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张川已经十多年了。当时国内互联网创业一片混乱。刘在网上卖电脑和空调。当时,刘只在互联网圈出名,而是作为大众电器的电子商务负责人创业的。
现在,他们彼此相距甚远,但在当时,他们可以被视为一个小圈子。——属于想象力无限的互联网创业群体。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表现出了和刘一样的特点:都是敢于思考、敢于做事的人,眼里有火,在互联网精英圈里少有骄傲。
因为工作关系,我采访了很多互联网创业者,有的成了首富,有的走了两年就消失了。相比于deus ex的几个赢家,我身边错过互联网火箭的人更多。
这些“错过”的人,各有各的姿态。比如那些直到枯竭才拒绝被巨头收购的人,还有那些早早卖掉阿里股份创业的人,现在几乎不会后悔。张川的迷途属于少数民族——
2015年前后,我们将结束因“不可抗力”而受阻的国内创业项目。随着妻子和女儿远离美国,他将把中国的互联网经验带到美国,征服世界。
接下来的五年是国内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五年,也是他在美国经历的五年风风雨雨。最糟糕的时候,张川像难民一样躺在地板上。当他最有信心的时候,他卖掉了北京二环和三环之间的一个学区的所有股份,并投资创业。最意想不到的是,疫情来临时,他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恢复了原来的状态。
前哥们在国内移动互联网领域创业,公司估值已达100亿元。面对这样的差距,每个人都会输。而这种无限接近火箭和渐行渐远的失落感,可能是一个群体在某个时刻会有的一种情绪。
张川离开国内圈让我再次注意到他活跃了两次,但都与创业无关。曾经在2020年之后,他先后通过媒体发表了自己的小说;还有一次,美国疫情爆发,口罩短缺,他在微信群里找到了中国人用的口罩。
就在这段时间,我自己也处于调整期,想着张川,大胆投资,大胆改变,有我所缺乏的勇气和豁达。于是,我让他给海外打了三个多小时的电话,谈了谈自己的岁月。为了便于文本的整理,后续行动以他的自我报告的形式提出。
1
当我第一次去美国时,许多朋友惊讶地问:“张川,你为什么这么大胆,一说就走?”你在北京的生活还不错。
现在想来,我可能比一般人更大胆,但另一个原因是,过去我太容易得到了,后来者在北京买房创业也没有那么难,所以我不会“珍惜”得那么难放手。
我是80后早期的红利领取者之一:毕业后顺利找到工作,当时赶上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因为学的是日语,所以作为小语种人才被招进了山东的一个政府机关。单位待遇很好,还有额外的人才补贴。在当时,这也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
虽然什么都没有,但是好好生活并不难。本来想给即将人大毕业的女朋友打电话去山东。结果在面试公务员的时候,她拿到了第一个笔试和研究生学位,被当地三个学生推倒。年轻有活力受不了这种事。2005年,我在体制内丢了铁饭碗,赤手空拳杀了回北京的女朋友。
我又穷又白。住在北方地下室的时候,没钱就去人大食堂吃饭。逛了三个月,看到大众电器在街上很红火。我递交了简历,经历了几次筛选,很快就去了总部工作。
最初的工作经历,就像家乡味道对人的品味的影响一样,给后续的职业生涯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份工作让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行业。当时,
那年年底,也就是2005年,大众电器准备做电商项目。淘宝成立才两年,国内网上零售还处于起点,没有现成的人才。因为有日语专业的优势,学习了日本同行的先进电商网站,成为了准备电商的团队中的一员。准备工作刚开始,组长的移民签证下来了,他要去加拿大
。我在一片茫然中和他快速做了交接,扛下了工作重担。就这样,我误打误撞成为了电商行业早期进入者。当时只有24岁。
运气好时,年轻无畏也是一种优势。张大中先生重视电子商务,他做新业务的思路是“大胆启用新人”。虽然我当时已负责了大客户事业部,当知道要担任集团电子商务负责人时,心里还是有一点意外的。
被委任前,张大中先生找我聊了聊,问我过去做了啥生意没。我说没,就是西安家里开过一家小卖铺。张大中先生说不要紧,大小生意都有相通之处,他就拿小卖铺的经营做对比,以小见大和我聊了下网上零售的想法。
