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铭是谁？这个名字可能没有乔布斯、雷军、任等名人那么有辨识度，但是他和这些老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他的名字似乎也没有他的公司那么有名，那么他的公司是谁呢？三个字，富士康。
富士康给大众留下的传统印象，无非是苹果、华为、小米手机等数字产品的代工厂。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导致员工罢工、跳楼等事件频发，“血汗工厂”的帽子扣在了富士康身上。正是这样一家热门企业，再次宣布要造车。这一次，它并不孤单，还有另一家老爷车公司——FCA随行。
这次合作的目的很明确，针对的是中国市场。双方持股比例与大多数合资企业略有不同，为50-50。根据鸿海(富士康母公司)的一份声明，FCA和鸿海正在谈判建立一家各占一半的合资企业。鸿海将直接和间接持有其50%的股份，而直接持股不得超过40%；对于双方的分工，鸿海董事长刘扬伟表示，鸿海将负责产品设计、零部件研发和供应链管理，但不会参与汽车组装过程，未来汽车业务将占其整体销量的10%。
富士康的“再婚”
乍一看，富士康用FCA进入电动车是什么感觉？第一感觉是有人准备造车，这并不是意外；仔细看，是富士康和FCA的跨界结合，有些合理，也有些出乎意料。
对于FCA来说，中国市场就像一个“白月光”一样存在，屡败屡战是不争的事实。或许是意识到单靠自己很难突破市场，于是我们开始了合作之路。首先，我们携手PSA在中国寻找突破点，很快就走上了富士康路线。虽然FCA希望尽快扭转局面的心情可以理解，但间隔时间太短，我们不怕“乱上加乱”。还有富士康为什么会吸引FCA？
合作的基础是价值。一方面，从鸿海自身业务出发，子公司富士康多年来深耕中国市场，深谙国内供应链，一直从事汽车零部件的生产，对FCA的国产化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另一方面，作为中国最大的制造业代工企业，富士康的财力也不容小觑。根据富士康6日发布的财务报告，2019年第四季度，富士康营收1.73万亿新台币(约577.96亿美元)，环比增长25.23%。2019年，公司营收达到5.33万亿新台币(约1780.65亿美元)，同比增长0.82%
FCA和富士康的关系似乎被形容为“试婚”。事实上，以FCA目前在中国的尴尬处境，富士康确实是“有钱有料”的好选择。对于富士康来说，它经历了几次“露边”，都以造车新势力告终。择偶观念也进一步完善。虽然FCA在中国发展的并不好，但放眼整个汽车圈，它仍然是一个可以赶超自己的大汽
车集团的，选择面似乎也并不大，而FCA恰好满足条件。
目前，FCA官方也给出了回应：正在进行商讨；虽然承认确有其事，但言语中也透露着一丝不确定性，门当户对的两家企业已经凑在一块，至于是否能“情投意合”？“试婚”之后的两家能否长久？未来还存在太多变数。
与比亚迪的恩怨情仇
几年前，随着政府加大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扶持力度，“汽车梦”开始出现，其中以互联网领域为主要发散地，恰逢疯狂的那几年，哪个大佬要是没有点“汽车梦”，似乎都有点跟不上潮流。
时至风口，台湾首富郭台铭也嗅到了新的商机，开始在汽车产业试水。很多人认为，郭台铭的“汽车梦”始于14年，但事实上，郭台铭与汽车行业的“瓜葛”可以追溯到2008年。
2008年，由于技术故障，富士康的一封内部信泄露，其中内容直指对手公司比亚迪，郭台铭在信中曾表示将对比亚迪进行“惩处”，彼时的比亚迪只是郭台铭口中名不见经传的小工厂，为什么说是郭台铭口中的小工厂？因为根据2008年比亚迪的营收财报，公司2008财年营业额为85.55亿元人民币，毛利达17.1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7.66亿元人民币，而08年的富士康全年利润为1.21亿美元，相比之下是否是小工厂，答案一目了然。
实际上，无论“惩处”执行与否，这本都属于正常的商业竞争，比亚迪也对此并未做出任何表示，可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却彻底点燃郭台铭的怒火，并引发了著名的“富比案”，让富士康和比亚迪从此心生芥蒂，结下梁子，而能让郭台铭不顾形象扑向比亚迪的事又是什么？答案自然是股神巴菲特对比亚迪的下注。
