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史》，自1959年春起连载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通过这部小说，柳青要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发生的”。
为了实现这一创作主题，小说一方面在渭河平原蛤蟆滩的典型环境中，通过曲折的合作运动，描绘了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历史风貌；另一方面，通过梁生宝、梁等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展现这一时期农民思想感情的变化。小说出版后，因“反映了广大农村生活的深刻程度”和“造就了一批达到相当艺术水平的人”而受到文学界的赞誉。
刘清通过《创业史》为后来者树立了一个重要的榜样，关于问世60年来， 《创业史》 所体现的伟大的现实主义精神作为宝贵的文学财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作家。如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生活走向艺术，让艺术回归生活。
《“杜甫诗怀黎元难，柳青史铸创业艰”》是著名诗人何敬之游刘清墓时所作的一首诗。“历史铸就创业的艰难”，蕴含着刘清为新中国农民艰难创业铸就历史传记，为新中国文学事业以自己的创作为未来的多重意义。刘清扎根皇甫十四年，终写《创业史》的壮举，已不适宜形容。
经典是厚积薄发的结晶，都有一个入不敷出的过程。为了写出一部能反映“新制度的诞生”及其引发的各种农民心理变化的力作，刘清义无反顾地走下社会生活的底层，在长安县皇甫村定居十四年，将生活的根基牢牢扎根于现实的土壤，将创造的根深深植入人们的生活。这使得《创业史》的酝酿、写作、修改和完成，有了一种其他作品所没有或很少的“在场”和“临场”。
“到我要反映的人民中去生活”
因此，心系文学、专注创作的柳青，一直是把创作作为革命事业的重要构成来看待的。's创作不仅是个人爱好，更是一种职业追求。
自延安时期开始创作以来，他始终将革命工作与文学创作相结合，在作品中积累和丰富了文学创作的素材，创造性地反映了革命斗争和人民生活。他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牺牲者》 《地雷》 《喜事》 《在故乡》 《土地的儿子》等短篇小说，是从革命工作中积累文学素材，文学创作反映人民革命向往和新生活的一系列成果。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清从延安被派往东北。同时，他在大连短暂停留期间完成了《种谷记》的改版。1949年到达北京后，他于1951年写了小说《铜墙铁壁》。这两部作品相继问世后，获得了许多正面的评价，也吸引了许多批评的意见。特别是上海文艺界对《种谷记》的讨论中的一些观点，极大地刺激了他，使他认识到自己的许多缺点。
在理清了差距和问题之后，他坚信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努力来深化自己的人生。在与作家朋友马加的对话中，他说：“我想生活在我想反思的人中间。”这个想法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坚持，越来越迫切。于是，他从中宣部找到了中央组织部，坚持回到陕西农村定居，最终得到了组织的批准。1952年5月，他离开北京，回到陕西Xi。
《创业史》的第一部分最初于1959年在《延河》杂志的第4期至第11期连载
回到陕西刘清，我一直在寻找最合适的落脚地。1952年9月，刘清和新婚妻子马伟第一个来了
安县，后到皇甫村，由此实现了他长久以来“到我要反映的人民中去生活”的意愿。在与群众的密切结合中“逐渐地改造自己”
下到皇甫村，住到中宫寺，柳青就把自己完全置身于普通的农民群众之中，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柳青落户皇甫村，当然是为着文学创作的目的而来，但他首先想到的，是完完全全地转变自己的思想感情，在深入生活和融入农民的过程中，使自己成为皇甫村里的“自己人”。
柳青在皇甫村家中
新近编辑出版的《柳青在皇甫》（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里，许多人的回忆文章都以纪实速写的方式记述了柳青在皇甫落户后的外在样态和工作状态。
郭盼生的文章说道，“从发动农民卖余粮，到组织互助组，建立合作社，他熟悉了皇甫村的每一户人，皇甫村发生的大小事情，他都要弄明白，都要帮助解决好”，村里的干部感慨地说：“这里的合作化运动，柳书记是圈囤身子钻在里边，泡在里边的。”一个“钻”，一个“泡”，生动又形象地勾勒出柳青“深扎”的深切与忘我。在这一过程中，他获得了几乎是脱胎换骨般的精神新变。
“别人写，写不成他那样的”
在反映新的农村生活方面，柳青起初有一个描写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在新形势下面临着新问题与新挑战的写作设想，在下到长安县担任县委副书记时，就忙里偷闲写出了近10万字的稿子。但自己看来看去，都很不满意，在夜深人静之时，索性一根火柴把稿子化成了灰烬。他决心要从接近于“闭门造车”的状态走出来，在充分深入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写出新的小说作品，攀登新的文学高度。
经过与皇甫村农民群众的朝夕相处，通过在火热的劳动生活中的摸爬滚打，柳青新的小说的写作计划渐渐清晰，围绕着互助组的建立和发展的矛盾斗争，其间各色人物的独有个性和心理特征等，都烂熟于心，呼之欲出。
于是，1954年，柳青开始写作并写出了第一稿。1956年，又在初稿的基础上写出第二稿。随着深入生活的渐入佳境和文学造诣的不断提升，他对第二稿很不满意，一个时期陷入了苦闷之中，直到1958年，经过长久的思考、阅读与研究，终于有了新的感觉和新的自信，一鼓作气地投入写作之中，终于在1959年4月完成小说的第一部。
柳青（前排左一）与皇甫村农民在一起
得悉柳青因身患重病而难以完成《创业史》第一部之后的写作，作品人物原型之一的董廷芝老书记深情地说：“希望他好好养病，能把四部书都写出来。别人写，写不成他那样的。”质朴的语言与深切的期盼之中，所包含的对于柳青的首肯是坚定的，认知也是独特的。“别人写的”与“他那样的”，分别都是什么样的呢？在董廷芝未及详述的语言里我们大致能感觉到，“别人写的”，多半是隔靴搔痒，旁敲侧击，甚至是冷眼旁观，居高临下。而“他那样的”，则一定是直言骨鲠，径情直遂，别具生面，钩深致远。一句话：“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
