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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需要主张』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能谈论创业的时代。这是一个大众疯狂创业创新的时代，“制造者”一词以极大的热情进入了政府工作报告。
随着热潮的涌动，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自己的创业故事。你会看到“临近中午，咖啡店里有几个年轻的创业者，用咖啡谈a轮融资”的场景。你还可以体验到“在广州，你可以去任何一家餐厅吃饭，去卫生间听好几桌人谈论天使和ABC轮”，每个创业者都在寻找“金玉良言”。
这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是一致的。在中国经济越来越富裕的同时，经济增速放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需要的是告别逐渐失去效用的旧动力，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寻找下一轮经济发展趋势的可能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提倡“双创新驱动”来推动创新创业，但如何推动这种创新，我们又面临哪些障碍？在今天的中国，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更好地创新和创业？
双创驱动：
必然性通过偶然性的光芒照亮自己
作者|莫峰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快速增长极其引人入胜，与之相伴的热情和想象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社会公众情绪的一部分。甚至有一些悲观情绪来自于此。过于乐观的期望往往会降低对不符合期望的事情的容忍度，导致不切实际的抑郁。
微妙的阶段
期待体制、资源与规律匹配
事实上，在迷人的场景下，不确定的暗波已经汹涌而来。就经济增长而言，有一个一般规律，即潜在经济增长率与人均GDP负相关，即穷国的潜在增长率高于富国。显然，在中国越来越富裕的同时，放缓经济增长是自然的必然。告别逐渐失去效能的旧动力，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寻找下一个经济发展趋势的可能性，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与此同时，近30年来，经济增长以非常务实的方式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民主、法治、自由的理念逐渐被接受，越来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人们对公平正义的敏感性不断增强，法治观念、权利意识、自由意志不断增强。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相辅相成，这使得每个人都对经济有了新的期待。应该指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有区别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发展理论》中详细讨论过。在增长的基础上，要考察经济结构是否优化，社会公平和福利是否增加，人的发展是否增强。一个追求幸福和尊严的社会的默认原则是发展必须优于增长。因此，在目前的中国，用发展原则来衡量经济增长更为合适。
可见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个极其微妙的阶段。要修复和完善现有制度，承担调整利益格局的压力，妥善接受经济增长放缓带来的损失和痛苦，回应对进步和发展的更高期待。如果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式跟不上经济实体内部的自我更新，就会出现不稳定、失控和不可预测的危机；如果制度、资源和法律相互匹配，经济走向可持续发展，就会带来广泛而显著的边际效应。
《经济发展理论》
作者：熊彼特
版本：商务印书馆，1990年1月
双创新理念
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这种情况考验着人们对事物本质的洞察和理解。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与人
创新，实际上是又一场改革。把全社会每一个细胞都激活，整个经济机体充满生机，进而汇聚成巨大的推动力”，这样的经济理念以非常丰富立体的方式，回应着上述问题。过去大家会谈分享改革成果，以创新与创业为核心的改革则是在邀请人们参与改革进程，正如行动的力量在行动中获得，改革的力量亦是如此。《双创驱动》一书即是围绕创新与创业，从历史背景、体制环境、企业家精神、互联网创业新生态及政策论述等层面，来思考激活中国经济新动能的各种限制、活力与可能性。虽然经济学界将此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多地归源为资源驱动，但始终有一股强劲之力来自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边缘，很难说，它们不是当代中国最朴素的创新。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承包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济特区吸纳外国直接投资，开启劳动力市场……正是这一切让中国市场经济转型更令人惊叹，因其最大的历史贡献是引入了市场的力量，拓宽了中国改革的试验之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直接将其称为出乎意料的“边缘性变革”。
《双创驱动》
作者：吴敬琏、陈志武、周其仁等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6年6月
中国经济的崛起，理所当然可视为光明之景，但细察三十多年的历史，于时间渐逝中交织的矛盾也投下了阴影，要求我们以最诚实的姿态去认识。唯有如此，一个国家才能不丧失自己的深度与真实。《双创驱动》一书序章首先追问：是什么阻碍创新创业？序章作者为经济学家吴敬琏，他回顾自1984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历史，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是从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向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转型”，而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意识形态的障碍、既得利益者的阻力，以及旧体制和粗放发展方式下积累起来的矛盾和困难，都是需要勇气去跨越的险阻。
早在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就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较为暧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李佐军就指出，中国政府的职能至今未真正转型，各级政府的主要职责仍然放在促进GDP、财政收入和工业增加值等指标的增长上，很多地方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政府。创新的真正主体是企业，政府作为垄断组织，其主要职责是提供公共服务和维护稳定，本性不在创新，若由政府主导经济，这样的体制显然不利于创新。
双创理念之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厘清。重新思考什么是市场经济的体制，也极有价值，北大经济学教授周其仁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市场经济的体制，就是最大限度提供创新创业机会的体制，就是保护企业家发挥创新职能的体制”。这也是简政放权的一种诠释。
自由与开放
对所有不确定保持必要的谦卑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市场化、全球化程度，已经超过其他很多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已经过度市场化了。但问题是，它还不是一个完备的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吴敬琏将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视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础。而所谓法治，用哈耶克的话来说：“撇开所有的技术细节不论，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均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切个人有可能确定地预见到当权者（the authority）在特定情况中会如何使用其强制权力，并据此知识来规划自己的个人事务”。
延续哈耶克的话，创新说到底是要由具体的人来完成，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去尝试新方法，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能承受住焦虑。安全感与被支持感，则是将焦虑转为创造的重要条件。知道自己的权利与自由的界限，并确认在界限之内，自己享有充分的安全与足够的支持，才能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以及可能做什么，创新总是孕育在各种可能性之中。
吴敬琏，1930年1月24日出生，南京人，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著名市场经济学者，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
在《双创驱动》一书中，很多专家在分析中国经济诸种困境与挑战之后，不约而同指向人的处境。所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有飞跃才有创新，否则只能归于平庸。而宽阔之境的灵魂，为自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导刊》主编朱克力就直言：“如果说，创新是发展的驱动力，那么改革是创新的驱动力，减少管制、打破垄断、放开市场，创新的活力才能被真正激发出来。”
从现代物理学中，我们知道，在微观世界里，因果关系和预测是无效的。哲学家从中得到启示说，必然性通过偶然性的光芒照亮自己，人的未知领域像世界本身一样宽广。这样的理念，也已经被广泛用于对现代社会的观察。著名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就提醒我们，需要带着开放的心灵，来看待现代社会的发展。对所有的不确定，保持必要的谦卑。因为，任何变革，都只能作为一种令人惊讶的结果而发生，不然它很可能根本无从发生，它会被各种维持现状的力量压制掉。
阿尔伯特·赫希曼为此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敬畏社会变革本身的不可预测性；尊重社会变革倾向于从某些独一无二的“星座”中发生发展的道路；根据现有条件去推动改革；善于从社会矛盾与冲突中获取力量，而不是等待被布置明确的历史任务。他的建议涉及良序改革的四个层面，不可预知、独特性、调和并转化矛盾与冲突（而不是冷漠无视或者强力消除），以及务实。
如今，中国将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驱动之力，比照赫希曼的建议，令人感慨，创新必然需要超越矛盾，迎接风险、不可预测与不确定。需要指出的是，赫希曼还有一句话，“诚实是最好的策略”。他把着重符号落在诚实二字上，颇具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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