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俊怀，中国最具争议的企业家之一，自1983年起担任呼和浩特市惠民乳制品厂厂长，创办伊利集团。2004年，他在事业巅峰时期入狱，四年后重获自由。这一罪行是挪用公款，他至今仍强烈否认这一罪行，但多年后，他已经厌倦了再次战斗。他与下属牛根生及其继任者潘刚之间的神秘关系，他对中国企业MBO(管理层收购)历史的影响，他掌管伊利时的实力，他出狱后的贫穷与漂泊.在郑俊怀不为人知的十年里，这一切都让年轻一代的企业家唏嘘不已。
10年前，2004年12月17日，时任伊利集团董事长的郑俊怀与下属走进呼和浩特胡立山度假村。几个小时前，他们接到市领导的通知后，来到这里开会。会议室里气氛诡异而肃穆，检察院公布了办案人员名单。郑俊怀感到震惊。四年的牢狱生活毫无征兆地到来，伊利创始人的人生轨迹被扭转。
十年后，事情发生了变化。郑俊怀在寒冷的牡丹江，计划把不知名的红星奶粉卖到更多的地方。红星早年也曾被郑俊怀击败，在常温下追赶伊利、蒙牛的战略中迷失。
十年前兴高采烈的郑俊怀在一个论坛上发表了演讲
十年前突然被抓毫无征兆
2014年12月初，郑俊怀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回忆起十年前被捕的那一天。毫无预兆，这是郑俊怀那天最深刻的印象。“一开始我想不通。我是怎么被抓的？”那天去开会的时候，检察院宣布以下人员正在接受调查，然后就没有自由了。"
两天后，郑俊怀被转移到看守所，并开始了长达19个月的调查期。乳业“教父”的传说戛然而止。
郑俊怀留给外界的最后印象是，2005年12月在法庭上，在长达12小时的庭审中，多次谈到购买社会法人股的过程；他说，还有眼泪，因为他瞥见了在台下哭的姐姐，忍不住了。他已经整整一年没有见到家人了。
在我们两天的谈话中，郑俊怀穿了一件黑色夹克、裤子和单皮鞋。在牡丹江零下20度的气温下，他比一般年轻人要坚强得多。与2000年的有钱人和2004年的颓废不同，2014年的郑俊怀瘦瘦的，朝气蓬勃，但高音和浓重的呼和浩特口音没有改变。
每天早上，郑俊怀都会离开家，步行30分钟到北山公园，这几乎是牡丹江最高的地方。如果下雨或下雪，郑俊怀需要40分钟从山上下来，步行半小时才能到家。每天前后一个半小时以上。最冷的时候——30度，他五六点就出门了，但是年轻人不太愿意陪他。幸运的是，位于东部的牡丹江太阳升起得很早。在极寒爬山时，他不仅冒着汗水，还冒着热气，胸前的衣服上结满了霜。
对于工作狂郑俊怀来说，爬山是唯一的休闲方式。当然，有时候爬山的时间也是用来和下属谈工作的。爬山吸引他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放松。郑俊怀喜欢在山顶大喊，面对牡丹江市。“在山顶大喊大叫很舒服，心里的不适感都会烟消云散。”
在过去的十年里，郑俊怀的怨恨并不难想象。他一直刻意保持沉默，甚至通过最熟悉的律师，他也不愿意接受采访。他的手机号码换了好几次，他的行踪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之所以在2014年底走上舞台，有两个因素：一是2013年他担任公司高管的禁令已经到期，他的CEO新红星集团食品有限公司也在高调扩张。64岁的郑俊怀正在为复出而战；第二，他认为当前的法治和政商环境与2004年不同。
郑俊怀在包头市萨拉齐监狱服刑
四年牢狱生涯 曾精心整理仓库和菜园
郑俊怀一直在为自己呐喊，但他并没有完全陷入其中。在他看来，在看守所的前19个月是炼狱，他的体重突然从165公斤降到了130公斤。家属不准探视，律师不在，办案人员和政府部门轮流探视。相比之下，郑俊怀觉得他在监狱里的三年轻松多了。他称之为“一种精神修行”，最大的收获就是病好了。他说：“因为我在监狱里，我没有责任，没有别的。经过四年的改革，我已经从过去的富贵病中恢复过来，所以现在我才有精力去做一些事情。没有监狱区，也许我已经消失了。"
