的性格成长史，写出他们情感的流程与精神的升华，并以此来观照农民工们整体的物质生态与精神生态的演变。这就使这部作品拥有了长篇小说文体应有的史诗品格，这在农民工题材的创作中是难得一见的。
当然，最终构成《农民工》内在活力与审美意蕴的是作品中一批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小说主人公张如意是耐人寻味的：忠诚与轻信、坚忍与盲从、聪明与固执……多元矛盾的社会所酿就的多元矛盾的性格，构成张如意内心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影响着主人公的命运走向。因此他的成长成熟成功的人生经历，既传奇又真实。他进城打工最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即将进门的媳妇，与自己的弟弟进了洞房；他铤而走险闯关东，也只是由于爱情力量的驱使。但是他的善良天性与悲悯情怀却始终成为其性格发展的精神内核。惟此他才能多年如一日地精心呵护因工致残的铁孩；才能在洪水没顶之际舍弃自己承包的工地，而带领600名“阜阳草帽军”去救助危难中的儿童医院。小说第十三章“阜阳的骄傲”一节可以说是小说故事发展的一个高潮，当然也是主人公精神升华的亮点。
当农民工兄弟张顺利(老面)舍身救人而成为政府和市民拥戴的英雄后，作者有这样一段描写：“张如意紧握报纸，望向飞机窗外。白云一团团涌动着，无声地向飞机后面流淌。由老面而想到许许多多离乡背井的农民工，候鸟一样的生活，大家疲于奔命，年复一年。不仅仅是城市的文明对农民工的吸引，更是城市建设离不开农民工了。”这种清晰而自觉的身份认同意识，不仅仅属于张如意一人，而是属于正在成熟中的农民工群体。
《农民工》的审美价值，还取决于小说创作中所体现出的历史理性与现实批判的锋芒。在历史的转型时期或现代化的初期，农民工在市场经济中的境遇，仍处于弱势地位，这是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的。在小说中呈现出的一些隐患仍然触目惊心：农民工在市场利益原则面前所接受的实际上的不平等，空巢老人与留守子女的亲情失落，夫妻长期分居而带来的道德失范，部分农耕土地的疏种与抛荒。杨稳当的堕落在农民工群体中绝不是个别与偶然的现象，刘晓梅的“新同居”理论也让人啼笑皆非。小说中的《打工歌谣》尽管显得低沉，但又确是农民工生活的一个侧影。表现创业中的苦难并不意味着埋没生活的理想，让农民工自然融入城市，并获得应有的尊重与待遇，这是社会和谐进步的必然走向。
小说的结尾处所描述的“凤还巢”场面感人至深，用自己的劳动果实反哺故乡，以张如意为代表的农民工群体，正是在经历了生存的窘境与创业的艰难后不断成熟、自信和坚强起来，在他的身上，读者可以看到农民工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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