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汝椿

一、明清晋商简介

（一）明清晋商在中国商界的地位

明清时期，中国商业高度发达，形成了十大商帮：

1.晋商2、陕商3、宁波商4、鲁商5、粤商5

6.福建商帮7。洞庭(位于苏州西南太湖)商务港8号。江油(江西)企业集团

9.龙游(位于浙江省中部西部)商帮10家。惠州商帮

什么是帮助？帮助是一个互相帮助的群体。你为什么能组成一个帮派？当某个行业高度发达，某个地区的人们需要共同努力，协调行动时，就形成了帮助。形成这些商业团体的重要标志是会馆，这是我们团体开会商议的地方。比如北京有山西会馆、广东会馆，汉口有山西会馆。据相关资料显示，仅北京就有32家晋商会馆。可见，中国明清时期是一个商业高度发展的时代，晋商在此背景下脱颖而出。

上述十大商帮中，晋商、徽商势力最大。明朝200年间，晋商和徽商基本平分秋色，江南以徽商为主，江南以晋商为主。入清后的300年间，晋商进一步崛起，徽商逐渐走下坡路，整个华商社会形成了晋商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因此，在中国商业史上，有一句话叫晋商称霸中国商界500年。

（二）明清晋商的核心力量

明朝200年间，晋商的核心力量主要是“平阳、泽、鲁商”。平阳是指现在的临沂、运城一带，商人靠河东盐池发家，然后进入全国市场；泽、鲁指的是现在的晋城、长治地区，商人靠铁矿石发家，然后进入全国市场。盐和铁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商品，这里的商人拥有这两种商品的来源，在商业竞争中自然会有很大的优势，其中自然会涌现出大贾这种巨商，进而形成与刚辉旗鼓相当的强大金钢。

清朝300年间，晋商的核心力量主要是晋中商人，包括来自祁县、太谷、平遥、介休、榆次等县的商人。他们主要靠汉蒙贸易、中俄贸易和后来兴起的银行业发家致富，最终完成了称霸中国商界的辉煌使命。

二、清代晋商为何突然崛起，称霸天下？

（一）得天独厚的三次大好机遇和三个大好市场

清代晋商之所以能迅速超越徽商，称霸天下，是因为“平阳、泽、鲁商”在传统商业领域(如盐铁店、典当行、丝粮店等)继续保持强劲发展。)，并与徽商等商业集团竞争；二是晋中商人抓住三大机遇，开拓垄断三大市场，从而迅速超越徽商，称霸天下。

1、康熙皇帝平定准葛尔部噶尔丹的叛乱，广大的西北地区真正实现了统一，使明初以来禁锢了300年的汉蒙贸易开禁；于是，一个巨大的蒙古地区的市场出现在中国商界，而晋中商人捷足先登，进入了并很快垄断了这个巨大的市场。

这个市场的利润有多厚？

由于中蒙贸易长期被禁锢，蒙古人生意不佳，通往蒙古的贸易路线漫长而艰难，晋商对蒙古贸易的垄断，中蒙商品贸易差价巨大，利润极其丰厚：

tyle="font-size:15px;">据有关资料的介绍，汉人商品在归化城（呼市）与乌里雅苏台（相距4000多里，有54个台站）的基本价格比为1：3；与科布多（相距5500里，有68个台站）的基本价格比为1：4；而蒙人商品在上述三个地方的基本价格比正好反了个儿。

如一块砖茶与一只普通绵羊的比价：

归化城是7：1 乌里雅苏台是2：1 科布多是1.5：1

再如一块砖茶与一斤羊肉的比价：

归化城是1：3 乌里雅苏台是1：15 科布多是1：20

这个市场究竟有多大的规模呢？

仅以归化城著名旅蒙商大盛魁商号为例：

每年约走15顶货房子，每顶货房子14把子骆驼，每把子有14个骆驼，共有196个骆驼，另有班头等人的4匹马，加起来约是200余头骆马，40多个人。每顶货房子每次要赶运回15000只羊（每年约十二顶货房子），或1500匹马（每年约三顶货房子），加起来就是18万只羊，4500匹马；以每只羊在归化城2两银子、每匹马在归化城20两银子计算，营业额则是45万多两银子。

而由于其贸易价差巨大，纯利润至少有一半以上，则一年纯利润应在23万两银子上下。据有关资料介绍，大盛魁共有34个人银股，三年一个账期，多年来都是每股分红1万两银子上下。

市场规模如此之巨，商品价差又如此之大，如此丰厚的利润必然要滋养一大批从事旅蒙贸易的巨商，以归化城为大本营的大盛魁、元盛德和天义德等字号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大盛魁是晋中商人开拓并占领广大蒙古地区市场，进而发展为巨商的典型例子。

大盛魁的创始人王相卿、张杰、史大学最初是三个普通的货郎，由于跟随费扬古将军（清初“右卫将军”，驻现在的右玉县，相当于现在的大军区司令员）深入蒙古草原平定噶尔丹叛乱，熟悉道路和商情，其后合伙做旅蒙贸易，最后竟发展成一个巨商。