nt-size:15px;">现在被问及那段经历时，郑俊怀会先嘿嘿嘿地笑，然后讲上那一两段故事。包头市萨拉齐监狱，郑俊怀住过的“号子”里，多的时候有三四十人，三教九流。高学历、企业一把手、人大代表，郑俊怀所有曾经的身份，在那里换不来任何区别对待，他和死刑犯、强奸犯、毒贩、纵火犯的吃住一起，“大家都一样，都是国家的罪犯。”
最早一次给郑俊怀剃头的，就是同一“号子”里的杀人犯，那天是在他行刑的20天前。在里面，郑俊怀问吸毒者，那滋味有什么好的?人家反问他，郑老头你吸过吗?没有?那你不会知道那滋味是什么什么都比不上的。
狱中经历，也几乎颠覆了郑俊怀前半生对人性、对事情的看法。“人，有恶就有善，这才是社会。他(杀人犯)因为某个问题做错了，可都是人，都有人性的一面。世间就没有绝对的对错。”
在监狱里，郑俊怀最自豪的是他整理过的仓库和菜园。这位在22年的企业一把手，第一次走进脏乱无比的监狱仓库时，心里嘀咕的是，“这要是在伊利，我早把库管开了!”库管在监狱里是美差，郑俊怀把一切收拾妥当之后，外出看了一次病，回来差事就被占了。农村出身的郑俊怀主动申请去种菜，近10年过去了，他至今还记得自己种的最好的一棵黄瓜秧上，一次结了16根黄瓜;西红柿果实也满满的。他聊种菜时得意的口吻，和回忆带领伊利挤走外国品牌常温奶时一样。
那块菜地是郑俊怀的乐园，顶着正午的太阳拔草、大汗淋漓，郑俊怀把那叫“日光浴”。在伙食条件极差的监狱，郑俊怀能带一点儿蔬菜回“号子”里独享，是极开心的经历。郑俊怀说：“我这人最大的特点，交给我甚我就做甚。苦孩子嘛，舍得受罪，走到哪里都行。”
1950年，郑俊怀出生在内蒙土默特左旗，幼年失怙，五兄妹与老母亲感情极深。伊利时代，郑俊怀忙碌得每年只有一天陪她说说话。2008年，90多岁的老人在他出狱4个月前撒手人寰。郑俊怀把这称作“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再被追问时，郑俊怀也会承认，在“号子”里也是会被打骂的。因为菜园打理得太干净了，他被狱友骂，“爷们以前想钻进去偷个黄瓜、西红柿，想偷就偷，现在偷不成了。一点儿草都没有，钻进去遮不住。”每月月底，狱警会照例来搜身、查抄监舍，“没有尊严的，犯人是没有尊严的。”郑俊怀嘟囔。
郑俊怀怨念，因为坚信自己遭遇了司法不公正，但又在谈话间数次自然而然地提到“感谢党给的一切”，感谢党让他有机会上大学、有机会从贫瘠的土默特左旗走出来。
贫苦出身的郑俊怀，自觉过于耿直、也不算大方;对自己如此，对下属如此，对一些敏感关系也如此。在伊利时代，他和不少当地官员都是朋友，但又似乎没能精于此道。郑最终因为挪用公款入狱，但一些坊间传闻更愿意相信，他是不愿在MBO中答应某种要求而落得牢狱之灾。
对于十年波折，郑俊怀说全怪自己，因为耿直、因为不会韬光养晦、因为不会与时俱进。但现在他想开了，虽然心结还是不服。
黑龙江红星乳业实验室，与业内巨擘伊利相比很弱小
对伊利感情复杂 仍意难忘
在谈话中，不难能感觉出郑俊怀对伊利复杂的情绪。他开始时不太愿意提“伊利”两个字，而是叫“我原来那家企业”，但语速加快时，又不小心叫回“伊利”。
这是在郑俊怀讲未来乳业宏图时，我插嘴问起他对于伊利及伊利现任董事长潘刚的真实看法。我尽量简短、小心地提问，让问题不那么突兀与不礼貌，因为依照过去的发生种种(独董风波、年薪纠纷)，这些于他可能已经是一种禁忌。
