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伟大征程中，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建设现代农业、培育新型农民、建设新农村的重要载体和途径。特别是对于返乡青年来说，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成为他们创业、扶贫的重要舞台。
但是，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还存在合作社发展规模小、制度不规范、成员间合作意识不足、利益联结紧密、资金发展受限等不足，也制约了返乡青年力量的发挥。
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共青团中央委托的一个《关于促进农村青年合作社发展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围绕合作社提出了问题和建议，再次引起关注。
要做大蛋糕，你需要填满产业链
据统计，截至2020年5月，我国依法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有222.54万家，加入合作社的农民超过1亿。
就整体规模而言，合作社和进入合作社的农民数量巨大，但现实问题是，大多数单一合作社规模有限。《建议》指出，合作社“普遍数量少，产业规模小，农业产业链缺乏延伸，难以实现示范带动作用”。
对此，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冯分析，在现有的合作社成员中，农村留守老人和妇女是主体。
“一般来说，很多规模较小的合作社实力较弱，人才和资金匮乏，没有建成包括生产、加工、仓储、运输、销售在内的完整产业链。”冯对说道。
2015年6月，山西青年甜蜜丝绸之路项目发起人王国锋在山西省祁县组织成立了永刚养蜂专业合作社。
王国锋认为，要推动养蜂业发展，必须改变过去小农经济和分业生产的模式，将养蜂人拧成一股绳，走机械化生产、信息化管理、规模化养殖的道路。
在成立的第一年，合作社吸收了55名养蜂人。
但王国锋总觉得合作社规模太小，“对吸引人才、资金、跨企业合作等有一定的制约，不利于长远发展”。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任大鹏认为，合作社规模小导致资源控制能力不足。“合作社的本质是以规模取胜，联合形成规模，抵御工商资本，抵御市场挤压，争夺市场话语权”。
2016年9月，王国锋成立祁县蜂业协会，以家庭养蜂作坊起家，整合分散养蜂户，打造“协会公司合作养蜂户”产业链，不断扩大合作社规模。
在山西青年“甜蜜丝绸之路”工程的带动下，祁县永刚县养蜂专业合作社从成立之初的55户发展到2019年初的344户，实现了从一个地区到全省10个县的扩张。
以产业链扩大合作社规模，也是承德瑞泰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静探索的路径.
2016年，回国三年后，张静回国创业，加入兴隆县瑞泰蔬果种植户专业合作社，成立五年。合作社成立之初，有社员105人，种植食用菌。
经考察讨论，合作社决定发展特色繁荣的水果、山楂深加工产业。张静认为，只有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合作社才能更好地发展。
2017年，由合作社投资成立承德瑞泰食品有限公司，并通过发展精深加工
冯认为，合作社通过组织生产，可以克服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一户组织小规模生产，可以扩大市场议价能力，增强抗风险能力，增加农民收入”。
要做大蛋糕，你需要给农民更多的好处
;">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成员之间普遍实行“按交易额进行盈余返还为主，按股权份额分红为辅”的利益返还机制。经过调研，《建议》指出，“由于目前农村土地经营权入股机制不完善，存在利益分配不清晰、退出难等问题，加上农户合作意识不强等原因，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仅仅充当服务提供者，难以通过深度联结发挥规模经营优势。”
任大鹏认为，对农民而言，合作意识主要取决于农户生产模式，“对小规模农户来讲，首先考虑的是家庭的经济安全。合作意识需要长期培养，只有实现了合作社成员的共同利益诉求，才会加强成员利益联结，增强合作意识。”
在兴隆县瑞泰蔬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保证社员收益，合作社与社员签订协议，每年以超过市场价10%-20%的价格收购山楂。
张静说：“2018年，合作社以高于市场价20%的价格收购山楂，那年山楂开称价是0.7元，我们以0.85元价格进行收购，山楂价格最终涨到1.2元。通过这样一种机制，带动了至少4000农户增收。”
在洛阳中科农村电商合作社，理事长吴迪对共有农场进行商场化改造，将每个大棚和10亩地作为一个商铺，合作社负责管理、渠道，培训后的职业农民负责生产，商铺财务独立核算，利润对半分。
“在合作社里，农民以劳动力入股，合作社以技术和渠道入股。农民按照地租、劳动保障金、利润的5:5分配，总共获得三次分配，合作社真正成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吴迪说。
《建议》建议，“完善土地经营权入股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土地经营权入股评估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和退出机制，加强农户与合作社利益联结，真正实现从生产发展到产业兴旺。”
