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范北京报道
种种迹象表明，地方国企的融资模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今年上半年发行了20多只永续债投资信托。此外，近期，地方国企也集中成立融资租赁和商业保理公司。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我国北方某区县级城投公司高管表示，上述现象更多是由于国家政策对地方政府债务的限制和清理。
“之前的一些融资方式，(中)政策(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限制，未评级的国企无法进入正规资本市场，只能用这种私募或者本地上市的方式融资。”中国北方一家国有企业的内部人士表示。
永续债渐盛
记者获得的数据显示，政府信托永续债投资信托的融资方主要为江苏、山东、浙江、湖北等省份的国有企业。这些产品的预计结束日期大多在2022年和2023年，生存期只有两三年。
比如南方某信托公司发行的永续债信托计划，期限单一，期限为2年。如果投资期限延长条款设置为“(融资人)选择继续，则延续周期的业绩基准为前2年。原来适用的业绩基准跃升了300个基点；如果重置后的业绩基准达到11.29%/年(税前)，就不会跳。”
北方某信托公司发行的永续债信托计划，产品期限类型也是单一期限，期限为2年。该产品规定“当永续债投资触发利率重置时，信托公司有权将本金和未支付的收益进行投资。将永久债务转让给合作投资者进行对价。”
某央企信托公司政信业务团队的一位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永续债是一项投资业务。目前大多数信托以窗口为导向，限制了融资业务。投资永久债务是一种无奈之举。金融机构不想保持可持续性。(可持续债务信托)经常设定高利率，两三年后退出。”
据了解，自2020年6月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要求信托公司不断降低信托融资压力。从2020年第三季度开始，融资类信托的规模和占比开始下降。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一季度末，融资类信托规模和占比分别降至4.45万亿元和21.85%，同比减少1.73万亿元，降幅达7.11个百分点；与前一个月相比，规模下降了0.4万亿元，这也意味着今年一季度信托业融资类信托减少了4000亿元。据统计，2020年信托业全行业将减少融资业务近1万亿元。
从地方国资平台来看，永续债信托也颇受欢迎。此前，郑茜资本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由于永续债券没有确定的到期日，发行人可以延期支付利息和本金而不违约，不会稀释老股东的股权。在某些条件下，永久债券可以记录在所有者权益中。
“(信托公司与当地国有平台)一拍即合，但实际上问题依然存在，会计指标暂时看起来还不错，利息最终会还回来。”上述央企信托公司政信业务团队的人直言。
加码供应链金融
除了永续债信托产品，地方国有平台也在增加供应链金融。
据天津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天津市金融局”)官网消息，6月21日，天津市金融局发布批复，同意设立华龙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核准甘肃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东资格，出资5500万元，占比55%。
6月22日，山东路桥(000498。SZ)公告，公司子公司山东高速路桥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其中路桥投资出资4500万元，占合资公司股权的45%。近日，郑州市金融局先后公示，拟通过河南水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河南来顺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设立初审并将材料报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审核。
据了解，河南水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为2亿元整，河南水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出资14000万元，持股占比70%；河南来顺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1亿元整，由郑州车来顺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郑州车来顺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为河南中原金控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工商信息显示，上述拟成立的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类公司，背后股东主要为地方国企。
此外，天眼查显示，今年6月9日、 6月11日在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先后成立的天津德晟租赁有限公司、顺鑫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其背后同样是来自不同省区的国资企业。
就国资企业集中成立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公司这一现象，资深国企法务专家曾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核心还是为了方便融资。把本地一些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不接受担保的资产，在自己的保理、租赁公司融资，就能加杠杆。平台公司一般都会和施工设备单位合作，这样可以有一个供应链的概念，既方便施工设备单位收款回款，平台公司及租赁公司也能收费。”
上述央企信托公司内部政信团队人士分析认为，国资平台成立融资租赁、保理类公司，背后可能有几大方面综合因素。比如，金融强监管周期下，国资平台的融资渠道受限，借新还旧循环不畅；国资平台承担着基建重任，本身有很多应收账款、往来款等存量资产，但传统金融机构对这类资产有着天然的不信任，辨别真伪、盘点、变现难度都很大，这类资产很难盘活，用来再融资；融资租赁、保理公司目前还不纳入金融牌照受强制监管，但却具有金融业务属性，且比较灵活，工商注册渠道较为畅通等。
融资渠道受限
对于政信类永续债信托增多，地方国企集中成立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类公司的原因，北方地区某区县级城投公司高管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出现）这些现象，是因为国家政策对地方政府债务的限制和清理。“之前一些融资方式政策都有了不同程度限制，未评级国企又进入不了正规资本市场，只能用这种私募或者地方挂牌形式融资。”
公开报道显示，2020年以来，江苏省泰州市、常州、盐城市以及云南省等多个地区要求城投公司压降融资成本。
2021年4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21）5号文，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把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作为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妥善处置和化解隐性债务存量。完善常态化监控机制，进一步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决不允许新增隐性债务上新项目、铺新摊子。严禁地方政府以企业债务形式增加隐性债务，严禁地方政府通过金融机构违规融资或变相举债。”
从地方国企融资渠道来看，除了因压降融资类业务而导致的信托融资通道收紧之外，而债券融资通道也在收紧。
公开报道显示，2021年4月22日，沪深交易所分别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3号——审核重点关注事项》《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引第1号——公司债券审核重点关注事项》，对公司债券审核中的重点关注事项及信息披露要求作了具体规定。两份指引内容相近，以防范信用风险为重点，通过限制发行规模与募集资金用途，进一步收紧对公司债发行要求。
广发证券近期研报提到，2021 年以来，一方面，地方政府加强城投融资总量控制，另一方面，交易所和交易商协会对高债务区域、弱资质城投限制发债规模和募集资金用途。二者合力，城投债增量可能放缓，从而结束近两年净融资额高增长的态势。
以2021 年5 月数据为例，根据开源证券研究所数据，今年5月城投债发行1098亿元，创近3年来新低。其中5月份城投债净融资为-1328亿元，显著低于以往同期正常水平，为2018年10月以来单月首次负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