和这样的老板一起做最有想象空间的事儿,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自带鸡血”。不成想,后来大中电器被国美收购,公司组织剧变,自己带出来的团队被打散了,本想大显身手的我就辞职了。
虽说在大中只有短暂几年,但对于一个一无所有的小年轻来说,已是收获颇多了。
生活上,我在北京立足了。女友研究生毕业,去了一家很有名的公司做知识产权律师,单位给办了北京户口。我们很快买房买车结婚,那个时候首付10%不到5万就在通州买一个新建的两室两厅。后来看通州的房子增值不少就卖掉了,在东二、三环之间,买了一套学区房。
视野上,近距离目睹张大中先生的为人处事,对我后续的创业带队伍有很深的影响。大的方面是看到他处理复杂问题时的坐镇方法;细微处,也能看到这位老大是怎么待人接物的。比如在电梯里偶遇张大中先生,他会拍拍你的肩膀称兄道弟地鼓励你。你想想啊,当时的风云人物,年岁和我的父母相当,他这样的态度对一个年轻人的冲击力是很大的。
张大中先生是我最敬佩的生意人。在大事儿上他侠肝义胆,在小事儿上也是有情有义。我离开大中电器13年了,逢年过节大中先生总是给我们数百个老员工卡上打钱。直到现在,我遇到问题还经常打电话向大中的老领导们请教思路。
这就是我在北京前三年的生活。很拼很累,很顺利也很有希望。
2
离开大中,正值国内“全民创业”热潮。我去了一家投资公司负责发掘有前景的电商项目,同时我又被公司送去清华大学恶补金融知识。当时,办公室在清华门口,附近投行扎堆,每天听了太多创业神话,我心想,与其给人打工,不如跟上热潮自主创业。
2008年底,那时独立B2C网站兴起,有专门卖鞋的、卖水果的、卖衬衣的……我创立了一个互联网商城卖空调。一是我们团队有供应链方面的资源,另一个考虑点是空调重服务、利润率高、库存问题很小,我们能做成的概率大点。
两年后,我们没能像京东那样撬动供应链,反而在别的地方找到出路——2011年,为解决经营中的一些痛点,我设计了一个智能物流匹配管理系统雏形,在日本成功拿到投资,这家日企正好有相关技术且还是有实力的日本主板上市公司。
那时的我30岁,认识了事业上第二位重要的老头(张大中先生是第一位):日本投资人山本先生。他是一个非常坚韧的人,当时我们要从政府部门获得证照才能经营,他一次又一次从日本过来,北京的冬天很冷,别人还没上班他就去等,一遍又一遍和人解释我们要做什么。
山本先生认准一个目标,就猛冲上去,前面是墙,也会用身体去把墙撞倒。他的这种坚韧精神,我后来在美国又见识了一次。2019年冬天,他来纽约找过我,带了几个日本的盲人来跑马拉松,寒风中穿得很单薄,一路冲到底还拿了一块奖牌。
可能我骨子里也是一个野性的人,更容易受到这类硬汉的影响。
我的这种性格来自于童年。我父亲是军人,常年不在家,我跟着母亲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大院里长大。电影的叙事方式,可能对我有一些影响。看了《少林寺》就开始练武功,拿着《黄河大侠》、《双旗镇刀客》的道具刀行走“江湖”。三天不打架搞事就不舒服,打小就喜欢冒险,有3分把握就敢干。
拍电影的人是旁观别人的人生,不会沉溺挫折、失败、痛苦这些一时的情绪。我的父母也是这样,遇到事儿,常是开一个玩笑就过去了。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最难的时候,我母亲提早“退养”(类似于下岗),父亲转业到西影厂后办了停薪留职去俄罗斯做生意,起初赚钱后来又赔掉了。回到西影厂继续上班。为了生计,母亲开了一家小商店,在店里我们见识了各种各样的骗子,还要不时与城管斗智斗勇。全家一样开心,没有因为突然的不顺就苦哈哈的。
父亲下班后就来替母亲卖货,他业余时间在小商店里还写出了一个得奖的剧本。也时常因为沉浸于写剧本,一会不注意就会丢失很多货。有一次竟然丢掉非常沉重的10多捆啤酒(当年啤酒用塑料绳捆扎,大约10瓶为一捆)。父母相视一笑,觉得这小偷既力大无比,还能轻手轻脚,真是太厉害了。
这种家庭氛围,对我日后创业有直接影响。不过,就算我和山本先生再怎么努力,牌照就是没拿下来,投资方纠结于牌照决定停止业务发展。在当时具体情况下,这种事情注定变成一个无解的悖论。最后,业务错过发展窗口,公司只能转型。
转型后的公司,能赚点钱,但搞不大。我又开始琢磨新方向。
3
2014年前后,中国网上零售市场爆发,受到环境和身边朋友的影响,我也经常去美国溜达看市场。
从纽约游荡到硅谷,我感慨美国地铁城建陈旧不堪,电商网购一塌糊涂,买完东西揣一兜硬币,移动支付都没普及。
当时中国资本在美国很激进,在纽约放眼一看到处都有中资收购的物业,互联网出海在当时也挺热的。再加上几个中资大企业里有朋友当老总,可以关照我的小买卖,在纽约给他们做配套业务,我的新方向会不会在这里?
