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由李如雄和湖北人小米董事长雷军共同创办的孵化器，7年来以光谷为原点，先后走进成都、Xi、杭州、长沙，被视为武汉积极创新的象征。
“好像(复工)会延期，不知道国际疫情是什么样的。估计损失可能会达到1500多万。”3月4日晚，李如雄透露，如果不追加投资，账上的流动资金“根本撑不住”。
南开大学商学院原院长张玉丽此前表示，企业组织的价值在于集体合作，疫情中不允许人员聚集，所以所有企业组织都会受伤。“区别只是大或小，长期或短期，可承受或不可承受”。
一位企业负责人指出，3月11日是否复工要有明确的说法，不是所有人都无法理解，而是需要稳定的预期来缓解焦虑、化解不安。再次，“信息披露是最好的疫苗”。
“武汉仍像战时一样孤立。所有居民都不能出门。每个社区都受到严格控制。此时此刻，所有的交通还没有恢复。我们不能在11号开工。我们还不确定。”太空动画董事长张汉德上周接受采访时表示。3月10日，他又说交通还没恢复，从青山到汉口怎么去光谷是个问题。至于明天是否复工？没人通知他。
原来，方大元的武汉木莲是根据3月11日复工准备的。第一批预计有50~80人，车站调整、消毒物资、餐食、交通都准备好了。但截至10日上午，未收到通知，只能继续“准备”。然而，即使我们按照上述计划复工，对于这家拥有200名员工的公司来说，出勤率仍然不到50%。
不能停、停不得的少数
目前，整个光谷承载着武汉50亿美元的产业。截至2019年上半年，八大产业集群共有大小企业101997家。在“休眠”状态下，大部分生产活动暂停，但也有极少数“停不下来”“停不下来”。
2月28日，湖北省委书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指挥长应永到生产一线调研检查，明确表示全力支持医疗物资生产企业扩产增量。
在被调查的三家企业中，有两家位于光谷生物城。其中，华大基因是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定的经新冠肺炎确认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已生产试剂盒120万套；中汽生物生产的1740多台心电监护仪已经交付。
当前，保障医疗物资供应尤为迫切。有望“改变光谷单一光电子产业结构”的光谷生物城，成为这场战争中的“积极分子”。截至2019年底，生物城共有企业2400余家，创新创业者6万余人。
据悉，从春节开始，光谷生物城至少有20家企业参与了防疫物资的生产。“我们(生物医药)园区有很多企业在生产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检测试剂盒。据我所知，园区大概有1000人在不同的企业工作。”朗利生物医药(武汉)有限公司的刘一说。
疫情期间，这家专门从事口腔的企业与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联合研发了一种消毒剂。后者研究表明“对新冠肺炎有很好的杀灭效果，具有无刺激、无腐蚀、环境污染小的特点”。
在另一个园区，湖北华冠中科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于1月24日开始生产泡沫洗手抗菌液和乙醇手部消毒喷雾剂，日生产能力约1万瓶，主要供应省内医院和药店。在采购生产原料时，公司没有少花时间。董事长助理沈赞说，“新年第四天，所需原材料和包装材料全部到位，采购就哭着向公司汇报。”
除了生产防疫物资，重大项目不能停。
国家记忆
是其中之一。2016年12月30日，这个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有史以来最大的单体投资项目（240亿美元）在武汉未来科技城开建，紫光集团董事长兼长江存储公司董事长赵伟国形容，“这个项目对中国科技事业的意义，不亚于‘辽宁号’航空母舰出海试航。”按照赵伟国的说法，2020年是存储器黄金十年新的开始。但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暴发，来势汹汹，特别是“封城”带来的连锁反应，引发外界对项目产能、进度的高度关注。
1月底，长江存储曾对外表示，停工停产不在计划之内。实际上，这里一直保持着规律的节奏，生产线日夜不息，数百名员工在厂区和生活区间快速切换——这是与30公里外的武汉主城区不同的景象。
一位生产线员工透露，他们已按照“上二休二”“一天12个小时”方式持续工作一个月，随着同事陆续返岗，工作压力会小一些；另一位佩戴紫光集团标志性紫色工牌的工作人员表示，自己从过年开始就几乎“没日没夜地干”，主要原因在于本地重灾区员工无法上班，有的还要隔离一段时间，所以“比以前更忙”。
维持生产、人手有限、防控压力……难题很现实，但参与全球竞争，也是分秒必争。
事实上，这项国家布局背后，亦藏着武汉的“追芯”梦想。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所长叶甜春曾说：“它的意义会超过武钢在工业化时代对于武汉的意义。”
创投往何处？
曾经“一杯咖啡就能喝出几百、上千万创业投资”的光谷，暂时性陷入沉寂。不论投资人还是创业者，都不得不接受当下这个考验。