其实，站在郭台铭的角度想，这事确实值得一气，本身巴菲特就是跨界插手，还主动站队比自己体量小的比亚迪，直接给对手带来成倍增长的收益。
眼看着自己的地位被无视，气急败坏的郭台铭以“窃取商业信息”为由，一纸诉状将比亚迪告上法庭，并以购买股票为威胁，试图质问巴菲特为何投资偷窃富士康商业机密的比亚迪。
判决的结果众所周知，郭台铭的诉讼被驳回，虽然驳回的结果并不能完全证明郭台铭所言纯属子虚乌有，但肯定说明了他所说的“事实”并没有依据，被判决结果“堵了口”的郭台铭也就此收声，不在对此事发表看法。
不过，回顾整个“富比案”，股神巴菲特投资比亚迪就当真只是盲投吗？恐怕不太可能，虽然比亚迪和巴菲特的结合经过不少浪漫主义加工，但大概率还是得益于王传福本人的能力以及比亚迪深厚的电池制造技术，这也使得之后的比亚迪即使表现不佳，巴菲特仍坚持“我们从未考虑过要出售比亚迪的股份”力挺比亚迪。
巴菲特是高瞻远瞩的“老油条”，可郭台铭也并不是爱吃青菜的“小白兔”，从与比亚迪结怨到目睹比亚迪的迅速成长，郭台铭不仅深深意识到技术的重要性，也看到了汽车制造业的大好前景，搭上政策红利的顺风车，开始投资汽车行业。
撩完就跑？无疾而终的汽车梦
故事又回到了郭台铭“汽车梦”的起点。
2014年年底，富士康向和谐汽车注入6亿港元入股和谐汽车，由此拉开富士康“汽车梦”的前序；2015年3月23日，和谐汽车与富士康、腾讯在郑州签署了《关于“互联网+智能电动车”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富士康、腾讯以及和谐汽车三方以3:3:4的比例出资10亿美元，“和谐富腾”由此诞生。
有了投资商，和谐汽车便开始了招兵买马，原英菲尼迪中国总经理戴雷、原宝马i8项目负责人毕福康、原沃尔沃汽车中国销售公司CEO付强等高管先后加入和谐汽车，为和谐汽车带来一派和谐的气氛；可好景不长，由于内部管理分歧，和谐富腾决定将旗下汽车分为两条品线，各自经营。
可正是这个决定，触碰到了郭台铭敏感的神经，他忽然意识到造车这件事并不简单，并公开表示：“任何一个行业加上物联网就变成了互联网，但反过来互联网行业做制造却不容易。以汽车为例，互联网行业公司造汽车成功率非常小，因为汽车涉及人命，也有大量的硬件问题需要解决”，这一番话彻底打翻了“和谐富腾”，也意味着郭台铭汽车行业的首战败北。
此后的一年间，郭台铭虽说对造车灰了心，却没有放弃汽车行业，6月与昆山市政府签订“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计划投资250亿元发力充电装置、锂电池的研发生产；10月，富士康与风险投资公司IDG资本拟投资15亿美元设立汽车科技基金。
或许是两次间接与汽车行业的接触，让郭台铭再次找回了自信，17年12月16日蔚来首款量产车ES8上市之际，郭台铭与李斌进行了一次长达两小时的密谈，虽然密谈的内容无法知晓，但结果是郭台铭重拾信心，不过没给蔚来投资，而是在一个月后将钱投给了小鹏汽车。
从投资小鹏汽车到牵手FCA这段时间，郭台铭似乎很安静，鲜有关于造车的新闻传出，有可能是想作为幕后投资者坐等盈利，也有可能是开始着手后来与车企合作造车，无论如何，郭台铭都在2020年的开年之际，转而直接参与“造车”。
纵观郭台铭的“汽车梦”，与其说是郭台铭拥有汽车梦，倒不如说是郭台铭领导富士康上演的一场“变形记”，汽车梦，这三个字怎么看都应该是一群热爱汽车的人努力实现梦想的故事，可郭台铭却没能给人带来这样的感觉，而他与汽车之间的联系，除了投资、造车之外，恐怕也就只有他的两辆座驾，奔驰S500和雷克萨斯LS430。
与郭台铭相似，房地产大佬许家印同样拥有让人没法将他和汽车梦联系在一起的气质，不仅如此，俩人还有不少的相似之处，比如都是首富、比如半路出家造车…可相比许家印，郭台铭的造车之路来的更加含蓄，从间接投资到直接参与，他用了近5年的时间。
更重要的一点，本是制造业出身的郭台铭很清楚自己更擅长什么，与FCA的合作，负责的领域也是产品设计、零部件研发和供应链管理等方面，并不参与汽车组装的过程，这样的合作与许家印的“买买买”相比，多了几分真诚和自我了解。
无论是郭台铭，还是许家印，他们都深知造车有风险，谨慎的郭台铭应该更为甚之，因此他们自然也不会像大多数造车新势力一般赌上全部身家性命去追梦，但如此跨界汽车行业到底是真诚造车还是力求转型？界限或许并不明确，大概率二者兼有，可满腔热血、全情投入的追梦人都尚且未能圆梦，而不那么“投入”的郭台铭又可以圆梦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