大盛魁在创始阶段也曾遭遇过大的挫折，有一年因结算往来账务时遇到困难，柜上被债主洗劫一空，仅在瓮底留下了少许小米！正值年关，他们三人只得在大年初一熬了一锅粥，算是过了大年。他们发达起来后，为了不忘创业的艰难，就给后人定下了过大年喝米粥的规矩，坚持了200多年。

狗在大盛魁的发展中立下过大功，约在康熙年间的一年冬天，乌里雅苏台茶价暴涨（俄国商人大量采购向欧洲贩运，当时中俄贸易尚未限制于恰克图一地），正值大雪封路的冬季，乌里雅苏台与归化城的通信和运输中断，谁也无法将这个信息传达到归化城。这时候，大盛魁的掌柜急中生智，就把信牢牢地捆绑他心爱的巨獒脖子上，让这条狗送信到归化城；最后这条狗居然真的将信送到了归化城，使大盛魁先人一步组织了货源运到乌里雅苏台，大赚了一笔钱。而这条獒狗因为4000多里的艰难跋涉、搏斗、饥饿，到了归化城就死了。为了感念狗的这份功劳，大盛魁的创业者们留下了规矩：对狗特别优等，平常基本是人吃什么就给狗吃什么，而在过年时狗比人还好活：这一天人必须喝小米粥，而狗却可以吃肉！还鼓励各小号养狗，狗多的时候有近1000只！另外，还给狗顶了一个“狗股”，专门用于养狗的开支。

大盛魁在旅蒙生意中，采用一种放“印票账”（上面写有“父债子还，夫债妻还，死亡绝后，由旗公还”字样，并盖有当地王爷的印章）的赊销方法，就做成了“一羊三皮”的生意：月息3%的高利息；由于赊销造成了专销的垄断，又把销售的商品价格抬高；由于赊销还造成了专购的垄断，再把收购的商品价格压低。

大盛魁是最成功的一个旅蒙商号，成了归化城最有财势的字号。发展起来的大盛魁掌柜们稳健经营，每次分红都留有余地，公积金相当可观，所以每个账期的分红多保持在每股1万两上下。甚至哪一年多花销十数万两银子，柜上也不在乎！民国十年（1921年）外蒙古独立时，由于不承认蒙古人所欠旅蒙商的一切债务，大盛魁损失达二三百万两银子！就这，它仍是归化城财力最雄厚的字号。

据有关资料介绍，在这二三百年间，汉蒙贸易价格基本保持稳定，而汉蒙贸易又一直由晋中商人垄断。由此可见，有多少利润流入了晋中商人的腰包！

由此，晋中商人开始崛起了。

2、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开启了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的先河；而乾隆二十年（1755年）停止了俄国官私商队入京贸易的惯例，将中俄贸易归于恰克图一地，更使恰克图的中俄茶叶贸易空前兴隆。而由于晋中商人早已垄断了广大蒙古地区的贸易，把持了广大蒙古地区的道路，其他商帮很难穿越广大的蒙古地区（归化城、张家口距恰克图近5000里）去和俄商进行贸易；于是，中俄恰克图贸易口岸也由晋中商人垄断把持了。

恰克图的市场有多大的规模呢？且看俄国方面有关资料记载的几个贸易数字：

嘉庆六年（1801年），贸易额为810万卢布（约折合白银567万两）。

嘉庆十五年（1810年），贸易额为1300万卢布（折合白银910万两）。

道光年间，贸易额约为1600万卢布（折合白银1120万两）。

根据上述资料估计，每年贸易额应在1000万卢布（700万两白银）上下。

这种恰克图贸易的利润又有多厚呢？据俄国方面的资料，俄国商人从这儿购进的茶叶在本国销售至少有五成的利润。那经过万里长途跋涉贩运茶叶并把持这个口岸的晋商这儿，其赚头也至少在五成以上。这样算来，每年至少应有350万两白银的利润流入晋中商人的腰包。

由于中俄恰克图贸易规模如此之大，利润如此之厚，所以有140多家晋商的字号在恰克图设庄，其中最为著名的字号是榆次常家的大升玉茶庄、大泉玉茶庄、大美玉茶庄、独慎玉茶庄和祁县渠家的长裕川茶庄等十余家字号。这些字号三年一个账期，每股分红多在七八千两白银下下。

为什么这些从事恰克图边贸的字号都叫茶庄呢？因为晋商出口的商品90%都是茶叶。

需要说明的是，以当时的关口管理水平，上述资料记载的资料肯定是不全面的，有相当多的公开贸易额会被遗漏，有相当多的走私贸易额更不会在上述统计数字内；所以，每年流入晋中商人腰包的要比350万两白银的数量还要大得多。

这里需要将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的商路介绍一下：晋商从武夷山一带采购茶叶——江西铅山县河口镇——入信江——鄱阳湖——长江——汉口——入汉水——襄樊——入唐河——河南社旗镇；然后转用骡马驮运——洛阳——过黄河入太行山——晋城——长治——祁县子洪口——祁县贾令镇——太原——大同——归化城、张家口；最后再转骆驼运输——库仑——恰克图。全程长途跋涉1万里左右，耗时3个月左右。

这里需要说一下砖茶。由于如此长途而长时间的运输，晋商还发明了砖茶：将茶叶蒸熟加工，挤压成砖头一样形状和砖头一样硬度，就叫成了砖茶。这样的砖茶极大地压缩了体积并延续了保质时间，就适宜长途而长时间的贩运了。

