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写了很多书，推出了上市公司的儿子。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虽然下一代资源丰富，人脉广，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能够成为伟大领袖的人并不多。后来我删了。毕竟我很担心收到一堆律师函。
而且，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中国一个有名的火腿商人的老板把他的大儿子赶了出去。归根结底，他还是怀疑儿子辜负了老人的要求。一个知名富二代之前的另一个案例是显而易见的，给人钱和资源，赚了一个不谦虚的小目标，最后丢了20个小目标(这个说法太多了，所以不是真的)。
其实在中国并不明显，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大潮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此之前基本没有民营行业。
你可以列一个中国家族企业的清单，你可以看到第一代老板现在已经七八十岁了。互联网的兴起比较晚，所以互联网大佬还年轻，五六十岁，接班潮还得推迟十几年。也就是说，中国的第二代还没有开始大规模接管，近两年也只是出现了零星的接班，所以中国的接班情况如何并不明显。
在美国显而易见的是，美国的现代富人在1929年危机后崛起，从那以后他们就已经接管了。从他们的继任情况来看，大多数都不理想。二代大多脱离管理，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富裕的家庭成了赚钱的阶层。
以后可以关注一下。美国的公司基本上都是以创始人的名字命名的，比如破产的摩根大通、高盛、美林、雷曼兄弟。现在，这些企业的管理层还有这些姓氏吗？当然，我没有姓。他们基本上都是职业经理人。连董事会的大股东都没有这些姓氏。
既然二代接班不顺利，谁来填补他们留下的空缺？出身低微的孩子？
当然不是。从近几十年国外的情况来看，也有能一口气冲上顶峰的冷酷之人，但绝对是低概率，真正的战斗力强。恰恰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可以打开排名靠前的上市公司，逐一查看其CEO的背景。你会惊讶地发现，天生带金钥匙的人少之又少，贫困家庭更少。他们大多是那种工作出色，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然后，
让我们以高盛最后两代的掌门人为例，看看这些人是做什么的。因为在很多媒体眼里，高盛就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基本上可以呼风唤雨，让我们看看他们的老板都是从哪里来的。
高盛现任掌门人是布兰克费恩，下面这位光头老同志：
他出生在美国纽约的一个中低收入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邮局职员，他的母亲是一名接待员。这位哥哥从小就到处卖汽水，后来拿到奖学金，考上了哈佛。毕业后，他加入了一家小公司，后来被高盛合并。后来，他被高盛老板吸引，最终成为接班人。
在布兰克费恩之前，高盛的负责人被称为保尔森。后来，布什总统的最后一任财政部长(一般一位总统会有多位财政部长)恰巧遇到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并主张政府出台救助措施干预经济。共和党戏称他为“共产党员保尔森”。
他来自巴林顿山的一个农场家庭，这是一个只有4000人的非常小的小镇，也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后来，他毕业于达特茅斯大学学院，主修英国文学。后来，他去高盛当推销员，并担任高盛的总裁。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美国所有的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经理，你会发现他们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家庭，更高级的是律师家庭，包括我经常提到的达里奥。他也是一个中产家庭，也就是他的家庭背景不穷，但他不是富二代。
再比如显卡行业那两个大神，黄仁勋和苏姿丰，现在苏妈是AMD的CEO，老黄是NVIDIA的创始人兼CEO。他们都是台湾中产阶级家庭，苏妈他爹是统计学家，黄仁勋他爹是工程师。
说到这里，大家估计也看出来了，整体而言，初代大佬和继承者绝大部分来源于中等家庭。
那问题来了，二代们问题出在哪了？中等家庭又有啥优势？
首先当然不是娇生惯养什么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个道理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那些快成精的大佬们能不懂？所以他们一般都尽量送那种特别好的学校，那类学校贵族教育也是比较严格的，可见问题不在这里。
其实吧，主要问题就在于，“企业经营”这事本身非常不稳定。很多人把大企业跟大朝代相比，事实上根本不一样，朝代有“创业之主”和“守成之主”一说，因为新朝代建立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垄断武力，如果把这事做成了，谁要是敢造反就杀谁全家，而且在国家机器面前，除非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活不下去，否则想造反非常非常难。
