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创新大师：熊彼特和德鲁克都是奥地利人。
广泛阅读是两位大师的共同点。熊彼特的思想来源于过去300年里以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出版的每一本书和每一篇关于经济理论的文章。德鲁克在德国汉堡学习期间阅读了数百本书。每隔三四年，他会选择新的课题进行研究，可能涉及统计学、中世纪史、日本艺术或经济学等。2002年，德鲁克再次重读莎士比亚。
熊彼特最终在教学中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并以教授和导师的身份度过了大半辈子。他在波恩和哈佛任教25年，哈佛有400名经济学博士，数千名本科生在他的指导下学习经济学。他门下有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们是萨缪尔森和托宾。
德鲁克在写作和咨询方面完成了他的使命。德鲁克定义了他70多年的工作。“写作是我的职业，咨询是我的实验室。”德鲁克为世界各地的许多政府机构、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提供建议和帮助。为了表彰德鲁克对世界的杰出贡献，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于2002年6月20日授予德鲁克总统自由勋章。
创新鼻祖熊彼特
谈论创新而不谈论熊彼特就像没有哈姆雷特的《王子复仇计》。一定很无聊。
1907年，新婚妻子熊彼特来到埃及谋生，在开罗开始了律师生涯。也就是在开罗，熊彼特获得了商业上的实际经验。他帮助重组了开罗的一家糖厂，通过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大大提高了工厂的效率和利润水平。这一经历给熊彼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亲身经历了一个创新的过程，看到了创新的成果。因此，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来源于对实践的观察和总结，而不是象牙塔的假设。
熊彼特在1912年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创新理论”。他认为，所谓“创新”，就是“建立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把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系统。
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的职能是实现“创新”，引入“新组合”。据此，熊彼特对企业家和企业的定义是这样的：“推动这些新组合的组织称为企业，职能是实现新组合的组织称为企业家。”所谓“经济发展”，也是指全社会不断实现这种“新结合”。
这个新组合包括五个内容：(1)推出新产品；(2)引进新技术；(3)开拓新市场；(4)掌握新的原材料供应来源；(5)实现新的组织形式。根据熊彼特的理论，“创新”是一种“内在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在创造力的经济生活变化”。
熊彼特最突出的贡献是将创新定义为企业家的职能。但是熊彼特称创新者为企业家，这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话语上的困惑。“企业家”这个词来自法语，意思是承包商。“企业家”在德语中是Unternehmer，相当于英语中的“所有者-管理者”，意思是“既是所有者又是管理者的老板”。因此，“企业家”一词在两种语言中都没有准确反映他的初衷。如果熊彼特用“创新者”这个词来表达一个介绍新事物的人，就相当于他想表达的意思，人们就可以避免多年来对这个词的争论和困惑。
1983年5月23日，为了纪念熊彼特诞辰100周年，德鲁克在《福布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现代预言家：是熊彼特还是凯恩斯？》的文章中写道：“在某种程度上，凯恩斯和熊彼特重复了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哲学家，才华横溢、聪明而锋芒毕露的诡辩家巴门尼德和行动缓慢、丑陋但聪明的苏格拉底之间的对抗。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人比凯恩斯更聪明、更精明，而熊彼特相貌平平，但很聪明。智慧一时胜，智慧永存。”
为什么德鲁克对熊彼特评价这么高？德鲁克写道：“熊彼特从一开始就宣称，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不是均衡，而是结构变化。因此，熊彼特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原则，即创新者是经济学的真正主题。”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对创造力的破坏”。他坚信，经济只有吸收变化的结果，永远改变结构，才能发展。这种变化破坏了旧的平衡，创造了新的平衡条件。发展是新旧平衡之间的事件。
德鲁克的创新思想
1985年，德鲁克出版了他的书《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德鲁克说过，企业家就是创新者，所谓的创业就是创新