从《稻地风波》到《创业史》
根据李光泽在《〈创业史〉第一部出版的台前幕后》一文中的介绍，1958年8月7日，柳青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签订了约稿合同。这是一份制式合同，出版方盖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约稿出版合同专用章”。柳青在约稿内容的空白处填写了“长篇小说”几个字，并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填写了具体的年月日。这份合同的签订，标志着柳青把长篇小说《创业史》正式许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
其实，《创业史》最初不叫《创业史》。《延河》月刊在1959年3月号的封底登了一则启事：本刊自四月号开始发表柳青新著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稻地风波》，约半年载完。小说如期于1959年第4期《延河》月刊上开始连载，到第11期载完。刚开始，书名是《稻地风波》（《创业史》第一部），从第8期开始，去掉了“稻地风波”四个字，直接叫“《创业史》第一部”，并于版面右下角发了一个说明：从本期起，柳青同志接受读者的意见，取消《稻地风波》书名，改叫《创业史》第一部。
《创业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文字
《创业史》发表后，为了更好地修改，柳青请中国青年出版社把社会各界对《创业史》的批评意见收集起来。出版社安排资料室认真收集整理以后，安排王维玲同志去长安亲自交给了柳青。
《创业史》第一部普及本于1960年5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首印10万册，这就是《创业史》的初版本。此外，出版社还装订了一种布面精装本、一种毛边纸本。毛边纸版本没有版权页，因为纸张特殊的缘故，书明显要厚一些。这三种版本都是上下卷，36开的小开本。之后，出版社还印了一部分32开的大开本平装本和纸面精装本，由上下卷变成了单卷本。柳青认为大开本的精装本很好，建议出版社多装订一些，给各省都发一点。
出版社每天都接到好几起电话和来信，要求额外供应这本书
《创业史》第一部一出版，便供不应求。出版社曾整理了一份资料，资料中说：“出版社办公室每天都要接到好几起来自不同单位或个人的电话和来信，要求额外供应这本书。有的直接和办公室打交道，有的通过领导来要，有的通过有关部门来要，某机关财务科的通过我社财务科要，某机关的通讯员通过我社的通讯员来要，人民文学出版社样本组有一位同志再三要求我社样本组的同志，无论如何要挤出一本给他，并说，这回你们答应我们的要求，将来我们也可答应你们的要求。”《创业史》一书难求，由此可见一斑。
《创业史》的发表与出版，在文学界引起的关注与反响，也出乎人们预料。一年多的时间里，报刊的评介文章就有五十余篇。作品出版后不久，茅盾就在第三次全国文代会的《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的报告中，把《创业史》作为“通过艺术形式反映出来的真实的生活”的典型。许多评论家都用“我国当代反映农村生活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现实生活的历史容量具有了史诗性的规模”等说法对于作品给予极高的评价。
《创业史》第一部初版布面精装本
人类进步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是不会断的，在这条道路上既有继承，又有不断的革新
柳青一再说他的《创业史》，表面上写的是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实际上是写农民走进新时代之后，对于公有制、国家化的认识与接受的过程。换句话说，也即从私有到公有，从“小我”到“大我”的心理变迁与精神成长。社会的重心是人民，人民的内核是心灵。正是着眼于心灵深处和精神层面的博弈与变异，使得《创业史》卓具超越历史限定的深厚内力，而成为人们认知合作社时期社会剧烈变动引发农人心灵变动的一部史诗性作品。
柳青坚定而充沛的现实主义精神，与他对于文学与生活的深刻而清醒的认识有关。他的“三个学校”说（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六十年一个单元”说，都以简明扼要的语言，强调了社会生活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创作时专心致志的重要。这种对于文学的认知，实际上就奠定了他必然操持现实主义的重要基石。而对于现实主义，他的认识一直是清醒而坚定的：“人类进步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是不会断的”“在这条道路上既有继承，又有不断的革新。”
话剧《柳青》剧照
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经典的魅力是永恒的。柳青的文学追求和他的《创业史》，以刀削斧砍般的现实主义精神气度和艺术风格，表现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范，折射了一个时代的历史风云，柳青和他的《创业史》还会以作家学习、论者研究和读者阅读等方式，在当下的文学生活中持续发生影响，继续发挥作用，感召和激励当代文学人在新的时代攀登新的文学高度，构筑新的文艺高峰。
（作者：白烨，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内容来源：《光明日报》（2019年7月5日14版），作者白烨，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原内容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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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王远方 吴亚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