目前，光谷创业咖啡已经接到五六家企业通知。“不来了，不做了。”李儒雄透露，“因为办公设备都是我们的，让我们自己处理。”这还不包括那些不主动反馈的。
李儒雄认为，疫情导致企业收入直线下降，加上亲朋好友劝阻“别做了”，以及投资人捂住资金更“惜投”，构成迫使创业者离场的几大主要原因。
这位天使投资人认为，原本很多年轻人创业就靠家庭资金启动，“有点钱，先做再说”，一旦遇到这种情况，抗风险的能力非常弱。
对比2019年1-3月，平均每个工作日光谷都会新增81家企业；而如今，被“青桐”点燃的激情正在被疫情冲击。
“我觉得湖北省、尤其是武汉市，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复工，这个还是蛮关键的。”李儒雄说，应该用一种看得见的希望，消弭大家内心的恐慌。
相对而言，杜育华要淡定一点。这位武汉汇宇创业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执行合伙人表示，目前只是暂停找项目、筛选项目的工作，去年定下来的项目都根据协议按步骤打款，可以在线上完成。
这家VC机构的投资项目有一半在光谷，杜育华也坦言，确实有多家被投企业受到影响，老板们着急复工，“但最后影响有多大，还要等年底再来评估”。他自己评估，3月底武汉企业基本可以陆续复工，“如果企业足够优秀，市场还是可以夺回来的”。
也并非所有投资人都如此乐观。一位入选武汉“城市合作人”的投资人直言，疫情不结束，便无法统筹、配置资源，“什么都没法重启”。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为创业服务的机构、平台，自身也面临生存压力，人员流动性、现金流动性问题亦无法回避。
以光谷创业咖啡为例，全国28家孵化器中，有14家在湖北，武汉市内有12家。虽然备齐了消杀物资，李儒雄仍不确定3月份是否能全面复工。长沙的“创业咖啡”已经开始运转，但主要靠其他几个员工，“负责人在武汉，过不去”。
李儒雄还透露，除原定于10月举行的全球天使投资峰会预计不会调整外，公司今年上半年的很多活动都已推迟，入户企业招商也会推迟，“原来是（觉得）在3月底能结束，如果继续的话损失会更大”。不能丢的信心
2月初，西贝餐饮创始人贾国龙的公开喊话，激起外界对企业生存状况的忧虑和关注。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徐飞表示，对很多企业而言，如果说昨天是为利润而拼搏，今天则为生死而战。
“正如达尔文所推测的那样，能生存下来的人‘不是最强大或最聪明的人，而是最能适应变化的人’。”张汉德第一时间在朋友圈转发了红杉资本给美国成员企业的公开信，并写到，“能活下来的将得到再次变异进化，更加强大。”
他经营的太崆动漫于2017年成立，武汉和洛杉矶两地员工加起来不过30余人，而就是这家年轻的小公司，第一部作品即入围第91届奥斯卡奖最佳动画短片，被视为光谷动漫产业“明星”。
在众多光谷企业中，这家公司还算幸运。因为春节前刚好提交了片子，如果没有疫情，复工一个月也主要是在做开发性工作，比如创意设计、动画特效、市场营销。“有一些是可以不来公司的，通过网络会议能够解决，从这个层面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张汉德说。
不能正常上班的日子，公司微信群变成了“教育课堂”，了解防护知识、正确认识病毒、调节心理状态，张汉德则通过到公司帮员工打开电脑进行远程控制方式，完成“辅助”任务。
2月14日，武汉对住宅小区实行封闭管理后，他向有关方面做了情况说明，办到一张通行证，“只要有需要，我都可以去办公室，走路大概10分钟”。张汉德的观点是，不管出现什么困难，总是要想办法解决，总是会找到办法。
在最低谷的时候，看到手机上的各种消息、视频，张汉德还是会忍不住流泪。方达远也经历了长时间的失眠。这些接受采访的企业代表都试图表达同一个观点——
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感到迷茫，而是面对不确定性，企业家群体产生了情绪共振，能够推己及人。
“有段时间会觉得企业的命运、自己的命运，就像是挂在树上，随时会掉下来。”随着疫情得到遏制，人缓了过来，终究不能把信心和勇气都丢掉。方达远说，现在的考验可能比任何时候都要严峻，但优胜劣汰什么时候都有，“等着、躲着，肯定必死无疑，往前冲一冲，还有活下去的机会”。
2月22日，武汉出台21条措施，涉及税费减免、金融支持、企业用工等五个方面，帮助中小企业共渡难关。外部环境在不断释放积极信号。
张汉德表示，虽然要等到真正开具发票时才能知道减税优惠有多少，但并不影响这些帮扶政策成为“定心丸”，帮大家减轻压力，特别是心理上的压力。
在方达远看来，政府为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大环境很必要，同时，还需要继续“下沉”，了解企业员工的难处和痛点，帮助他们释放不安全感，企业才能安定下来。
“沉到企业还得沉到人，如果每个人都有信心了，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
他希望，这个声音能被听见。（每日经济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