企业就不一样了，真正的企业家其实是“永远在创业”，就算是垄断企业，长时间范围内也要担心被突然冒出来的对手给灭了，最明显的案例就是当初诺基亚的手机业务，还有柯达，几乎一夜之间就崩了。
再比如英特尔今年就不太好过，遭到了AMD和苹果的挑战，压力非常大。我们现在看到的鹅厂和阿里，也不那么舒坦，他俩也在一直自我革命，不断推出新产品，Pony同志不是说过嘛，他们推出微信晚一些，情况也会非常麻烦。度娘这些年一直没推出来新产品，现在一副倒霉样，要知道，它可是绝对的垄断型企业。
说到这里，大家就明白了，企业家继承人最难的地方，就在于“二代不是创业者”，而只有创业者才能带着公司继续往前走。
理解了这个道理，就能理解老王当初给了小王五个亿出去创业，老王自己是很清楚的，将来想接班，接班人就得是个成功的创业者，所以要给钱让他练手。
那为啥小王黄的那么彻底呢？其实把这事理解了，也就解开了我们今天的话题。从小王身上就能看出来为啥二代创业特别难。
首先要说一件事。创业这事本身就是九死一生，屌丝创业更是地狱级难度，二代们相对来说容错成本低，容易的多。但这也只是提高了一定的概率，并没法彻底改变游戏的规则，只是把成功率从千分之一拉高到百分之一，看着好像上升了一个数量级，但是依旧非常低。
一个真正的创业者肯定是在走一条周围的人都不太认可的道路，很简单嘛，周围人都认可了，这玩意红利期肯定过了，跟开饭店差不多。但是作为创业者，最基本的能力就是在别人的质疑中前进，如果每个人都支持你懂你，那你得多肤浅啊；你干的事又得是多简单明了，才会让大家都看好。
不过别人的质疑往往也不是没有道理，他们提到的困难往往也都存在，只是绝大部分人只能看到困难却看不到前景，创业者需要在更高的维度来看待这些问题，并且积极主动规避别人提出来的那些坑。
二代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周围都是马屁精，没一个说真话的，往死里吹，时间长了真觉得自己智力比较优越，该避的坑一个都避不开。这一点无关智商，这就是人性，人都想听顺耳的话，只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没人惯着你，听点刺耳话反而是帮了你。
此外绝大部分商业模式都是“平民模式”，也就是你的产品是要卖给普通人的，如果你不了解普通人需要啥，最后生产出来的东西也就卖不出去，都砸手里，自娱自乐。
富二代们往往缺乏“基层视角”，理解不了基层人民到底需要啥，比如小王曾经质疑过充电宝租用模式，这个我也能理解他为啥质疑，事实上开车的人都能理解，上车就可以充电嘛，但是中国的现状是大部分年轻人没有车，有车也没法开着去逛街，他们就需要这玩意。
可见“市场需求”这事不是“你觉得”，你觉得什么样一文不值，你需要去捕捉大家到底需要啥，这时候就需要深入生活去观察痛点。
最后，一种商业模式能不能玩起来，最关键是要打一个“收益-成本差”，这就要求创业者疯狂压低成本，想尽一切办法地压成本。
二代们普遍以为只要砸钱就行，问题是砸钱出来的模式有个大问题就是不可持续，如果迟迟实现不了“自循环”，一座山砸进去很快也没了，而且摊子越大，消耗越快，可能前期五年消耗一亿，到后来一个月消耗一亿，最后一个月五亿。这种崩溃都是加速崩溃的。
那为啥中等家庭孩子在这方面又存在优势呢？
首先是数量比二代们大的多。数量这事很多时候对局面影响非常大，数量足够大的情况下，再给予点机会，啥都能冒出来。基层人民数量更大，但是机会又少的多，这一点大家估计都有感觉。一块学习料子，呆在非洲可能就废了；呆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如果父母条件不错有学区房，可能就能冲985，如果到了美国，可能直接上常春藤了。
比如刚才提到的苏妈和老黄，他俩当然都是天才，但是如果出生在边远山区，就完蛋了，但恰好出生在台湾中产阶级家庭，可以上好学校进大公司，一路开挂，最后成了“华人之光”。
此外中等家庭子弟跟上层相比，更加烟火气更加懂这个社会，跟下层相比，又拥有相对较多的资源去接受教育；父母也接受过教育有一定社会地位，懂得也多，一些路父母可以帮他们走，一部分经验可以直接传授，就不用重新造轮子了，他们就可以在父母的基础上往上爬。他们凭借着这系列优势，不断向上冲击。
说到这里大家看出来了吧，社会慢慢会进入一种状态，就跟沥青似的，越来越稠，流动性慢慢变差。
不过并不是代表没有流动性，从欧美那些稳定社会来看，流动依旧有，不过确实非常慢，从草根到上层的神话越来越少，一步升天主要靠“特殊技能”，比如当歌星，或者当体育明星，再或者其他方面极高的天赋，反正靠变异。
但是还有一种模式，就跟接力赛似的，每一代人都往前走一步，用一代人熬成中产，下一代人再往前一步，这种模式下概率大涨。
这也是我理解我国为啥坚定不移推动城市化，并且坚定搞扶贫，本质还是“机会下乡”，毕竟你呆在村里，受教育机会和眼界自然会受限。几十万人才能支撑起一个博物馆，一百万人才能支撑起一座歌剧院，人口少的地方就算有网络，眼界依旧狭小，导致很多人潜力没法释放。我一点都不怀疑，中国基层还有无数的苏妈和老黄，只是他们的潜力还没有被释放，人生就没了选择。
中国的人口库如果不能释放潜力，那就是单纯养老负担和各种失业人口；如果能充分释放潜力，那就是全世界最大的资源库。
所以说，从国家层面讲，最重要的事就是通过扶贫、城市化、提高教育公平等手段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加入游戏，从个人讲，最重要的事就是尽量呆在城市里，这代人每往前一小步，下一代人的机会都能多那么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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