再说一下千斤银锭“没奈何”。由于晋商对俄商贸易经常处于出超地位，每年约有五分之一的出超额需现银结算，折合白银就是约140万两。又由于恰克图距晋商的两个大本营归化城和张家口有近5000里左右，一路艰难险阻，还经常有土匪抢劫事件发生，晋商就将这些白银铸成一千斤重的银锭往回运输。这样，即使遇上土匪抢劫，他们面对这千斤银锭也奈何不了，也拿不走这些银子，于是，这千斤银锭就有了一个“没奈何”的名头。

恰克图中俄贸易于同治元年（1862年）中俄签订《中俄陆路通商章程》（该不平等条约允许俄国商人进入中国内地贸易）后逐渐退潮。恰克图中俄贸易前后持续180年之久，其中约有100余年的兴隆时期（1755——1862），这么长的时间里，这个规模大且利润厚的市场一直由晋中商人把持垄断，滋养了数十家巨商大贾。

由此，使晋中商人进一步快速发展，异军突起，呈咄咄逼人之势。

3、道光初年（约1823年）由晋中商人发明票号以来的金融革命，及其开拓的全新的金融市场，再一次由晋中商人垄断了这次金融革命的成果，垄断了这个全新的金融市场，并将晋中商人推向了极度的鼎盛。

汉蒙贸易和中俄贸易市场的开拓，只是一种贸易量的骤增，而票号的产生则是一种质的飞跃，是一次影响巨大的商业革命：既极大地推动了整个中国商业的繁荣，也极大地滋润了垄断这项革命成果的晋中商人。

什么是票号呢？票号实际上就是今天的银行。票号开始时主要就是因为解决异地结算的困难应运而生，其后又兼容了账局的存贷功能，从而成为当时功能最齐全最强大的金融机构。在票号产生之前，商品异地交易的结算是需要通过镖局长途运输现银来进行的。这种结算方法费用高，耗时长，且有不安全性；而票号的产生恰恰避免了这些弊端，极为便捷安全。

且看其便捷之处：

以北京与汉口之间做10万两白银的贸易额为例，如起镖运银，需30多个骡驮子，加上脚夫保镖至少需60多个人；3000多里的路途，也需要30天左右才能到达。而用票号汇兑，票到银到，只需一个人持票前往即可，时间也可缩短为10天左右。起镖运银的费用至少得10%，即1万两白银；汇兑则仅需5%，即5000两白银。由此可见，票号的出现，成倍地缩短了结算时间，减少了结算费用，更数十倍地减少了人力。

再看其安全：即使汇票人的票据被抢夺，因为各分号之间的信上有一些持票人特征身份的说明，别人拿上这张银票也难以兑现。

这一发明，给异地结算者带来了诸多好处，更给票号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且看其赢利情况：各票号的一个分号人员一般为5—10人，一年的汇兑额约在50万两白银上下，如果汇水以普通的4%计算，就是2万两的汇水收入；一年的存贷款大体在50万两上下，如果以存贷利差2%计算，就是1万两的利差收入。这样，一个分号即使刨去1万两银子的费用，也还剩余2万两银子。而票号的分号少则15个，多则35个，其丰厚的赢利可想而知。

据有关资料，山西票号有43家，其中著名的有日升昌、蔚泰厚、合盛元、大德通等。现简介如下：

日升昌票号：正本30万两，副本200万两，银股30个，人股30个，每股分红约1万两银子，在全国有35处分号。日升昌票号的东家是平遥李家，由大掌柜雷履泰创设于道光三年（1823年），是公认的第一家票号。

蔚泰厚票号：正本30万两，副本不详，人银股60余个，每股分红约6000两，最高分过12000两，在全国有33处分号。蔚泰厚的东家是介休侯家，第一任大掌柜是毛鸿翙，他原是日升昌的二掌柜，因与雷履泰闹矛盾愤然离号来到了侯家。侯家还有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天成亨四个票号，其经营状况稍差于蔚泰厚。

合盛元票号：正本50万两，副本不详，公积金650万两，每股分红约8000两，最高分过14000两，在全国有32多处分号。合盛元票号曾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前往日本神户、大阪、东京和朝鲜的仁川等地开设分号，是第一个开拓海外金融市场的票号。据资料载，在日本开设分号的当年，汇额在2000万日元上下，折合1400万两白银，即使汇水以较底的2%计算，当年的汇水收入也有28万两！

大德通票号：正本35万两，副本100万两，银股20个，人股24个，每股最高分红17000两，在全国有30多处分号。大德通票号的东家是祁县乔家，资本雄厚，经营稳健，它与姊妹号大德恒票号是最后于1940年结束票号业务的，是山西票号最后的擎旗手。大德通票号最感人的是1930年发生晋钞贬值事件：当时由于阎锡山在蒋冯阎大战中失败，造成晋钞严重贬值25倍！而大德通为了维护储户的利益，以价值相当的新钞付出，自已则吞下了贬值的苦果，损失了几十万现洋！好在当时大德通从山西吸收的存款多在外省放款，减少了晋钞贬值的风险。