学生时代,我最崇拜的是探险家,开一个大船就去航海的那种。去美国做什么?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想得很具体,真是脑子发热盲目乐观。
到了美国之后,继续国内电商创业思路再搞。试过几个项目,最长的持续了一年多,最后都失败了。回头复盘原因,主要是我刚到美国,不像在北京那样要啥有啥,另外对当地文化不熟悉,经常有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
走上房产中介这条路,是从自己的困境开始的。
刚到美国不久,国内的项目就散得差不多了,收入被切断。为了省钱,后面我赶紧从酒店搬出来了,上网租房选中了地产中介“萨沙”,相约在纽约皇后区森林小丘见面看房。
萨沙快60岁了,是出生在以色列的犹太人。我在看房路上,萨沙连打10多个电话,讲了很多希伯莱语。这也是日后我除了英语,听得最多的语言。
看完房,我签约租下了一套公寓,交钱时才发现国内银行填错信息,我的账户被封!学日语的我们无法用英语和美国银行顺畅交流,争吵中女儿哇哇大哭,偏偏夜里又开始发高烧。口袋里只剩下180美元,一家人就要在异国他乡露宿街头。
幸亏萨沙帮着担保,可以先欠管理公司第一个月房租,我们终于有落脚的地方了——一室一厅,手里的钱只够买床垫,全家一起打地铺。
当时的我,就和现在北漂的年轻人一样想:未来能不能站住脚谁知道?
多番沟通,国内开户银行给我们特批了1万美元紧急救助金。交了押金、中介费、申请费之后所剩无几。
再不能创收的话,下一个月的房租就交不了。想起信誓旦旦要来创业,现在连安居都成问题,我压力很大。过去每次来美国旅行,关注到的是蓝天白云、奢侈品便宜、百老汇剧好看。而那样的生活,仿佛是很久远的事情了。
别无他法,我决定找萨沙疏通。
进入办公室,萨沙在打电话,我发现墙面挂满了密密麻麻的钥匙串。我反复数了3遍钥匙串的数量,应该有200串!一套房子保守估计50万美元,这些钥匙便是1亿美元以上。萨沙建议我先给他打工 ,赚钱抵房租。用汉语在网上推广他的出租公寓,租出去一套给我500美元。
在国内搞互联网习惯了,当晚就整了一套互联网推广方案。没想到萨沙觉得这是一大堆Bullshit的东西,再搞这些就和我翻脸。
没得选择,我只能跟着萨沙学。我学得很勤快,每天都把萨沙说的话,事无巨细记在笔记本上,晚上回家后先查出不明白的生词,再对一天看到的、听到的东西进行整理。我还参加地产经纪人执照培训,600多页纯英语教材、笔记和练习册通读多遍,重点内容都背下。
跟萨沙跑龙套两个月,我自信已经看懂其中套路,决定自己开公司。2015年5月,公司完成注册,网站上线。公司利用犹太人的当地资源,以及社交网络吸引客源的方式运作。我拿起电话就与国内朋友们宣扬:“兄弟我在纽约又开始创业了。等这边打开局面,我把你们都捞过来!”
