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爱谦(右)在老市场欢迎老书记。她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第一代创业者。图片由科普提供
冯爱谦(右)在老市场欢迎老书记。她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第一代创业者。图片由科普提供
中新网杭州7月6日电(记者Xi金燕胡艺馨)浙江，一个以盛产“老板”著称的省份。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和中国民营经济的重要发源地，浙江一直以其独特的发展模式备受关注。
永远不知道你知道什么，但你知道你要去哪里。浙江民营经济如何崛起？温州模式是如何萌芽的？义乌是如何从一个贫瘠的县城一跃成为“世界超市”的？如果翻开《瞬间：重返浙江红色现场》(以下简称《瞬间》)这本书，或许能从党史的“瞬间”中找到答案。
卜新生在工厂门口迎接工人。图片由海盐宣传部提供
从无到有，在改革开放春风中萌芽
浙江腾飞的转折点在于改革开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演进中，浙商们敢于第一个探索前路。
在《瞬间》一书的《步鑫生：一把剪刀剪开中国企业改革的帷幕》章中，记载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刻：1979年，位于浙江海盐的海盐衬衫总厂出台规定，实行“实奖超实奖，实赔不付，顶不封顶，底不保”，从而打破了“大锅饭”制度。时任海盐衬衫厂厂长的卜新生，用一把剪刀拉开了中国企业改革的大幕。
“为了钱而工作，为了钱而工作”“劳保，为了保险而工作”“干部干部必须先一步”“谁来娶我的牌子，谁来娶我的饭碗”“靠牌子吃饭可以传下去，靠关系吃饭会崩溃”.这些经典的“台阶语录”在今天的企业中非常常见，但在当时却是石破天惊，后来成为“管理圣经”
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开启，人民的开拓精神在创新创业的热土浙江得以发扬光大。民营企业家开辟了符合地方特色的改革发展道路，“温州模式”和“义乌经验”相继涌现。
《瞬间》记载的一起“县委书记与农妇之争”，是浙江义乌市场开启的“起点”。那是1982年5月的一天。那时候义乌土地贫瘠，农民一个人种地都活不下去。于是，胆大的农民选择偷偷摆摊补贴家用。然而，这种行为在当时被视为投机，被禁止。
被打黑办多次追捕后，走投无路的农妇冯爱倩决定去义乌县政府大院商议案情，并见到了时任义乌县委书记的谢高华。后来，在长达一个小时的谈话中，冯爱倩详细描述了生活的艰辛和摆摊的辛酸。
《瞬间：重返浙江红色现场》 。王刚摄
正是这次谈话让谢高华意识到义乌农民的生活有多艰难。当时中央政策还不明确，谢高华决定，即使没有工作，也要让老百姓富起来。
1982年9月5日，义乌市以整顿厚镇市场领导小组的名义发布了开市通知。经过几次扩张，义乌小商品市场已经遍布全球，成为“世界超市”。
历经跌宕，从野蛮生长到高质量发展
5px;">历史的意义总是在回望的时刻愈加清晰。浙江民营经济崛起的那些年里，改革并非一条平坦的直线，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也受意识形态、产业交替、经济周期等诸多因素缠绕，风雨跌宕。在《“温州模式”再回首》一篇中，就记录了1982年温州“八大王”事件。该事件在干部民众心中造成了巨大阴影，成为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的拦路虎。
后来，温州“八大王”错判案件相继得以平反纠正后，这一冰冻的局面才被打破。也就在这一时期，南存辉和几个朋友合作办起了一家小工厂，也就是正泰的前身——乐清县求精开关厂。
1984年，温州乐清柳市五金电器经过了几上几下，但发展迅猛，而民众个体办企业达到15000多家。同样的场景也在温州苍南宜山、温州永嘉桥头等地上演，以家庭工业、商品经济、个体经济为特点的温州经济引起全国各地的极大关注。
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曾总结道，温州成功的经验就是“不管”。因为鼓励农民大胆、放手创造正是改革初期最重要的方针，先让农民干起来，然后各级政府再在实践的基础上加以总结、提高。
“温州模式”姓“社”姓“资”一直饱受争议，使民营经济带着“镣铐”前行。直至1992年春南方谈话后，才统一认识，肯定了“温州模式”的市场化、民营化的发展道路，这也再一次激发了老百姓从商创业的积极性、创造性。
然而，走在前面的浙江也较早面对成长的烦恼、转型的阵痛和蜕变的艰辛。
在《浙江民营经济崛起的那些年》一篇中写道：20世纪80年代末，温州的假冒伪劣产品严重损害了温州乃至浙江的声誉，同时记录了一则小故事：时任浙江省副省长柴松岳在苍南市场花了5块钱买了一条“真皮带”，结果后来一打喷嚏，就崩断了！里面居然是一层马粪纸，外面用破布包起来的。
这个插曲最终推动了温州假冒伪劣商品的治理。1989年，国务院七部委组成一个整顿检查组进驻柳市，治理电器行业，一大批不合格的电器厂被迫关闭。“大整顿”过后，求精开关厂转型发展，忠于“求精”，非但没有死去，反而越做越大。这也成为浙江民营经济从野蛮生长到高质量发展的缩影。
迎风逐浪，在数字化改革中勇立潮头
在“零资源”的土地上“无中生有”，在“七山一水二分田”的狭小土地里“点石成金”，在“四千精神”的加持下，浙江民营经济不断迎来新的发展阶段。
进入21世纪，围绕党政机关整体智治、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法治的数字化改革，为浙江民营经济注入了新的发展动能。
《瞬间》的《之江潮涌：数字化改革启幕》篇章中记录：2003年1月，“数字浙江”建设拉开大幕。18年来，“数字浙江”建设成为浙江发展蜕变的重要引领。特别是2017年以来，数字浙江建设加速推进，大致可以分为“最多跑一次”改革、政府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化改革三个阶段。
衢州，浙江最早探索实践“最多跑一次”改革地区之一。2014年底，为便利企业办事，衢州在办理商事登记业务中将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营业执照等“三证合一”，后来又拓展到社保登记证和统计证，希望实现“五证合一”。
2017年，打破部门壁垒，建成综合受理窗口，并将材料在后台高效流转的“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模式在衢州市行政服务中心被探索出来。当地30多个部门的1400余个事项，被整合成投资项目、商事登记、不动产登记等六大板块，民众和企业由“跑多个窗口”变为“只跑一个窗口”。
2017年2月，浙江省政府印发《加快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实施方案》，将衢州经验推向浙江全省，“最多跑一次”改革由此破题。
随着办事成本的不断降低，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浙江市场经济活力被进一步激发。截至2021年3月底，浙江省共有各类市场主体816万户，其中企业有300万户，个体工商户500万户。按照现在常住人口的规模来看，8个浙江人里面就有1个是老板。
站在建党百年的重要节点回眸，浙江为何盛产老板？答案或许就藏在这一个个“瞬间”。
据悉，《瞬间：重返浙江红色现场》一书由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与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杭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撰，红旗出版社出版发行。(完)
来源：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