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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经济观察报记者李紫宸 ,疫情，东莞技师学院将在2021年夏天迎来更多的招生单位。几周前，学校开始招生。短短10天，智能制造学院的700名毕业生从东莞企业获得了2000多个工作岗位。然而，疫情导致线下招聘立即停止。

2020年，东莞技师学院毕业3101人。这一年，来自东莞及周边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来校选聘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1.5万余个。

6月7日下午，三名学生坐在东莞技师学院汽车运输学院教学楼的中德合作班实训车间，按照一套严格的德语标准进行期末考试，这是“双元制”职业教育7年实践的一个缩影。更多的时候，学生会往返于采用小组制学习的教室，往返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工厂”，甚至将一些生产线搬进学校以生产为导向的“学习工厂”。

这是中国一万多所职业技术学校之一，但目前可能是中国唯一的一所。院长刘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几年后，这所自己培养的学校就能成为中国技工院校中的“清北”。

听起来像鸡血，但每周都有络绎不绝的访客。人们很好奇这个技师学院在做什么。

根据刘的回答，东莞技师学院通过对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本土化改造，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模式。他们培养的是直接与行业对接的应用型工程师，刘称之为“灰领”，而不是以前的中国产业工人。

灰领之外的内涵是，正如刘所希望的那样，未来的职业教育可以给年轻人一个可以想象的未来，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是一个解决生计的饭碗。

职业学校的功能和职业技能人才的寿命有什么上限？在校长眼里，也许，他们不必按照既定的命运输在既定的轨道上。

广东是全国技工教育的一面旗帜，而东莞率先成为试验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在这里，我个人感受到了技工教育和工业真正走到一起的现实意义，并尝试改革办学模式，以适应快速变化的行业需求。

然而，对于中国每年近千万规模的职业技术教育来说，这个试验田只是开始。

“学习型工厂”

6月7日下午3点，在东莞技师学院交通学院教学楼内，三名学生正坐在一楼设置为车间的考场上，用笔记录着什么。

每个学生后面是一辆车，学生旁边是一个考官。几个孩子正在参加汽车机电专业的期末考试，考试时间大概是八个小时，理论三个小时，实践五个小时。考官根据考试模块与学生进行情景对话，根据表现逐项打分。

考试的细致和严格程度，让习惯在大学应付考试的人感到恍惚。考场前的屏幕上，一名德国人正在通过远程摄像头对考场进行监控，现场配备了一名德语翻译。如果不是疫情，德国的专家会亲自来现场指导。

“所有考官都取得了德国考官证书，分数完全符合德国标准。”交通运输学院教务科科长崔说：“连试卷都是考前从德国邮寄过来的，考试当天就可以打开。"

考场对面是一间教室。崔走进教室训练台上几平方米的汽车照明电路，说：“这些控制照明的电路非常复杂。要掌握这些，读课本其实很难做到。”

这是一间特殊的教室：巨大的空间里没有密集排列的桌椅，多个六边形的桌子被放在半封闭的隔间里，学生们围着桌子坐着。桌子外面摆放着与汽车相关的各种机电设备，在桌椅的另一侧摆放着一排风格各异的汽车。通常，学生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完成作业。

t-size:15px;">这个寓实践、理论教学于一体的教学场所，被命名为“学习型工厂”。在这个学校，现在每设置一个新的专业，都必须配备相应的“学习型工厂”。

崔小强在东莞市技师学院执教了十八年。从2014年开始，学校的教学模式开始了大刀阔斧的革新，交通运输学院的课改就是崔小强主要负责。崔小强说，这里的学生已经不再像从前一样按照课本学习了，现在的课程变成了一个一个的“任务”或“项目”，例如“发动机故障怎么办”，在课堂上，学生需要通过现场教学去解决这些任务。

智能制造学院院长周军认为，这种项目制从开始到完成，过程涉及多门不同的学科，需要不断地解决问题，这和传统的学科导向的教学模式迥异。

周军所在的智能制造学院的机电一体化“学习型工厂”，则更加具有车间的意味：“工厂”内按照生产功能分成八个区：钳工加工区、CNC加工区、理论教学区、车床加工区、铣床加工区、钣金加工区、数控车床加工区、锯床加工区。

工厂按照教学功能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以学习为主生产为辅的工厂教学区，这个区域通过模拟真实企业的生产过程，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另一部分，则是以生产为主学习为辅的真实工厂，通过引进深圳一家科技公司，将这个公司的部分产品引入这个工厂，在企业技术人员和学校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完成产品的生产。学生在经过模拟工厂学习后，直接进入真实工厂通过生产继续学习。