我刚进入地产行业,就赶上中美蜜月末期。奥巴马对中国人大量发放签证,纽约迎来无数中国留学生、访问学者和给孩子买房的家长。遇上如此好年景,就如搭上快车。大量公派人员和联合国人员都成为我的长期客户。
经过几个月的磨练,我已经顺利通过语言关,甚至学了不少英语段子。纽约本地的地产、贷款培训班都上了一遍,考了从业资格证,加入了行业协会。2015到2016年的生意太好了,我把资金全投进去。从早到晚带人看房,躺着就把钱赚了。
过了两年好日子,形式就急转直下,2017年下半年到2018年底,美国签证政策收紧,开始排外。我们几乎见不到什么客户,房产业务连续赔钱20个月,快弹尽粮绝。好不容易搭建起来的核心团队,也都散了。
当时有一种被坑了的感觉。当年信心满满地跟着老大们互联网出海,我的小公司身轻量小,冲得比较勇猛。风向有变,回头一看,老大们不是阵亡,就是已经撤退了。我也想撤,但本钱都投入了,又心有不甘,只能既来之则安之。
为了生存,我只能开辟新业务,向犹太合伙人学习做硬钱贷款。跟普通贷款相比,硬钱贷款用房地产作为抵押,放贷快、审核条件更宽松、利率高一些、周期短一点。中小开发商、做法拍屋的投资者都是我们的典型客户。
2018年底,等到市场对新政策适应了以后,投资人、买房者又从世界各地重回纽约,房产公司的生意变好。2019年,钱又全部赚回来了。
妻子那边进展也挺顺,二宝儿子出生,美国的学位拿到手,抱着文法理工一堆学位入职了一家老牌投行做技术。
市场和生活又好了!简直是过山车又冲到顶了。我把北京的学区房卖掉,国内公司资金抽出,开始扩张。
万万没想到的是,新冠疫情突然来袭,好转的生意立马落回谷底。
我住的区域外围几个地方是重灾区,死人最多,救护车穿越我们区域呼啸而过,直升机整天飞来飞去。那段时间,纽约无主的尸体被拉到一个荒岛上填埋,群里一片哀嚎。岳父母回国机票早被取消。
接着,因为弗洛伊德事件,纽约暴动,繁华如第五大道上的商店都被木板封住,整个气氛紧张得要死。
当时觉得已经不是赚不赚钱的事,命最要紧。

- 张川说入乡随俗,在美得学点儿射击 -
4
我来到美国创业,像是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被扔进了大海,用了各种姿势终于划上了水。
回想过去打拼的这些年,一次次靠着时代大趋势赚来的钱,又一次次因为大趋势转向而还回去。房产中介业务每天都在赔钱,好在贷款业务还有收入。妻子仍在工作,收入和福利都还不错。
实话实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平时每天都挺开心的,但看到国内的哥们公司上市了牛叉了,他们来美国老来找我,带我去消费去见一些很厉害的大佬,我偶尔会有失落感。
失落感要调整,都是哥们儿,人家干得好,我自然高兴。抬头不见低头见,他们来美国消费我还是能帮上忙的吧。
现在我40岁了,越来越觉得人生是一个长跑,不是短跑,不论是创业还是打工,都是自己内心的修炼,首先过自己这一关,其次再讲对社会的贡献。基于长跑的理念,我还未放弃搞事情,说不定过阵子别的事情就搞成了。
就算搞啥都不成,妻子工作我管家看娃也行,再不成就回北京重头开始,或者回西安老家也不赖,总能找到可以挥发“荷尔蒙”的地方。我觉得每一条退路虽然无奈,但如果真走到那一步了,就必须坦然接受现实,没必要过多地纠结和焦虑。
我能自由挥洒,和我家庭有莫大的关系。我妻子是东北靠近俄罗斯的人,有些俄裔混血带着游牧民族的闯劲。她和我是本科时的同学,日语专业毕业去了人大读法学院,毕业后在北京做了十多年律师。跟我到美国生了二胎同时,又文转理读了计算机,辅修数学专业也拿到了A。我和她并肩作战,彼此给予能量,这是我心里最厚实的依靠。
作为一个房产中介商,在起起伏伏的行情中,也见识了不少故事。比如现在中国的留学生越来越爱国了,会用行动反击歧视言论了;还比如,父母找不到要自杀的孩子了,半夜打电话让我上街帮找孩子的……当有华人被欺负时,也会找我们出头帮忙,我们也会使用犹太合伙人萨沙的资源和律师去搞定。就这样接触久了,萨沙办公室里放满了中国工艺纪念品,萨沙也时不时念叨起孔夫子。
疫情中最没事可干的时候,就把吹牛说写长篇小说给加快兑现了,从自己在美国的经历中找灵感写成了《纽约咳》,大概有30多万字吧,最近又写了一个短片小说《纽约热》,写完了还觉得挺爽的。
写小说的好处是,抽离出来自我,以旁观者的心态去仔细观察一切。每每遇到非常扯淡的事情,也可以从容面对,可以对自己说:有趣、好玩儿!又给小说提供了素材。
对比在美国和国内的创业,最大的不同感受是,美国的环境是多元文化,国内文化相对来说是单一的。在国内,boss总希望队员的想法和自己一样,想法不同的人可能还会被干掉。但在美国,只能去和各种想法不同的人合作,因为每个地方来的人想法都太不同了,想干掉是干不完的。后来我发现,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告诉他,他要怎么做就会得到什么,反而比按照自己的预设想法更有效果。
