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张川已经十多年了。当时国内互联网创业一片混乱。刘在网上卖电脑和空调。当时，刘只在互联网圈出名，而是作为大众电器的电子商务负责人创业的。
现在，他们彼此相距甚远，但在当时，他们可以被视为一个小圈子。——属于想象力无限的互联网创业群体。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表现出了和刘一样的特点：都是敢于思考、敢于做事的人，眼里有火，在互联网精英圈里少有骄傲。
因为工作关系，我采访了很多互联网创业者，有的成了首富，有的走了两年就消失了。相比于deus ex的几个赢家，我身边错过互联网火箭的人更多。
这些“错过”的人，各有各的姿态。比如那些直到枯竭才拒绝被巨头收购的人，还有那些早早卖掉阿里股份创业的人，现在几乎不会后悔。张川的迷途属于少数民族——
2015年前后，我们将结束因“不可抗力”而受阻的国内创业项目。随着妻子和女儿远离美国，他将把中国的互联网经验带到美国，征服世界。
接下来的五年是国内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五年，也是他在美国经历的五年风风雨雨。最糟糕的时候，张川像难民一样躺在地板上。当他最有信心的时候，他卖掉了北京二环和三环之间的一个学区的所有股份，并投资创业。最意想不到的是，疫情来临时，他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恢复了原来的状态。
前哥们在国内移动互联网领域创业，公司估值已达100亿元。面对这样的差距，每个人都会输。而这种无限接近火箭和渐行渐远的失落感，可能是一个群体在某个时刻会有的一种情绪。
张川离开国内圈让我再次注意到他活跃了两次，但都与创业无关。曾经在2020年之后，他先后通过媒体发表了自己的小说；还有一次，美国疫情爆发，口罩短缺，他在微信群里找到了中国人用的口罩。
就在这段时间，我自己也处于调整期，想着张川，大胆投资，大胆改变，有我所缺乏的勇气和豁达。于是，我让他给海外打了三个多小时的电话，谈了谈自己的岁月。为了便于文本的整理，后续行动以他的自我报告的形式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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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第一次去美国时，许多朋友惊讶地问：“张川，你为什么这么大胆，一说就走？”你在北京的生活还不错。
现在想来，我可能比一般人更大胆，但另一个原因是，过去我太容易得到了，后来者在北京买房创业也没有那么难，所以我不会“珍惜”得那么难放手。
我是80后早期的红利领取者之一：毕业后顺利找到工作，当时赶上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因为学的是日语，所以作为小语种人才被招进了山东的一个政府机关。单位待遇很好，还有额外的人才补贴。在当时，这也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
虽然什么都没有，但是好好生活并不难。本来想给即将人大毕业的女朋友打电话去山东。结果在面试公务员的时候，她拿到了第一个笔试和研究生学位，被当地三个学生推倒。年轻有活力受不了这种事。2005年，我在体制内丢了铁饭碗，赤手空拳杀了回北京的女朋友。
我又穷又白。住在北方地下室的时候，没钱就去人大食堂吃饭。逛了三个月，看到大众电器在街上很红火。我递交了简历，经历了几次筛选，很快就去了总部工作。
最初的工作经历，就像家乡味道对人的品味的影响一样，给后续的职业生涯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份工作让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行业。当时，
那年年底，也就是2005年，大众电器准备做电商项目。淘宝成立才两年，国内网上零售还处于起点，没有现成的人才。因为有日语专业的优势，学习了日本同行的先进电商网站，成为了准备电商的团队中的一员。准备工作刚开始，组长的移民签证下来了，他要去加拿大
。我在一片茫然中和他快速做了交接，扛下了工作重担。就这样，我误打误撞成为了电商行业早期进入者。当时只有24岁。
运气好时，年轻无畏也是一种优势。张大中先生重视电子商务，他做新业务的思路是“大胆启用新人”。虽然我当时已负责了大客户事业部，当知道要担任集团电子商务负责人时，心里还是有一点意外的。