周军介绍，这样的“学习型工厂”接收工厂的真实订单进行加工，学生实训完全按照工厂标准，学习实训中所学所用的工艺流程无限接近于真实的工厂，每年学院会不断引入外面的企业进行合作。周军所在的学院，涉及的专业在东莞地区有着广阔的应用市场，工学交替做得也相对更好，光是和企业之间有密切联系的就有目前就有80多家。

“双元制”教育

东莞市技师学院现在一共拥有19个“学习型工厂”，分布到8个学院，只要新建一个专业，都必须配备“学习型工厂”。

这是刘海光最引为自豪的“创举”。早年前，刘海光在德国取得了职业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硕士学位，也在那里他亲眼见证了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运作的模式。2013年，刘海光来到东莞市技师学院。在此之前，他在扬州技师学院创建了国内第一个“中德技师培训学院”。

刘海光认为，教学过程必须融入生产的过程，把工作过程转换成学习领域（工作任务），把工作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转换成学习情景，这样才能做到教育和产业的无缝对接。，这样才能做到教育和产业的无缝对接。

据刘海光介绍，在德国，除了大企业具备自己的培训机构，诸多中小企业并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因此，在德国的“双元制”教育中，通过成立跨企业培训中心，来执行企业的教学计划部分。这种类似模拟工厂的跨企业培训中心可能由某个行业协会筹办，也可能是国家或是个人投资。

在东莞，从2014年开始，刘海光开始将德国的跨企业培训中心“搬”到了学校，同时，按照德国标准，对教学计划、课程、教学模式进行全面的改革。在实现了企业培训之外，借助珠三角地区丰富的企业资源，这个学校不断引入校企合作，甚至开始将部分企业的产线搬进学校，以此带动学校和企业的共同研发与生产。

作为实现德国经济腾飞的“密匙”之一，德国的职业技术教育以培育产业工人闻名于世，而中国的职业教育关注德国模式时间已久。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教育主管部门便开始在这一领域和德国有关机构进行合作(如汉斯塞德尔基金会，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实施"双元制职业教育"试点工作。到了90年代，中德两国总理还曾签署职业教育合作的联合倡议书，此后关于德国双元制教育模式在中国职业教育界不绝于耳。但一个问题却困扰了中国职业教育界多年：中国职业教育学习了德国数十年，何以至今鲜有建树？

刘海光思考的最终结论是：中国的职业技术教育缺乏系统性的改革。

“这就像一辆自行车，你要想自行车运转正常，必须每个零件，链条、轮子、结构件全部正常。”刘海光用了一个比喻，“这么多年，我们不知道花了多少冤枉钱到德国，委派师资过去培训，开了眼界，回来做个报告，但终究不能落地，这就像拿了个种子回来，但没有土壤。”

按照东莞市技师学院的规定，学生通过结业考试，将获得一张在欧盟地区通用的职业资格证书。

“欧盟的证书拿到国内有什么用？在中国的德国企业又能有多少？”很多人问刘海光。这其中的疑惑在于，这样的拷贝没有多少现实价值。

但刘海光对于这样的逻辑不以为然：“证书就是为德国人服务的吗？证书只是一个标准，引进证书其实是引进标准。工业化道路从1.0到4.0，任何一个国家都要走过这条道路，你必须要遵循工业化的路径，这意味着不同国家对于产业工人的技能和素质要求是一样的。证书背后的标准进来以后，职业教育就要围绕标准做系统化的改革。”

刘海光说，有了标准，职业教育的理念，职业教育的方法要改，师资培养的方式要改，基地建设的方法也要改，考核评价的方法也要改。这需要打破原有的学科体系，形成跨专业的、以行为为导向的课程体系，按照系统论，整系统的落地，形成自己独特的东西。

周军认为，东莞市技师学院能够移植“双元制”成功，一方面，从内部需要学校本身有变革的决心，另一方面，外部环境上，东莞制造业高度发达，学校有充足的资源与企业进行合作，这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外在条件。不过，这不意味着在其他地方就不能因地制宜，发展符合当地产业需求的职业教育。

“灰领”

刘海光想要培养中国制造产业的“灰领”。

通过德国“双元制”教育的本土化实践，培养与产业需求匹配的制造业人才——应用型工程师，他认为，这种做法其实是过去的中等教育跟高等教育的一个融合，这种教育方式实际上培养的是一个新的阶层，他称之为“灰领”，而不是过去的“蓝领”。

在刘海光看来，现今的工业已经发展到了3.0阶段，但对产业工人的培育还停留在2.0版本。“2.0版本的技能培养还是单一的，它不具备跨专业的综合能力，所以会产生就业结构的矛盾，要从根上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教育必须进行改革，必须跟产业匹配。”