票号为什么能够产生，并很快成为当时最赚钱的行业呢？

第一，山西商人在全国形成了巨大的势力、卓著的信誉和庞大的网络，具备了票号必须的条件。

第二，民信局的大量涌现，为山西商人创设票号铺平了道路。据资料载，道光二年（1822年）汉口开设有“胡万昌信局”；道光三年（1823年），重庆开设有“松柏长信局”；而实际的开设年限肯定比这要早得多。

第三，在票号正式产生前，早已有许多大字号兼营汇兑业务，做过一些尝试了。

基于上述三点，就可以产生票号了。

第四，由于票号汇兑比镖局运银具有省事省费、安全快捷的绝对优势，所以，很容易就取而代之了。而由于票号兼容了账局的存贷功能，又从账局这儿夺走了大部分存贷业务。由此，票号成了当时最强势的金融机构，也成了最赚钱的行业。

关于山西票号产生的时间，公认为是日升昌票号创设的道光三年（1823年），但也有康熙年间的说法：有人认为太谷员家的志诚信票号产生于康熙十八年，是由顾炎武、傅山等人帮助创设的，顾炎武设计了严格的号规，傅山设计了严密的龙门账。还有人认为祁县戴家的义振泉票号也是在康熙年间由顾炎武、傅山等人创设的。我认为这些观点绝不是空穴来风，应该是有历史根据的，不妨把这看作是票号的发韧时期，由于这些票号没有形成大的气候且秘密汇兑（为“反清复明”服务）等原因，不为众人所知罢了。

（二）得天独厚的三个先决条件

清代晋商之所以能够抓住了三次大好机遇，开拓并垄断了三个大好市场，由此迅速超越徽商并称雄天下，还在于清代晋中商人具有三个得天独厚的三个先决条件。

1、晋中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地灵人杰，历史上人才辈出。

晋中地处汾河湾，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历史上的大圣人尧、舜、禹都是在汾河湾发祥的。以祁县为例，在春秋时是晋国大夫祁奚的封地，他曾有“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高风亮节，对后世影响很大。据考证，在《辞海》《词源》上竟有150多个祁县人上榜，为大多数人所熟知的有王允、王维、温峤、温彦博、温庭筠等。这种地脉的滋润和人文的传承，会影响一代一代的后人。

山西过去有民谣：欢欢喜喜汾河湾，凑凑乎乎晋东南，哭哭啼啼吕梁山，死也不去雁门关。

由此可见，地处汾河湾的晋中是一块风水宝地，容易出人，也容易成事。

2、清朝初期一大批仁人志士集中在祁县丹枫阁进行反清复明运动，给祁县土地上留下了珍贵的文化基因，撒下了宝贵的精神种子，并吸引最优秀的人才进入了商业领域。

清初，在中国南北有两个较大的反清复明中心，南方是以苏州水绘园为中心聚拢的一批仁人志士，北方是以祁县丹枫阁为中心聚拢的一批仁人志士。后来，这两个反清复明中心都被清廷围剿摧毁了，祁县的丹枫阁也被一把火烧为灰烬。但活下来的人转而以经商做掩护，继续从事秘密的反清复明活动，如顾炎武、傅山、戴廷栻等人。

由于以祁县丹枫阁为中心的北方反清复明政治运动的失败，使一批仁人志士转向商业领域，从而为商界输入了大量精英，对晋中一带的商业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如顾炎武为字号设计了严格的制度，傅山为字号设计了严密的龙门账等，而且由于受他们这种反清复明的民族气节影响，使晋中一大批后来的社会精英耻于科举入仕而乐入经商，这就使最优秀的人才进入了商业领域。

当其他地方一流人才都涌向科举仕途，只是二三流人才进入商业领域，而山西则是一流人才进入商业领域时，其实就已经注定：山西商人迟早会称雄中国商界！

关于这一点，当时的山西学政刘于义给雍正皇帝的奏疏中写道：“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读书应试。”——这就是一个佐证。

3、优越的地理条件成全了山西商人。

首先从中国内陆市场来看，山西处于东西南北贸易的枢纽地位，特别是南北贸易的枢纽地位，其中尤以祁县为最：京冀通往川陕的官道路经祁县，蒙古地区通往汉口的商道也路经祁县穿越太行山。

具体从汉蒙贸易市场来看，山西不仅与蒙古地区接邻，而且是与其核心地带接邻，更重要的是山西把持了蒙古地区与中原贸易的门户：以清朝的行政区划，在蒙古地区与中原接壤的门户地带（即归化城一带）都隶属于山西巡抚管辖下的归绥道（归化直隶厅、萨拉齐直隶厅、清水河直隶厅、丰镇直隶厅、托克托直隶厅、宁远直隶厅、和林格尔直隶厅、兴和直隶厅、陶林直隶厅、武川直隶厅、五原直隶厅、东胜直隶厅）。

这就为山西商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更容易比同样与蒙古地区接壤的直隶省和陕西省的商人占领蒙古地区的市场。而由于晋中商人比晋北商人更有商业实力和商业文化底蕴，这个大市场也就由晋中商人垄断了。

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是山西商人开拓并垄断蒙古市场和俄国市场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三）超然于各商帮之上的两个独创制度、一个大掌柜独裁制度、一个学徒制度