几次谈话的片段拼凑起来，能还原出一点儿郑俊怀作为当事人对旧事的说法：1983年时，郑俊怀也不愿意去这家濒临倒闭的作坊。在那以前，他从公务员职位下海到国营单位，带着知青把马圈改成饭店，生意好时，每天炸油条就能卖出1000多块钱。在80年代的内蒙，那是很了不起的营业额。最终，郑俊怀还是遵从了组织安排，在伊利度过了从33岁到54岁，风光无限。
喝了一点儿红酒后，郑俊怀也会感慨：“我最宝贵的年华、精力和心血都放到了那个地方。2004年我走的时候，它是老大了。我希望它好，这是情结。我走了十年了它很好，这我是欣慰的。”
郑俊怀至今不愿意消费一分钱的蒙牛产品，蒙牛是伊利最大的竞争者。
郑俊怀说：“我坐牢的时候，过春节警察给我们买牛奶，是蒙牛的，我说不要，你给我换伊利的。我出来时三聚氰胺爆发了，我希望伊利发财，这是多好的机会啊!过去我们瞄准的就是三鹿，他们(奶粉)产量5万的时候我们1万吨都还没有。我希望它好，因为那个企业凝聚了我22年的心血。”
如今，郑俊怀仍旧在向伊利追讨入狱前的数百万年薪，和价值数亿的股权，但6年来都没有结果。狱中四年，伊利没有一个人来探望过郑俊怀。相反，蒙牛里他和牛根生的部下会来探望，这让他亦伤感、亦无奈，“尽管现在没有任何关系，尽管它还扣了我的个人合法所得，我也绝对不会伤害它。”
当郑俊怀遇到牛根生
一笑泯恩仇与牛根生再续前缘
1999年，郑俊怀副手牛根生出走伊利，创办蒙牛。尽管早年有不愉快的分手经历，如今两人已经释然，郑叫牛根生“老牛”、“牛子”，郑俊怀说：“我们是朋友，他比我小8岁，在我手下整整16年。”在郑俊怀身陷囹圄时，牛根生接济过他在留学中的两个孩子。
在晚饭的频繁举杯中间，我问郑俊怀，你觉得自己是在伊利时太过专断吗?毕竟，牛根生早年含怨出走伊利的故事太为知名，我想听听另一位当事人怎么说。
在早年中国商业起步的蛮荒时代，很多企业家都是霸道的，实际上没有绝对的权威、铁腕，企业可能压根就做不起来。伊利早年就是一家以严苛管理出名的一家，不过郑俊怀不认为自己独断，理由是伊利走出了如此多的优秀高管，包括转投蒙牛的，这足以证明在伊利给了人才成长空间。但郑俊怀也承认，而今在红星的管理要人性化得多，和伊利早年强制管理截然不同了，要“人性化、高素质”。
郑俊怀入狱后，接手伊利的是他一手提拔的70后潘刚，关于这对师徒间微妙关系的传闻很多。冷不丁时，郑俊怀还会叫出潘刚“小潘”，就像20年前，后者托郑俊怀弟弟的关系进入伊利时一样。
郑俊怀“(潘刚)是我培养的，我不后悔。我也培养了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牛根生)，也不后悔，因为他们都在给社会做贡献。坐牢以后把什么都看淡了，名看得淡了，在伊利我就压根没谋过什么利。”
重装上阵壮心不已
和很多成长于1950年那个物质匮乏年代的人一样，郑俊怀节俭得有点儿吝啬，即便是在主政伊利时。在牡丹江红星，他的下属与晚辈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是，老爷子一次买了5条一样的裤子，每条50块钱。郑俊怀不太在乎自己吃什么，也吃的很少;在北京办事时坐地铁，街边小摊上的一碗面就是他果腹的主食。初到红星，郑俊怀去北京出差是坐火车的。郑俊怀对小米公司及产品赞誉有加，但因为不算多的价差，还是选了三星手机。和入狱前秘书打理一切不同，现在的郑俊怀会用电脑，是从“一指禅”学起的;会发邮件、也会用微信做工作交流。
时运很微妙。上世纪90年代，四十六七岁的郑俊怀出差海南，彼时他刚刚把伊利送上市，忙碌、风光无限。在那里一位“大师”和他攀谈，内容大意是你少年困苦、当下风光了得、但50岁出头会有一难，“要么进医院、要么进法院”，结果一语成谶。
2014年的郑俊怀回忆起这些时叹了口气，但他说自己仍旧是坚定的无神论者，“我不信这些的。晚年会平顺，监狱都过来了，还能怎么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