被委任前，张大中先生找我聊了聊，问我过去做了啥生意没。我说没，就是西安家里开过一家小卖铺。张大中先生说不要紧，大小生意都有相通之处，他就拿小卖铺的经营做对比，以小见大和我聊了下网上零售的想法。
和这样的老板一起做最有想象空间的事儿，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自带鸡血”。不成想，后来大中电器被国美收购，公司组织剧变，自己带出来的团队被打散了，本想大显身手的我就辞职了。
虽说在大中只有短暂几年，但对于一个一无所有的小年轻来说，已是收获颇多了。
生活上，我在北京立足了。女友研究生毕业，去了一家很有名的公司做知识产权律师，单位给办了北京户口。我们很快买房买车结婚，那个时候首付10%不到5万就在通州买一个新建的两室两厅。后来看通州的房子增值不少就卖掉了，在东二、三环之间，买了一套学区房。
视野上，近距离目睹张大中先生的为人处事，对我后续的创业带队伍有很深的影响。大的方面是看到他处理复杂问题时的坐镇方法；细微处，也能看到这位老大是怎么待人接物的。比如在电梯里偶遇张大中先生，他会拍拍你的肩膀称兄道弟地鼓励你。你想想啊，当时的风云人物，年岁和我的父母相当，他这样的态度对一个年轻人的冲击力是很大的。
张大中先生是我最敬佩的生意人。在大事儿上他侠肝义胆，在小事儿上也是有情有义。我离开大中电器13年了，逢年过节大中先生总是给我们数百个老员工卡上打钱。直到现在，我遇到问题还经常打电话向大中的老领导们请教思路。
这就是我在北京前三年的生活。很拼很累，很顺利也很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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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大中，正值国内“全民创业”热潮。我去了一家投资公司负责发掘有前景的电商项目，同时我又被公司送去清华大学恶补金融知识。当时，办公室在清华门口，附近投行扎堆，每天听了太多创业神话，我心想，与其给人打工，不如跟上热潮自主创业。
2008年底，那时独立B2C网站兴起，有专门卖鞋的、卖水果的、卖衬衣的……我创立了一个互联网商城卖空调。一是我们团队有供应链方面的资源，另一个考虑点是空调重服务、利润率高、库存问题很小，我们能做成的概率大点。
两年后，我们没能像京东那样撬动供应链，反而在别的地方找到出路——2011年，为解决经营中的一些痛点，我设计了一个智能物流匹配管理系统雏形，在日本成功拿到投资，这家日企正好有相关技术且还是有实力的日本主板上市公司。
那时的我30岁，认识了事业上第二位重要的老头（张大中先生是第一位）：日本投资人山本先生。他是一个非常坚韧的人，当时我们要从政府部门获得证照才能经营，他一次又一次从日本过来，北京的冬天很冷，别人还没上班他就去等，一遍又一遍和人解释我们要做什么。
山本先生认准一个目标，就猛冲上去，前面是墙，也会用身体去把墙撞倒。他的这种坚韧精神，我后来在美国又见识了一次。2019年冬天，他来纽约找过我，带了几个日本的盲人来跑马拉松，寒风中穿得很单薄，一路冲到底还拿了一块奖牌。
可能我骨子里也是一个野性的人，更容易受到这类硬汉的影响。
我的这种性格来自于童年。我父亲是军人，常年不在家，我跟着母亲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大院里长大。电影的叙事方式，可能对我有一些影响。看了《少林寺》就开始练武功，拿着《黄河大侠》、《双旗镇刀客》的道具刀行走“江湖”。三天不打架搞事就不舒服，打小就喜欢冒险，有3分把握就敢干。
拍电影的人是旁观别人的人生，不会沉溺挫折、失败、痛苦这些一时的情绪。我的父母也是这样，遇到事儿，常是开一个玩笑就过去了。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最难的时候，我母亲提早“退养”（类似于下岗），父亲转业到西影厂后办了停薪留职去俄罗斯做生意，起初赚钱后来又赔掉了。回到西影厂继续上班。为了生计，母亲开了一家小商店，在店里我们见识了各种各样的骗子，还要不时与城管斗智斗勇。全家一样开心，没有因为突然的不顺就苦哈哈的。
父亲下班后就来替母亲卖货，他业余时间在小商店里还写出了一个得奖的剧本。也时常因为沉浸于写剧本，一会不注意就会丢失很多货。有一次竟然丢掉非常沉重的10多捆啤酒（当年啤酒用塑料绳捆扎，大约10瓶为一捆）。父母相视一笑，觉得这小偷既力大无比，还能轻手轻脚，真是太厉害了。