清代晋商之所以能够抓住了三次大好机遇，开拓并垄断了三个大好市场，由此迅速超越徽商并称雄天下，还在于清代晋中商人独创并实施了四个超然于其他商帮之上的科学制度。

1、晋中商人独创的身股制，极大地刺激了广大从业人员的积极性。

身股制是晋中商人的独创，俗称“顶生意”，是字号对号内骨干从业人员的一种兼有笼络和奖赏性质的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将字号骨干从业人员按资历和功绩分为若干等次，进而确定这些骨干从业人员的所顶的身股数量：字号从业人员学徒出道后从一厘生意顶起，然后根据年功和业绩逐年添加到一厘五、二厘、二厘五……直到九厘五、一分，共有19个等次；一般最低顶一厘生意，最高顶一分生意。一分即一股，叫“吃全份”，是最高的身股，只有字号的大掌柜等少数人才能吃上“全份”。一般情况下，这些从业人员一旦顶上生意后，如无大的过错，会逐渐增添，终身受用，甚至对一些有功勋的人员的身股要延续到他本人死后三个账期！

需要说明的是，身股与银股同股同权，享有同等的分红权利；而字号的经营亏损则完全由东家承担。也就是说，买卖赔了是东家的，买卖赚了是东家员工共同的。由此可见，财东的气量是何等的大度，而员工的待遇是何等的优厚，字号对员工的吸引力又是何等的巨大！

如此如此，字号外的优秀人才必然趋之若鹜，字号内的优秀人才必然安之若泰，字号自然也就人才济济，生意隆隆了。

这种身股制在大字号里实行的大体情况是：

银股数一般为10—20股之间，每股资本金一般为5000—10000两银子之间。

身股数一般为银股数的三分之一，也有的为银股数的一半，甚至相等，极少数的则超过了银股数。

银股数一般是固定的，身股数则根据经营情况而变化，经营情况好，身股数就会逐渐增加。所以字号之间的银股身股比例并不一样，一个字号在不同时期的银股身股比例也不一样，往往是经营情况好的字号和持续时间长的字号身股比例较高。

字号间银股身股比例如：

1873年时，志诚信票号的银股是17俸，身股为6俸；身股占银股的35%。

1906年时，协成乾票号的银股是13．25俸，身股为17．5俸；身股占银股的132．07%

同一字号（以大德通票号为例）在不同时期银股身股比例如：

1889年时，银股是20股，每股资本银为5000两；身股为9．7俸。身股占银股的48．5%。

1908年时，银股是20股，每股资本银为11000两；身股为23．95俸；身股占银股的119．75%。

一般字号的账期为三年，票号的账期为四年，账期终了，字号要进行核算，然后按银股和身股进行分红。

顶生意一般需三年（有的字号需十年）学徒出道以后，先给顶上一厘，然后根据每个账期的表现和贡献，由大掌柜酌定是否添加生意。

清代晋中商人的大字号一般每个账期分红为2000两——10000两之间，由此看来，一个小伙计只要顶上一厘生意，就可拿到200两——1000两的分红。当时普通农民的年收入也就是10两——20两银子之间，而当时七品知县的年俸禄为45两银子（另有1000两养廉银），这样即使刚顶上一厘生意的小伙计至少是普通农民收入的几倍，至少比七品知县的俸禄还要高！如果能顶上五厘生意，则与七品知县的全部合法收入（俸禄加养廉银）也不相上下了。所以，在晋中一代便有了“有儿去经商，不羡七品空堂皇”的谚语！

晋中商人这种十分有利于员工的身股制，强有力地吸引了社会的优秀人才，也强有力地稳定了字号的骨干队伍，并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从掌柜到伙计，无不殚精竭虑，尽心尽力，从而提高了晋商整体的经营水平和竞争力。

2、晋中商人独创的标期制，极大地提高了资金的利用效率和流转速度。

标期制也是晋中商人的独创，是一种在晋中商人中实行的以信用为基础的定期结算制度，在晋中商人的大本营和主要活动区域祁县、太谷、平遥、归化城、张家口都实行这种结算制度。其主要内容是：一年分为春夏秋冬四个标期，在日常的商品交易中买卖双方只是赊账，并不结算；只是到了标期的前三天开始进行人欠欠人的账目核对，经相互抵顶后的净额，必须在规定的标期日前进行现银的交割。标期过后，则各字号继续以赊账的方式进行买卖，只到下一个标期。如果在过标时发生无法交割的“顶标”情况，这家字号就会被视为无信用字号，各字号就不再与其进行生意往来，也就等于被踢出这个圈子了。

每年的四个标期由当地有影响的一些大字号协商确定，分为东口标（张家口）、西口标（归化城）、太原标、太谷标，祁县标、平遥标、汾阳标等。各地的标期间隔基本上根据起镖运现的时间确定，如蒋学楷先生在《山西省之金融业》所记载的1935年的春标为：东口二月四日，西口二月二十日，太原三月三日，太谷三月八日，汾阳三月十二日，其中所间隔的时间正是各地之间起镖运现的时间（此时虽然早已有了票号银行，但因标期制远在康熙时就实行了，所以或相沿成习，或墨守成规，此时仍沿用以前的运镖间隔日期），这样各地之间相互衔接，就形成了一条有序的结算链条。