任大鹏表示，引导农民以土地经营权、知识产权等多种资源要素作价出资办社入社，探索资金入股、扶贫资金入股、土地入股、技术入股、劳动力入股等多种入股方式，都是可尝试的路径。
青年领创合作社需要特别支持
据调研，如今，资金已成为制约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主要瓶颈。
《建议》指出，“合作社成员出资、合作社盈利以及当地政府资金支持，是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要资金来源，缺乏资金已成为制约合作社发展壮大的主要瓶颈。”
在贷款方面，自2016年以来，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推动组建省级农业信贷担保公司，取得一定效果，但和全国合作社需求相比，总体担保水平还较低。在保险方面，由于农业具有高风险、低收益的特征，农业保险发展相对落后，体系仍不完善。
任大鹏认为，由于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还处在一个起步阶段，由此导致的制度不规范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
“对于很多返乡青年而言，没有足够的资本积累，仍处在财富积累阶段。”任大鹏建议，从整个宏观政策层面来讲，对于青年领创合作社需要有财政上的特别支持。
“目前，国家更多是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奖励优秀合作社，通过评选各级示范社的方式给予财政直接补助，再就是项目制申请资金支持。”任大鹏说。
王国峰说，虽然政府出台下达相关做好金融服务工作的文件，但是涉农小微型企业由于自身实力限制，金融机构为避免收款风险，对小微型企业贷款会制定各种门槛和限制，这变相增加了小微型企业融资难的困境。
由于没有充足的资金保障，王国峰也曾丧失与高校农业院所合作研发的机会。为此，王国峰希望国家积极出台优惠扶持政策，加强对青年返乡创业的财政补贴补助，对发展势头较好的企业，建立特色农业发展专项资金，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机制。
对此，《建议》建议强化信贷、保险、土地等政策支持，“指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通过风险分担、费率补贴、贷款贴息等方式，切实解决合作社融资难问题。探索适合农村特点的抵押担保贷款，有效分散和转移贷款风险。推动农业保险服务体系建设，引导保险机构为合作社提供优质农业保险服务，降低经营风险。”
2020年4月15日，中国绿发会蜂巢基金与山西青年“甜蜜丝路”工程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发起“授粉者”计划。
在这一项目支持下，如今，王国峰已将他的计划推广至河南、辽宁、河北三地，成立起合作社青年联盟。
新农人要培养更多志同道合的“老农人”
今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其中提出，全面加强乡村各领域人才队伍建设。
但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少青年表示，目前农村网络技术、电商物流以及基础设施还不完善，自己在销售技能、产品推广、市场分析等方面有很大的培训需求。
《建议》指出，“大部分合作社仍处于单打独斗状态，品牌建设滞后，经营管理水平、服务人员素质都有待提高。”
初与蜂农交往，作为新农人的王国峰及团队的养蜂新理念、新技术，与老蜂农的传统观念及方法之间产生了“交锋”。
“多数蜂户认为我们大学生头脑中的书本知识都是空中楼阁，缺乏实地经验，对我们的最新养蜂技术、授粉技术、蜂产品开发以至经营模式都持怀疑态度。”王国峰说，一些传统的“老农人”宁愿选择信任老一辈土专家的土技术、土办法，也不愿进行新尝试。
任大鹏认为，“囿于传统经验方面的局限，规避风险是农民的天然选择。青年从城市返回农村，较之传统农民视野更开阔，他们掌握农业转型过程中所需的崭新的种子技术、栽培技术、管理技术、机械技术等，拥有对接更广阔市场的能力和冒险意识。”
王国峰说，在目睹合作社养蜂示范户实现了产量提升和收益增加后，之前观望的蜂农纷至沓来，开始接受新知识、新技术。
近年来，为将养蜂技术进一步推广，王国峰团队深入山西革命老区、贫困山区，对当地蜂农免费开展新技术、新理念培训，并邀请省内外专家向蜂农传授成熟蜜与巢蜜生产技术及最新蜂病防治办法。
《建议》建议，“支持农村青年创业致富‘领头雁’培养计划，培育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青年专业合作社经营者，开展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和基层农民合作社辅导员培训。”
任大鹏认为，合作社创新发展归根结底在于突破人才培养的瓶颈，“农村创新人才培养要不仅局限于返乡青年群体，也要重视传统农民群体的培养，从生产经营、信任机制、团队合作、利益分配到市场竞争整个链条，都要介入。”
无独有偶，在洛阳中科农村电商合作社，吴迪以智慧农工服务站为抓手，打造“农民技能化培训、工厂数字化经营、农工众创化生产”发展模式，将农民培养成具备职业技能的工人。
吴迪认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需要技术人才。他研发“智慧农工”系统，把复杂技术变成960项动作，全程1583项数据监控，突破种植技术需要20年积累经验的瓶颈，让农民零经验种植高品质农产品。
30天变成“技术员”，60天成为“老师傅”。如今，吴迪在全国50个市建立小康农民讲习所，累计培训乡村技术农工已达50万人次，实现人均增收1.5万元。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川 来源：中国青年报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