这种家庭氛围，对我日后创业有直接影响。不过，就算我和山本先生再怎么努力，牌照就是没拿下来，投资方纠结于牌照决定停止业务发展。在当时具体情况下，这种事情注定变成一个无解的悖论。最后，业务错过发展窗口，公司只能转型。
转型后的公司，能赚点钱，但搞不大。我又开始琢磨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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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前后，中国网上零售市场爆发，受到环境和身边朋友的影响，我也经常去美国溜达看市场。
从纽约游荡到硅谷，我感慨美国地铁城建陈旧不堪，电商网购一塌糊涂，买完东西揣一兜硬币，移动支付都没普及。
当时中国资本在美国很激进，在纽约放眼一看到处都有中资收购的物业，互联网出海在当时也挺热的。再加上几个中资大企业里有朋友当老总，可以关照我的小买卖，在纽约给他们做配套业务，我的新方向会不会在这里？
学生时代，我最崇拜的是探险家，开一个大船就去航海的那种。去美国做什么？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想得很具体，真是脑子发热盲目乐观。
到了美国之后，继续国内电商创业思路再搞。试过几个项目，最长的持续了一年多，最后都失败了。回头复盘原因，主要是我刚到美国，不像在北京那样要啥有啥，另外对当地文化不熟悉，经常有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
走上房产中介这条路，是从自己的困境开始的。
刚到美国不久，国内的项目就散得差不多了，收入被切断。为了省钱，后面我赶紧从酒店搬出来了，上网租房选中了地产中介“萨沙”，相约在纽约皇后区森林小丘见面看房。
萨沙快60岁了，是出生在以色列的犹太人。我在看房路上，萨沙连打10多个电话，讲了很多希伯莱语。这也是日后我除了英语，听得最多的语言。
看完房，我签约租下了一套公寓，交钱时才发现国内银行填错信息，我的账户被封！学日语的我们无法用英语和美国银行顺畅交流，争吵中女儿哇哇大哭，偏偏夜里又开始发高烧。口袋里只剩下180美元，一家人就要在异国他乡露宿街头。
幸亏萨沙帮着担保，可以先欠管理公司第一个月房租，我们终于有落脚的地方了——一室一厅，手里的钱只够买床垫，全家一起打地铺。
当时的我，就和现在北漂的年轻人一样想：未来能不能站住脚谁知道？
多番沟通，国内开户银行给我们特批了1万美元紧急救助金。交了押金、中介费、申请费之后所剩无几。
再不能创收的话，下一个月的房租就交不了。想起信誓旦旦要来创业，现在连安居都成问题，我压力很大。过去每次来美国旅行，关注到的是蓝天白云、奢侈品便宜、百老汇剧好看。而那样的生活，仿佛是很久远的事情了。
别无他法，我决定找萨沙疏通。
进入办公室，萨沙在打电话，我发现墙面挂满了密密麻麻的钥匙串。我反复数了3遍钥匙串的数量，应该有200串！一套房子保守估计50万美元，这些钥匙便是1亿美元以上。萨沙建议我先给他打工 ，赚钱抵房租。用汉语在网上推广他的出租公寓，租出去一套给我500美元。
在国内搞互联网习惯了，当晚就整了一套互联网推广方案。没想到萨沙觉得这是一大堆Bullshit的东西，再搞这些就和我翻脸。
没得选择，我只能跟着萨沙学。我学得很勤快，每天都把萨沙说的话，事无巨细记在笔记本上，晚上回家后先查出不明白的生词，再对一天看到的、听到的东西进行整理。我还参加地产经纪人执照培训，600多页纯英语教材、笔记和练习册通读多遍，重点内容都背下。
跟萨沙跑龙套两个月，我自信已经看懂其中套路，决定自己开公司。2015年5月，公司完成注册，网站上线。公司利用犹太人的当地资源，以及社交网络吸引客源的方式运作。我拿起电话就与国内朋友们宣扬：“兄弟我在纽约又开始创业了。等这边打开局面，我把你们都捞过来！”
我刚进入地产行业，就赶上中美蜜月末期。奥巴马对中国人大量发放签证，纽约迎来无数中国留学生、访问学者和给孩子买房的家长。遇上如此好年景，就如搭上快车。大量公派人员和联合国人员都成为我的长期客户。
经过几个月的磨练，我已经顺利通过语言关，甚至学了不少英语段子。纽约本地的地产、贷款培训班都上了一遍，考了从业资格证，加入了行业协会。2015到2016年的生意太好了，我把资金全投进去。从早到晚带人看房，躺着就把钱赚了。
过了两年好日子，形式就急转直下，2017年下半年到2018年底，美国签证政策收紧，开始排外。我们几乎见不到什么客户，房产业务连续赔钱20个月，快弹尽粮绝。好不容易搭建起来的核心团队，也都散了。
