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与守成 ——李世民

原文：

上问侍臣：“创业与守成孰难？”房玄龄曰：“草昧之初，与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魏征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上曰：“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征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玄龄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译文

唐太宗问身边的大臣：“创业难，维持难？”方：“建国前，很难和各路英雄抗衡，然后让他们投降！”魏徵说：“自古以来，帝王从困境中赢得世界，从安逸中失去世界。更难保住了！”唐太宗说：“我和凌轩一起打拼，打下河山，才体会到创业的艰难。魏徵和我一起定居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经常担心财富导致傲慢和奢侈，得意忘形导致麻烦，所以更难知道如何保持成功。但创业难已成为过去，保持成功的难度要谨慎对待。”凌轩等人敬礼说：“说这话，是全国人民的福气！”

公元638年(贞观十二年)，唐太宗李世民问大臣们：“创业难还是留名难？”《尚书》左仆从方，曾跟随南征北战，生死与共。因此，他想：“草创之初，与英雄们角力后创业难！”然而，仆人魏徵有不同的意见。他说：“自古帝王，不得不艰难，失去了安逸，也很难保住自己的成就！”(《资治通鉴唐纪》 )

基于实践经验、理论水平和思想角度的不同，一个思想问题当然可以有几种不同的答案。但是，面对两位首相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我们应该如何判断呢？李世民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我和凌轩共享天下，死一百次，得一辈子，所以我们知道创业的难度。如果你想和我和平相处，你会经常害怕傲慢会生于财富，烦恼会生于无知，所以很难保持。”如果就这些，那也只是一半的糟糕和不偏不倚。关键是他背后的话：“不过，创业的难度已经过去了；如果很难保持成功，你应该对公众保持谨慎。”

我们不得不承认，李世民的辩证思维，至少对创业和自我成功的理论理解，是符合辩证法的。创业不容易，创业更难。通常，大多数皇帝创业时，没有奢侈的资本，也没有享受的条件。如果他们想改变现状，出人头地，自古以来只有一个办法，他们阻止不了他。在这种情况下，创业总是在上升，虽然是“百死”。然而守城却不同，有着“锦绣珠玉无穷尽在往昔”，“犬马鹰隼皆远”，足以让他们“精神瘫痪”。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成功可以用“灾难和混乱”来形容，如果你忽视了它，你可能会陷入毁灭。

唐明皇李隆基，登基之初，励精图治、刻厉节俭，颇有明君之范：生活上，他“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玉锦绣”。政治上，他虚心纳谏、勇于接受臣下监督，并重用“为人峭直，不干荣利”的韩休为相，从而创造了著名的“开元之治”。但执政后期，他也如商纣王一样，整日游乐于“花柳繁华地”，沉醉于“温柔富贵乡”，到头来落得个“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的结局。

其实，守成与创业相比，之所以难，就是因为在成功面前，人们大都选择了安逸，而不愿继续奋斗，不愿再过苦行僧式的生活。从本质来讲，最终是在安逸面前吃了败仗，自己打败了自己。“胜人者力，自胜者强。”创业之难，本质上属于“胜人（他）”；而守成之难，克制自己“行恣睢之心”的欲望，过好“权力关”“金钱关”“美女关”，本质上属于“自胜”，乃自己与自己过不去，往往会生出一种心理不平衡。因此，没有一种“以苦为乐”的境界，是决然做不到的。李世民本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虽然他深谙“骄奢生于富贵”的道理，并发出了“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的号召，但自己最终也没有跳出“失之于安逸”的怪圈。公元648年（即其临终前一年），他亲自为太子李治撰写了《帝范》十二篇，其中明确写道：“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显然，他要儿子不要学爹。这至少说明，他那个“守成”的号召，“自身硬”是不足斤两的。

而今，李世民早已走进历史，但“创业与守成孰难”的启示，迄今仍然鲜活。概言之：抑制安逸惰性，没有休止符；破解守成之难，须得终生防微杜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