据说，各地对标期结算十分重视，在标期结算这三天如同赶庙会一般热闹，商会要组织唱戏，各字号则要下馆子请客吃饭；其中春夏秋冬四个标期以冬标最为重要，也最为热闹。

这种标期制度，数倍地节省了结算时间，数十倍地放大了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商界高手提供了“一两银子当十两用”乃至“空手套白狼”的巨大商机。如：一个字号在三个月内做十笔1万两的买卖，如果现买现卖，他得拥有1万两的资本，也得结算十次；而实行标期制度，他又会做生意，甚至可以没有一分钱就可以做成这十笔1万两的买卖，也仅需结算一次盈余即可。

由于实行了这种标期制度，还催生了中国最早的期货交易活动，如清代中后期至民国年间在包头盛行的“打佣”、“做盘子”等粮食期货交易活动：

“打佣”是粮店间小规模的空买空卖生意。一个粮店经营者摸清了市场行情后，或先找买主，或先找卖主，议定一个价格数量，然后再找买主或卖主。这个粮店找到“买”“卖”双方后，便做成了这笔空买空卖的生意，这时候要从买卖双方收取佣金，一般是100石粮食的买卖各支付1元（现洋）佣金。

如果到了标期仍做不成这笔买卖，这家粮店就得自我消化，或买进来粮食，或卖出去粮食。这是粮店的小伙计们从事的小型空买空卖生意。

“做盘子”是粮店之间更复杂的空买空卖生意。当粮店的伙计达到一定的业务水平时，掌柜便赋予他“做盘子”的权力。他上街摸了行情以后，就找买主或卖主，议定价格数量后，双方都出纸据盖章，买卖成交。然后，买卖双方都可以转让这张有信用的纸据，不断的空买空卖，从中赚取差价，直到标期结算交割（一般是四月标和十月标进行结算交割）。

做这种买卖的粮店必须有高度的信用和雄厚的财力，具体操作这种买卖的人则必须有较深的资历和较高的业务素质。

当时包头这种买卖极度盛行，几乎所有的大粮店（约15家左右）都做这种买卖，而且这种买卖成了这些粮店的主要业务，而日常的买粮、磨面、卖面业务反倒成了捎带！

由标期制而催生的上述期货交易活动，不仅使晋商中的高人大展身手，大赚银钱，也为自己乃至中国商人大争了脸面！——中国的期货交易并非从外国引进而来，而是在包头的晋商中自然发育而成，而且源远流长，曾经蔚为大观呢！

综上所述，晋中商人实行的标期制，极大地提高了资金的利用效率和流转速度，也最大程度地锤炼出了晋中商人铁的信誉和金字招牌，还催生了粮食期货交易这种高端的商品交易种类，对晋中商人异军突起并称雄中国商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晋中商人的字号实行大掌柜独裁制，赋予了大掌柜极大的自主权，也调动起了大掌柜极大的责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晋商财东十分注重对大掌柜的任用，首先在选拔时十分严格：考察其德行名声，观察其言谈仪表，再试其具体才干等等，觉得其人确实德才兼备，方委以重任。而一旦选准了大掌柜，便对其大放手大放权，给其极大的经营自主权：财东平时不能干预号事，只是到了账期（一般是三年），财东才去号里考察经营情况，听大掌柜汇报，并商量定夺一些大事。

财东聘任大掌柜之后，自己只当甩手东家，只保留自己的利权，其他的人财物权则统统给了大掌柜。而这部分人财物权转移到大掌柜手中之后，一般不再分配给那些基层或分号掌柜，主要是集中在大掌柜手中，各字号实行的是一种大掌柜集权主义体制。

这种办法使大掌柜在一个账期内大权独揽，能够从容调度人财物，毫无拘束地发挥其才能，从而达到最高的经营水平，取得最佳的经营成果。

以乔家的大德通票号为例：总号对各分号的人事、财务和经营活动都有权干预，可随时对各分号的人、财、物进行调动；而分号在遇有重大事项时，要报告或请示总号，由大掌柜定夺。大德通用人，需经大掌柜点头；给职工加工资或顶生意，也基本由大掌柜说了算。在大德通字号内，大掌柜独揽大权，令行禁止，有绝对权威。

再以乔家在包头的复盛公字号为例，大掌柜更是专制独裁：民国十一年，复盛油房顶身股的小掌柜郭在扬做了一次粮盘，没有趁涨价时脱手，导致粮价回落，造成积压。为此，复盛公大掌柜马公甫对郭在扬严厉训斥批评。郭在扬慑于大掌柜的威严，遂不自安，忧郁成疾，不久病死！但大掌柜独裁而不昏庸，倒是十分严明，该罚则罚，该赏则赏：上述小掌柜郭在扬死后，粮价又出现了上涨，终使那次粮盘买卖赚了钱；于是马公甫大掌柜在结账期给已经死去的郭在扬追加一厘身股，以示奖赏。民国十三年，乔家第五代掌门人乔映霞财东拟在包头、归化城一带包销英美烟草公司的纸烟，由祁县汇来押金二十五万银元，责成复盛公出面承办。许多人认为这买卖有利可图，主张承包；但大掌柜马公甫坚持己见，反对这项买卖，乔财东也无奈，此事只得作罢。由此可见，大掌柜不仅在字号内职工面前独裁集权，而且在东家面前也是独裁集权的。