转变的原因在于，随着产业的转型升级，已经逐渐不再需要那些只具备单一技能的工人或者是设计工程师，而必须是一个复合型的人才，具备动手的能力，也具备设计的功能，其本质应当是应用工程师。东莞身处制造业最发达的地区，对于产业需求的这种转变体会最为深切，按照过去的培养方式，早就远远滞后于产业的需求了。

周军认为，在国外并不存在“技工”这样一个专有的概念，中国的“技工”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可能也将退出历史的舞台。技工和工程师是两列的概念，但高级别的技术工人，更像是一个应用工程师。因此，未来的职业教育，也应当向应用型大学靠拢。

“尽管东莞的制造业还没达到全球领先水平，已经在走向高端的路上，事实上，低端的生产你已经生存不了，利润支撑不了这个地方的生存成本。”周军分析说，“这条路需要产业工人的支撑。”

他认为，这一代的产业工人的综合素质肯定好于上一代。制造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已经不一样了。原来做一个螺丝刀的工作，创造的价值始终上不去，但人工智能的发展，替代了那些脏乱差的岗位，也淘汰了那些机械式的简单重复劳动，产业未来需要的是复合型技能人才，新一代的产业工人，创造价值也将较从前大为提高，收入也在同步提高了，同时工作环境在不断改善，这个过程中，其自身社会地位也会持续提高。而社会地位的提高，又将反过来吸引人才不断进入制造业。

“从父辈开始，就有一个观念，进工厂辛苦，还有一眼望得到头的前途。但是如果现在以及未来制造业的从业环境还可以，你的贡献远远大于你的收入，收入水平大为改善，那可能心态就不一样了。上个世纪80年代，去企业就曾比做公务员更吃香，因为收入更高。现在，也许又要重新走入一个新的时代。”周军说。

事实上，即便是近些年的就业市场，除了受到富余资本加持的互联网领域的一些服务性岗位，服务业的收入水平一直整体低于制造业。

2020年，中国普通高校毕业人数达到874万人。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问题严峻，另一方面，制造业却屡屡传来“招不到人”的呼喊，中国年轻一代的就业结构性矛盾空前突出。刘海光认为，这其中根本原因就在于教育与产业不匹配。

“工业2.0时期，产业偏向于劳动密集型，分工较细，技术工人的技能要求相对单一，例如机电领域，便存在“学机不学电”或者“学电不学机”的说法。但到了工业3.0时代，机器人开始大面积替换传统的简单重复性劳动，过去一条流水线的工作需要一个由不同专业组成的团队，还要加一些技术工人，但现在产业需要的是更少的人解决一整套流程。”刘海光解释说。

因此，学一门单一的车工还有用吗？学一门钳工还有用吗？对于那些“高不成低不就”的大学生，只会一门学科，能很好地上岗吗？

刘海光反复提及的都是，教育和产业的对接。在东莞市技师学院，该校与跟德国合作的12个专业，均是根据东莞当地的产业需求设立。

他认为，德国的“双元制”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职业教育的典范，根本原因也在于，培养的产业工人能够实现与产业的无缝对接。但一直以来中国的职业教育改革，始终绕不过重学历的导向，这与围绕产业需求做教育是相悖的。

成为“清北”

6月7日时值高考第一天，东莞市技师学院所在的整个东莞职教城都比较安静，这里平日也不似高校云集的地方那般熙熙攘攘，路上很少有学生走过。

2021年，这所学校在校生近13000名，但在2013年的时候学生规模只有3000人左右。在技工院校招生普遍不甚理想的这些年中，这样的招生增长速度在全国也很少见。

在技工教育领域，广东因规模和整体发展水平，被认为是一面旗帜。刘海光对于学校的生源结构感到自豪，因为在全省它是最好的。“2017年，我们80%招收高中毕业生，不仅在广东，在全国也是位于前列。2018年时，高中生源比例一度达到95%。”刘海光说。

他认为，从一些通行的指标看，这所学校的办学层次也已经做到了广东省第一。从2017年开始，这里已经100%的培养高级技工，这在全省没有任何一个学校能做到，全国的职业学校基本也没有学校不培养中级工。

但刘海光说，未来他希望这所学校能够成为技工教育领域的“清北”，尽管这个目标乍听起来有一些“不现实”。

“我们过去将职业教育定位为给年轻人一个饭碗。你通过我的职业训练、职业培训，得到一份工作，但这是不够的，职业教育不但给小孩饭碗，还要给他们一个美好的前程。”刘海光说，他不想让学生们觉得没有出路，没有未来。

2018年开始，刘海光开始对学校的教育教学体系着手第二次改革。怎么改？“我们按照专业群对接产业链，我们建二级学院，每个二级学院对接一个产业链。”

对接一个产业链干什么？刘海光想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是对老专业进行改造，在校企合作的基础上，对学生的培养标准进行重新设计，让专业更加贴近于产业的需求，让学生获得一个更高质量的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