当时有一种被坑了的感觉。当年信心满满地跟着老大们互联网出海，我的小公司身轻量小，冲得比较勇猛。风向有变，回头一看，老大们不是阵亡，就是已经撤退了。我也想撤，但本钱都投入了，又心有不甘，只能既来之则安之。
为了生存，我只能开辟新业务，向犹太合伙人学习做硬钱贷款。跟普通贷款相比，硬钱贷款用房地产作为抵押，放贷快、审核条件更宽松、利率高一些、周期短一点。中小开发商、做法拍屋的投资者都是我们的典型客户。
2018年底，等到市场对新政策适应了以后，投资人、买房者又从世界各地重回纽约，房产公司的生意变好。2019年，钱又全部赚回来了。
妻子那边进展也挺顺，二宝儿子出生，美国的学位拿到手，抱着文法理工一堆学位入职了一家老牌投行做技术。
市场和生活又好了！简直是过山车又冲到顶了。我把北京的学区房卖掉，国内公司资金抽出，开始扩张。
万万没想到的是，新冠疫情突然来袭，好转的生意立马落回谷底。
我住的区域外围几个地方是重灾区，死人最多，救护车穿越我们区域呼啸而过，直升机整天飞来飞去。那段时间，纽约无主的尸体被拉到一个荒岛上填埋，群里一片哀嚎。岳父母回国机票早被取消。
接着，因为弗洛伊德事件，纽约暴动，繁华如第五大道上的商店都被木板封住，整个气氛紧张得要死。
当时觉得已经不是赚不赚钱的事，命最要紧。
- 张川说入乡随俗，在美得学点儿射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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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美国创业，像是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被扔进了大海，用了各种姿势终于划上了水。
回想过去打拼的这些年，一次次靠着时代大趋势赚来的钱，又一次次因为大趋势转向而还回去。房产中介业务每天都在赔钱，好在贷款业务还有收入。妻子仍在工作，收入和福利都还不错。
实话实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平时每天都挺开心的，但看到国内的哥们公司上市了牛叉了，他们来美国老来找我，带我去消费去见一些很厉害的大佬，我偶尔会有失落感。
失落感要调整，都是哥们儿，人家干得好，我自然高兴。抬头不见低头见，他们来美国消费我还是能帮上忙的吧。
现在我40岁了，越来越觉得人生是一个长跑，不是短跑，不论是创业还是打工，都是自己内心的修炼，首先过自己这一关，其次再讲对社会的贡献。基于长跑的理念，我还未放弃搞事情，说不定过阵子别的事情就搞成了。
就算搞啥都不成，妻子工作我管家看娃也行，再不成就回北京重头开始，或者回西安老家也不赖，总能找到可以挥发“荷尔蒙”的地方。我觉得每一条退路虽然无奈，但如果真走到那一步了，就必须坦然接受现实，没必要过多地纠结和焦虑。
我能自由挥洒，和我家庭有莫大的关系。我妻子是东北靠近俄罗斯的人，有些俄裔混血带着游牧民族的闯劲。她和我是本科时的同学，日语专业毕业去了人大读法学院，毕业后在北京做了十多年律师。跟我到美国生了二胎同时，又文转理读了计算机，辅修数学专业也拿到了A。我和她并肩作战，彼此给予能量，这是我心里最厚实的依靠。
作为一个房产中介商，在起起伏伏的行情中，也见识了不少故事。比如现在中国的留学生越来越爱国了，会用行动反击歧视言论了；还比如，父母找不到要自杀的孩子了，半夜打电话让我上街帮找孩子的……当有华人被欺负时，也会找我们出头帮忙，我们也会使用犹太合伙人萨沙的资源和律师去搞定。就这样接触久了，萨沙办公室里放满了中国工艺纪念品，萨沙也时不时念叨起孔夫子。
疫情中最没事可干的时候，就把吹牛说写长篇小说给加快兑现了，从自己在美国的经历中找灵感写成了《纽约咳》，大概有30多万字吧，最近又写了一个短片小说《纽约热》，写完了还觉得挺爽的。
写小说的好处是，抽离出来自我，以旁观者的心态去仔细观察一切。每每遇到非常扯淡的事情，也可以从容面对，可以对自己说：有趣、好玩儿！又给小说提供了素材。
对比在美国和国内的创业，最大的不同感受是，美国的环境是多元文化，国内文化相对来说是单一的。在国内，boss总希望队员的想法和自己一样，想法不同的人可能还会被干掉。但在美国，只能去和各种想法不同的人合作，因为每个地方来的人想法都太不同了，想干掉是干不完的。后来我发现，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告诉他，他要怎么做就会得到什么，反而比按照自己的预设想法更有效果。
我在纽约这七年，经历了两拨从国内过来的创业和投资热潮，到2020年我们基本以失败告终。相比国内其他公司，字节跳动在美国算发展得算好的，可能是张一鸣比较放权，懂得怎么和当地人合作。