这样，由于晋商中的大掌柜都是严格挑选的德才兼备的精英，再加这种字号内的集权独裁体制，使这些大掌柜们如虎添翼，才干得以充分的发挥，进而取得丰厚的经营成果。

4、严格的学徒制度，造就了一大批富有吃苦耐劳精神和诚实守信品质的从业人员，使晋中商人的群体素质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晋商各字号对新招收的伙计首先要进行严格的挑选：相貌，身材，口才，文化，家庭背景，都得符合商号用人要求才准进号学徒。如大德通票号，它备有一双铁鞋，新来的小伙计只有能穿进这双铁鞋（不要脚大的）才有资格入号。其次要进行严酷的试用：入号之后，最少三年的学徒期，期间不给工钱，却做的最多：起早贪黑，五壶四把不离手（茶壶、酒壶、水烟壶、喷壶、夜壶、笤帚、掸子、毛巾、抹布），还要抽空练习写字打算盘。三年的学徒期，干的就是这些最苦最累最脏也最没面子的活计，挣的工钱却是最微薄的。经过这些诸多的煎熬和考验，才能最后出徒，真和钢铁需经剧烈高温与千锤百炼才能出炉一般！——这是最下等的活计，也是最磨练人的性情、品格和商业基本功的活计。

在这三年的学徒期里，商号得到了最廉价的劳动力，学徒者则得到了最好的人生锻炼；三年后，商号有了人才，学徒者则有了出息。

其后，这些伙计学徒出道后就进了小才变大才阶段，掌柜会对他们进行栽培，如果确是人才则会逐渐委以重任，进而锻炼成大才；再后到了大才派上大用阶段，财东又会对德才兼备的掌柜委以重用。如乔家大德通票号总经理高钰，在他16岁时（1869年）经人保荐进了大德兴茶庄（大德通票号前身）学徒，其后逐渐成才，逐渐成了分号掌柜，到1889年时顶上了三厘生意；到1894年时由于显露了过人的才华而被财东乔致庸发现，一下子就聘任他当上了身顶一股生意的总经理！再有，从小入乔家大德恒票号学徒的贾继英，二十岁上被大掌柜阎维藩派往太原分号任掌柜，其后在庚子事变时在慈禧太后及朝廷王公大臣面前显露了才华，最后更被朝廷重用为大清银行第一任行长！

由此可见，晋商各字号人才辈出，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由于严格的学徒制锻炼出了人才，再由于一套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推出了大才！

正是这种以严格的学徒制为基础的一环套一环的人才成长、培养和脱颖而出的机制，使晋商各字号始终拥有一批优秀的人才队伍，始终呈现出一种“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蓬勃气象，晋中商人称雄中国商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三、清代晋商为什么会忽然衰落进而消亡？

称雄天下的清代晋商为什么会忽然衰落并进而消亡？笔者认为，清代晋商主要衰落消亡于国弱、国变、国乱、国破——

1、1840年和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中国被迫开放了沿海沿江的十几个口岸，使原本封闭的中国市场全面对外开放；由此，中国的市场重心东移至沿海地区，山西逐渐失去了原先在中国市场中的核心地位。——此由于国弱而导致国变，晋商受其害也。

2、1862年清廷被迫与俄国人签订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允许俄国商人深入中国内地经商，恰克图的口岸地位丧失，原先由晋中商人垄断的中俄茶叶贸易的巨大市场也随之丢失。——此亦由于国弱而导致国变，晋商再受其害也。

3、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的开办，1905年大清银行的开办，以及此后近20个官办银行的出现，夺去了山西票号的大部分业务，山西票号不仅失去了金融垄断地位，而且逐渐被挤到了边缘地带。

这些官办银行不仅资本雄厚，而且享有诸多特权，山西票号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如大清银行资本为1000万两，在全国设有21个分行，35个分号，它还有发行货币的特权和代理省库国库的特权。它不仅把原先由山西票号代理的省库国库汇兑业务悉数夺去，而且在普通商业汇兑业务方面也具有竞争优势。——此由于国弱而导致国变，而导致国与民争利，晋商再受其害也。

4、辛亥革命后爆发的金融挤兑风潮（壬子年北京兵变引起），山西票号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下少数几家勉强维持局面。此后长期的军阀混战及由此引起的巨额摊派，也使各字号损失惨重。——此由于国弱、国变而导致国乱，晋商更受其大害也。

5、日本侵略中国，晋中商人的大本营祁县、太谷、平遥及其发祥地东北、内蒙古地区全在日本军队的军刀铁蹄之下。军阀混战尚可苟延残喘，日寇侵略哪有活路？人员遭杀戮，财物遭抢掠，字号遭吞并！——此由于国弱、国变、国乱而导致国破，晋商更受其灭顶之灾也。