精神。该书始于企业家经济，而结于企业家社会。创新是微风细雨，创新是革命的替代品，这是本书要表达的核心思想。德鲁克写道：无论是社会还是经济，公共服务机构还是商业机构，都需要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能让任何社会、经济、产业、公共服务机构和商业机构保持高度的灵活性与自我更新能力，这首先是因为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不是对原有的一切‘斩草除根’，而是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这次推出一个新产品，下一次实施一项新政策，再下一次就是改善公共服务；其次，因为它们并没有事先规划，而是专注于每个机会和各种需求；再次，是因为它们是试验性的，如果它们没有产生预期的和所需的结果，就会很快消失；换言之，因为它们务实，而不教条；脚踏实地，而不好高骛远。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企业家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平常、稳定和持续的活动。正如管理已经成为当代所有机构的特定器官，成为我们这个组织社会的整合器官一样，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也应该成为我们社会、经济和组织维持生命活力的主要活动。这要求所有机构的管理者把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作为企业和自己工作中的一种正常、不间断的日常行为和实践。
德鲁克不但通过著书立说来传播他的创新思想，而且他还亲自践行他的创新思想，德鲁克基金会就是德鲁克实践他创新思想的载体。德鲁克下面的这段经历也许会帮助理解他思想和行动的一致性。德鲁克的童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度过的。战争带来的不仅是恐惧而且还有饥饿。德鲁克在他的自传《旁观者》中意味深长地说到：“像每个维也纳孩子一样，我也是赫伯特·胡佛救的。他的食物赈济组织提供了学校午餐，这些午餐使我后来一直对粥和可可茶厌恶之极 ——但是毫无疑问，这些东西拯救了我的生命，也拯救了欧洲大陆数百万孩子们的生命。”奥匈帝国的政府对他在饥饿中挣扎的臣民毫无帮助，而一个外国的 “组织”却能拯救他们的生命。这也就是德鲁克把组织看作一种人类创造性工具这一概念的形成根源。同时，我们也能从中理解，为什么德鲁克在一生中始终以不同的形式帮助非营利组织。他坚信：非营利组织的使命在于改变人类的生活。
1990年，在德鲁克的支持下，赫塞尔本和布福德创建了德鲁克基金会，它的使命是“提供非营利机构最好的思想、实务与经验。”这些最好的思想、实务与经验从何而来呢？德鲁克基金会每年举办两次论坛，出版书籍和发行期刊。许多管理大师，例如：彼得·圣吉、吉姆·科林斯、史蒂文·科维等都是德鲁克基金会的义务讲师。德鲁克为该基金会捐款25万美元，这是他《非营利机构管理》一书的稿费。德鲁克基金会在过去的15年中，每年都要颁发“德鲁克非营利创新奖”，从环保组织、妓女从良所、到收养爱滋病患者子女的路德教会都曾获得过该创新奖。德鲁克还亲自为该基金会设计了一个“非营利机构自我评价工具”，用来帮助非营利机构提高管理的成效。德鲁克向非营利机构提出的5个问题实际上值得所有的组织做认真思考：我们的使命是什么？谁是我们的客户？客户的认知价值是什么？我们的成果是什么？我们取得这一成果的计划是什么？
从经济视角到社会视角
德鲁克早年在德国的汉堡读大学，其间读到的两本书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一是爱德蒙·柏克于1790年完成的《法国革命之反思》，二是斐迪南·杜尼斯于1887年写就的德文社会学经典著作《社群与社会》。德鲁克写道：“柏克要告诉我们的是：在这样的时代，政治和政治家的第一要务是要在连续和变革间找到平衡。这样的精神，随即成为我的政治观、世界观和日后所有著作的中心思想。”从德鲁克1939年出版的第一本书《经济人的末日》到2002年他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下一个社会的管理》，他一生都在探索连续和变革之间的平衡。德鲁克用46年的时间(从1939他出版的第一本书《经济人的末日》算起，到1985年他出版《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对连续与变革的系统思考和提出的解决方案，体现在他1985年出版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
德鲁克在《一个社会生态学家的思考》一文中写道：“经过多年思考，我认识到，变革也是需要管理的。实际上，我逐渐认识到所有机构 ——无论是政府、大学、企业、工会，还是军队——只有通过在其自身结构中建立系统化、有组织的创新，才能保持连续性。这最终促使我写成《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1985年)，尝试把创新这一学科作为系统化的活动来管理。”
熊彼特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创新的，德鲁克不但从经济的角度，而且还从社会的角度来研究创新。最为重要的是，德鲁克为连续与变革之间的平衡提供了解决方案：创新。唯有创新才能在“动态不均衡中建立社会，也唯有这样的社会才具有稳定性和凝聚力。”这不仅是对人类历史发展高瞻远瞩的总结，而且也体现了德鲁克作为社会生态学家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本文系作者为纪念德鲁克逝世两周年而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