我在纽约这七年,经历了两拨从国内过来的创业和投资热潮,到2020年我们基本以失败告终。相比国内其他公司,字节跳动在美国算发展得算好的,可能是张一鸣比较放权,懂得怎么和当地人合作。
下一次国内企业再来美国打市场,不知道得多少年之后。我的未来在哪里?疫情中沉淀下来,思考新的机会点。总之,保持前进的心态就好。萨沙是我遇到的第三个欣赏的老头儿,他从以色列到美国,60多岁了依然在学习,充满了热情。我也可以啊。

张川在美国参加活动(右一)
后记:
张川在《纽约咳》自序里说,2018年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其实状态非常不好。想过做很多事情,但都不成型。每当带着想法与人交流时就很易被质疑:当年正值国内创业好时机,为什么要放弃国内机会来美国,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他自嘲说,当时没多想,随着一大波中资企业出海就过来了。现在找不到理由反驳自己脑子没进水,可能是自己荷尔蒙太旺盛了。
人对未来的具体预测能力是极弱的,当用后视镜的方式看过往,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牛人也经不起推敲,更何况要这么审视普通人。张川喜欢血脉喷张的创业生活,在看不清未来的时候他依然敢全情全资投入。我之所以想写他的故事,就是因为他这种大开大合、纵情向前的性格底色。
普通人可以冒险的次数太少了,当初卖掉北京东二三环间的学区房,现在一想张川也觉得有点莽撞。不过他又开了一个玩笑说:“如果有一天选择从美国回北京,可以说这么多年也没白费——终于从二环拼到了五环。”
虽然有人觉得这有点二,但对于处在中间状态的人来说,还有比敢遵从内心热情去做事、犯难了还能有点儿洒脱更好的活法么?
张川说,他在美国根本算不上疯狂。美国的创业者好像脑子“笨点”,很多就是马斯克那个类型,不太会想失败之后的事情,所以很可能会惨败到无家可归。但在中国,很少创业者真的会穷到无家可归。
这几天,北大数学老师韦东奕火了。我回想过往,发现自己很容易被韦东奕这一类型的人吸引,他们的内核纯粹执着,一生极致地做一件事。科学圈和艺术圈的顶级大神,基本是这个类型。
创业圈的大神,很多也有这么一面。比如,《乔布斯传》对此描述颇多,而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乔布斯说他在麦田里吸了大麻,感觉整片麦田都在演奏巴赫。这种精神高峰体验,对于他创造苹果,据本人说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一言蔽之,他们的精神深处都住了一个简单纯粹的疯子,也有幸在适合自己的路上走到了顶端。我猜,他们的自我应该是自由的。
这种自我自由,不只属于顶端的牛人,生性躺平的普通人,他们的自我也不容易被干扰。比如我家孩子的爷爷,就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50后农民,没见过他有一丝焦虑,也没见过他羡慕任何一个人,每天赞美生活有吃有喝还有智能手机。
如上两种人,处在正态分布的两极。而我属于绝大部分人,是那种既不能生性躺平、也没有强大到完全站起来的类型。
这中间的大部分人,在内卷时代的体验感是不会太好的。在对抗性极强的互联网世界尤其如此,我给创业者写了一个成功公式:独有特质+立志+环境+N个偶然因素=成功。人们只见到台上的举杯相庆,不知道台下是“死亡”一片。做互联网记者的十年,我看到的多数创业公司走向消亡,创始人也跟着销声匿迹,即便从前也是经常上头条。
在这中间状态,张川就是我很乐意交朋友的,也愿意给自家孩子讲讲的。他活出了小说《斯通纳》描述普通人的一句话:一个勇者有过的失败不失意的人生,即使不能拥有完美的生活,所幸追求过完整的自我。
话再扯远一些,前段时间和一个朋友聊到,美国圈层比中国更早形成,但马斯克、乔布斯这种家庭出身的创业者,在中国都属于家庭关系不太正常、物质也不及普通家庭,却能登上全球商业世界的塔尖,这是为什么?抛开大环境不说,走到中国塔尖的人,普遍是平衡术玩得很好的,而在西方则未必,他们的文化对失衡疯子的接纳度更高。所以,底层人凭借疯子的冒险与天分更容易改变命运。
两种文化没有高低之分,仅仅是由于我个人的偏好(希望看到更多非主流的精彩),所以偏颇地谈到了这一点。
我之所以会写这个公众号,起因是有天忽然想到,万一哪天忽然挂掉了,娃还不够了解我怎么办?于是想写写自己欣赏的故事。与黄峥、刘强东的故事相比,我更愿意写不在聚光灯下的张川们。因为,成功故事不具有复制性,对于普通人来说,成功的概率实在太小了,在以成败论英雄的环境下,能活出张川的勇气和乐观,就很珍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