有人对晋商自身也找了一些原因，如：为什么不组建大银行？为什么不投资工业？为什么不去沿海地区投资发展？为什么修建那么豪华的宅院、享受那么奢侈的生活？

我认为这些都不是晋商衰落的主要原因。关于上述质疑，我是这样认为的：1、即使当初晋商前辈们组建了大银行，也只能在辛亥革命后多延续一段时间而已，最终难逃衰落的命运。2、渠本翘曾联合晋商投资300多万两白银声势浩大地赎回了山西的采矿权，并声势浩大地开办了保晋公司，但后来的经营并不成功，晋商并没有在这里赚到多少钱。3、说到去沿海地区投资发展，可以试想一下：当初财势颇大的徽商为什么不和晋商来争夺蒙古和俄国市场呢？非不为也，实不能也！4、至于建豪宅、图享受云云，就更是无理指责了：字号是为人开的，而人不是为字号活的嘛！而且，如果当初晋商不建这些豪宅大院，而把赚到的钱全部去积极投资到工业或沿海地区的话，那他们数百年的奋斗成果就全都打水漂儿了！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今天就连这些大院（晋商化石）也看不到了，我们今天只能将信将疑地听老人们口头留传下来的那些故事了；如果那样的话，晋商可就消失得连影子也没有了！

而且，我认为晋商也到该收场的时候了，强争也是徒劳！中国的一个朝代也就是两三百年，而晋商已经称雄中国商界两朝五百年，这已经像是百岁老人，已经算是幸运，该收场谢幕了！孔子在评论《诗经·大雅·绵蛮》中“绵蛮黄鸟，止于丘隅”这句话时曾说：“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我觉得这似乎可以解释当时晋商大本营决策者们的心理：知其所止，是高人所为，是一种明智之举！他们认为大势已去，没必要做那些徒劳无益的挣扎了。

四、清代晋商兴衰给我们的启示

清代晋商是一个奇特的群体，是一道壮丽的景观！其勃然崛起并称雄天下也，必有道；其忽然衰落且消亡也，亦有因。它的兴衰能给我们哪些启示？笔者以为：

1、市场的极端重要性。商人之于市场，就像鱼儿之于水一样；有多大的市场就会有多大的鱼儿。如果不是蒙古、俄国市场和票号新开拓的金融市场，晋中商人岂能异军突起，并称雄中国商界？所以商人必须十分重视市场，必须千方百计去开拓市场并占领市场。

2、一流人才的重要性。没有一流的人才，就不会有一流的事业。如果山西人的俊秀子弟都投身于科举仕途，而经商的多是二三流人才，山西商帮还能雄居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吗？所以必须吸纳一流的人才，锤炼一流的干才，重用一流的大才，才能最终做出一番大事业来。

3、文化的重要性。文化对于一个事业的重要性，就和灵魂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一样，一颗伟大的灵魂必然会成全一个人的伟大人生，反之亦然。如果晋中商人没有传统的文化底蕴，也没有接受顾炎武、傅山等文化大师在晋中播下的文化种子和为字号注入的文化基因，晋商绝不会发展得如此完善，如此完美，如此宏大而长久。

4、创新的重要性。晋商的身股制、标期制都是非常重大的创新，票号则是伟大的创新，正是这些创新使晋商长久而强劲地发展，并长期在商界处于领先地位。如果没有这些创新，晋商谈何异军突起并称雄天下？！

5、冒险精神的重要性。晋商开拓被千里沙漠阻隔的蒙古市场和俄国市场，进行长途而艰难的跋涉；晋商在不断赔款割地的国势背景下，去国势咄咄逼人的日本天皇脚下开拓金融市场；这都是需要冒极大的风险的。正因为他们敢冒这些风险，才赚取了巨额利润，才能很快暴富起来！俗话说，货利险中求，世界上没有四平八稳的好买卖；如果有，众人早就蜂拥而至了，众人蜂拥而至都做这个买卖，这个买卖也就不会是好买卖了。

6、信誉的重要性。如果说敢于冒险可以暴富，那么注重信誉可以久富。信誉意味着货真价实，意味着童叟无欺，也就意味着利人利己利天下，必然会受到广大顾客的拥戴，自然也就会拥有长久的市场，就会长久地生存发展了。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为何能在生存环境那样恶劣的条件下坚持到最后的1940年？就是靠它的卓著信誉。

7、国家强大、统一、稳定、繁荣的重要性。清代晋商崛起并称雄天下的背景是康熙、雍正、乾隆、嘉庆时期的强盛国家，而其走向衰落且消亡的背景则是清咸丰以后的被阉割国家（多次割地赔款）和民国时期的混乱国家。正所谓：树大好乘凉，覆巢无完卵！

8、知其所止的重要性。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兴衰是永恒的道理，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懂得进取固然可贵，晓得退守也不失为智者。该进则进，否则永远成不了事，也太没出息了；该退则退，否则会碰得头破血流，甚至粉身碎骨，也太鲁莽了。一人一事一物只有知其所止，才可以从容地收场、完美地谢幕！

主要参考书目：

《山西祁县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刘静山著

《乔在中堂简介》胡育先武殿琦著

《东河文史》包头市东河区政协编

《包头史料萃要》包头市史志办编

《包头工商史料》包头市工商业联合会编

《东河史话》包永芳齐凤凌主编

《东河区大事记》邢有祯著

《旅蒙商大盛魁》内蒙古自治区政协编

《山西票号史》黄鉴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