下一次国内企业再来美国打市场，不知道得多少年之后。我的未来在哪里？疫情中沉淀下来，思考新的机会点。总之，保持前进的心态就好。萨沙是我遇到的第三个欣赏的老头儿，他从以色列到美国，60多岁了依然在学习，充满了热情。我也可以啊。
张川在美国参加活动（右一）
后记：
张川在《纽约咳》自序里说，2018年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其实状态非常不好。想过做很多事情，但都不成型。每当带着想法与人交流时就很易被质疑：当年正值国内创业好时机，为什么要放弃国内机会来美国，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他自嘲说，当时没多想，随着一大波中资企业出海就过来了。现在找不到理由反驳自己脑子没进水，可能是自己荷尔蒙太旺盛了。
人对未来的具体预测能力是极弱的，当用后视镜的方式看过往，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牛人也经不起推敲，更何况要这么审视普通人。张川喜欢血脉喷张的创业生活，在看不清未来的时候他依然敢全情全资投入。我之所以想写他的故事，就是因为他这种大开大合、纵情向前的性格底色。
普通人可以冒险的次数太少了，当初卖掉北京东二三环间的学区房，现在一想张川也觉得有点莽撞。不过他又开了一个玩笑说：“如果有一天选择从美国回北京，可以说这么多年也没白费——终于从二环拼到了五环。”
虽然有人觉得这有点二，但对于处在中间状态的人来说，还有比敢遵从内心热情去做事、犯难了还能有点儿洒脱更好的活法么？
张川说，他在美国根本算不上疯狂。美国的创业者好像脑子“笨点”，很多就是马斯克那个类型，不太会想失败之后的事情，所以很可能会惨败到无家可归。但在中国，很少创业者真的会穷到无家可归。
这几天，北大数学老师韦东奕火了。我回想过往，发现自己很容易被韦东奕这一类型的人吸引，他们的内核纯粹执着，一生极致地做一件事。科学圈和艺术圈的顶级大神，基本是这个类型。
创业圈的大神，很多也有这么一面。比如，《乔布斯传》对此描述颇多，而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乔布斯说他在麦田里吸了大麻，感觉整片麦田都在演奏巴赫。这种精神高峰体验，对于他创造苹果，据本人说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一言蔽之，他们的精神深处都住了一个简单纯粹的疯子，也有幸在适合自己的路上走到了顶端。我猜，他们的自我应该是自由的。
这种自我自由，不只属于顶端的牛人，生性躺平的普通人，他们的自我也不容易被干扰。比如我家孩子的爷爷，就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50后农民，没见过他有一丝焦虑，也没见过他羡慕任何一个人，每天赞美生活有吃有喝还有智能手机。
如上两种人，处在正态分布的两极。而我属于绝大部分人，是那种既不能生性躺平、也没有强大到完全站起来的类型。
这中间的大部分人，在内卷时代的体验感是不会太好的。在对抗性极强的互联网世界尤其如此，我给创业者写了一个成功公式：独有特质+立志+环境+N个偶然因素=成功。人们只见到台上的举杯相庆，不知道台下是“死亡”一片。做互联网记者的十年，我看到的多数创业公司走向消亡，创始人也跟着销声匿迹，即便从前也是经常上头条。
在这中间状态，张川就是我很乐意交朋友的，也愿意给自家孩子讲讲的。他活出了小说《斯通纳》描述普通人的一句话：一个勇者有过的失败不失意的人生，即使不能拥有完美的生活，所幸追求过完整的自我。
话再扯远一些，前段时间和一个朋友聊到，美国圈层比中国更早形成，但马斯克、乔布斯这种家庭出身的创业者，在中国都属于家庭关系不太正常、物质也不及普通家庭，却能登上全球商业世界的塔尖，这是为什么？抛开大环境不说，走到中国塔尖的人，普遍是平衡术玩得很好的，而在西方则未必，他们的文化对失衡疯子的接纳度更高。所以，底层人凭借疯子的冒险与天分更容易改变命运。
两种文化没有高低之分，仅仅是由于我个人的偏好（希望看到更多非主流的精彩），所以偏颇地谈到了这一点。
我之所以会写这个公众号，起因是有天忽然想到，万一哪天忽然挂掉了，娃还不够了解我怎么办？于是想写写自己欣赏的故事。与黄峥、刘强东的故事相比，我更愿意写不在聚光灯下的张川们。因为，成功故事不具有复制性，对于普通人来说，成功的概率实在太小了，在以成败论英雄的环境下，能活出张川的勇气和乐观，就很珍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