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青年报
天津向日葵自闭症康复中心，一个孩子在黑板上做计算。
一切看起来都和幼儿园没什么两样：房间里五颜六色，七八个孩子整齐地躺在地板垫上午休，一些熟睡的小脸还在微笑，仿佛在做着甜甜的梦。一些孩子眨着眼睛，害羞地看着头侧着的陌生游客。
甚至连“向日葵”这个名字在幼儿园里也常用。但是天津向日葵自闭症康复中心的22个孩子，每个人都有一个悲伤的故事。他们的年龄从2岁到22岁不等，都是不同程度的自闭症患者。
这家公益机构位于天津大港的一个普通住宅区，除了为贫困家庭的自闭症儿童提供托管和康复训练服务外，从外表上看与普通房屋没有什么不同。
四年前，李从一所公立幼儿园退休，来到这里。退休前，她无意中听到这个帮助自闭症儿童的组织。她一生从事学前教育工作，接触过普通孩子。她怀着好奇心报名成为了一名志愿者。
她当时看到的每一个地方，都与她服务的幼儿园形成了极大的反差。狭小的房间里几乎没有专业的教具。午休时，孩子们挤在薄薄的地毯上，衣服随意堆在地上。没有空调和热水器，老师轮流给孩子做饭和洗衣服。
她在家访中了解到的情况让她更加担心。这些孩子大多来自单亲家庭，他们的疾病往往是导致父母婚姻触礁的关键因素。最孤独的孩子叠加在最孤独的父母身上，让情况变得更糟。
土豆萝卜、萝卜土豆
以前“向日葵”不提供午餐，实际条件只够孩子带饭加热。一个叫尹明(化名)的孩子总是在他的午餐盒里有土豆、萝卜和土豆。李去他家一看，这是一个有麻烦的单亲爸爸，厨房里只有馒头。土豆和萝卜已经是这个家庭能给孩子的最好的营养了。孩子的父亲告诉她，他可以只填饱肚子，让孩子“吃得更好”。
尹明的父亲只能在住所附近打零工。对于他这样的单亲来说，自闭症是一个沉重的枷锁，将他们束缚在独自照顾孩子的位置上，无法全职工作，经济状况更加困难。
李联系了附近的一家银行，和经理讨论她是否可以每天省下食堂里剩下的一点食物。父子俩靠食堂的剩饭改善了一段时间的伙食，直到好心的经理调走。
起初，李只是想体验一下向日葵。然而，她目睹的不幸一再绊倒她，推迟了她的离开。最让她担心的是一个无法承担生活重担的单亲妈妈。她绝望地跳楼自杀了。幸运的是，她及时获救，保住了性命，但腿却断了。
“我要走了，孩子们怎么办？这些单身妈妈怎么办？”她接管了向日葵。在过去的四年里，她联系企业捐赠二手空调，购买热水器、洗衣机和书柜，为这些家庭收集衣物，联系工作，甚至去帮助单身妈妈讨要拖欠的工资。
车库里的家
2018年天津第一场雪的那天，向日葵的几个孩子生病请假了。李很着急，一个个去看望他们。
知道李老师要来，丁宁的妈妈在门口等了很久。她的名字叫关，今年35岁。几年前她的孩子被诊断出患有自闭症后，她的丈夫和她离婚了。她的儿子是向日葵最自闭症的孩子，被评为“一级残疾”。
一年前，在家乡哈尔滨，关无缘无故晕倒，在医院被诊断为良性脑瘤，需要长期服药。她的住处是房东的车库。有玻璃门的车库变成了“家”。房东了解了她的情况，以每月800元的租金把车库租给了她，并免费提供了许多生活用品。
在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里，两个靠墙
上下床几乎占去了三分之一。几十袋分装好的东北木耳——她以出售山货为生——把过道挤得只容单人通过。床边的暖气片里有水流的声音，伸手去摸，热的，“这是房东特意给我们开的。”老家的父母放心不下，担心她病情复发，也跟着搬了过来，在附近一家烧烤店打工，总是凌晨一两点钟才能下班回家。
“爹妈都五六十岁了，腿脚也不好，可他们坚持睡在上铺，担心孩子晚上睡在上面会掉下来。”关小微哽咽着说，父母把她抚养成人，没来得及享受一天她的孝顺，到了晚年还在为她和她的孩子操心。
在她小时候，父母农忙回家累了，睡觉会打鼾。他们和她住一起后，担心吵醒孩子，因此尽管每天上班很辛苦，却从来没有让她听到过一次鼾声。
一层5毫米厚的玻璃隔开了室内室外两个天地，外面是冰天雪地，里面是三世同堂相互取暖的一个亲情不等式：爹妈心疼女儿和外孙，女儿心疼爹妈和自己的儿子。
抱在一起取暖
22岁的李伟民是“向日葵”里年纪最大的一个孩子，他从机构成立之初就来到了这里，迄今已有9年。
李伟民躺在床上，听见是李老师来了，掀开被子算是给她打过招呼，然后又用被子遮住头，藏进被窝。临时照看他的舅舅说，最怕这孩子生病，病了哪里不舒服自己也不会说。
之前，在李老师的帮助下，李伟民的母亲到当地一家石化公司打工。公司照顾这位坚强的母亲，以低价租给她一套老式公寓栖身。破旧生锈的防盗门上贴满了各类小广告，门缝里插着一把端午“避五毒”的艾草，像是多年不曾更换，积着蛛网和灰尘。
李伟民属于“二级残疾”，但由于外地户籍，无法在这里享受社会最低保障，“向日葵”为他免除了所有费用。和丁宁的家庭类似，他的父母也是在他确诊之后离异的，当时他只有一岁，父亲不想要孩子，也不愿提供抚养费。他母亲30岁起便独自拉扯孩子，如今已过“知天命”的年纪。
“伟民妈妈不止一次地给我说，她无数次想过放弃，想过自杀，可是她说自己连死的权利都没有，说她死了，自己的孩子该怎么活？”李艳英说，这位母亲在儿子患病以后，陌生人来电从来不接，有志愿者打电话联系不到她，只能通过“向日葵”为她提供捐助。
“向日葵”里的孩子能够陆续收到外界的善心捐赠，但捐赠只是杯水车薪。李艳英逐渐意识到，她得为这些家庭找到生路。“让他们有事做，一方面可以增加收入，另一方面也能转移他们的注意力，重新开始生活。‘输血’总是不如自身‘造血’。”
得知关小微的东北老家生产木耳、香菇等土特产，她就鼓励关小微把家乡的特产带来出售。她还联系了天津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帮忙注册了网上店铺，以扩大销售面。
李艳英陆陆续续帮忙联系过许多买家。一家包装公司免费制作了包装袋。晚上，等孩子睡下，关小微就在家里装袋，父母深夜回来也会帮忙。“多亏李老师帮我张罗起这个营生，生活也有一些盼头了。” 她说。
“这些自闭症孩子治愈的可能性非常小，以至于让很多家庭看不到希望，但生活还得继续，这些单亲妈妈还得生活啊！”李艳英认为，“向日葵”帮助的不仅仅是这些孩子，还应该关注这些单亲家长的生活，孩子的康复训练需要家长的参与，让他们看到希望，孩子才能有希望。
孩子自闭症被确诊后，很多家庭因此破裂，孩子也多由母亲抚养。这些单亲母亲离异后几乎没有再婚的可能。“我也试着让她们再找一个伴儿，可是对方知道孩子的情况后都拒绝了。”
2014年至今，李艳英先后利用自己的人脉，帮助多位单亲家长找到了工作。关小微计划让别的单亲妈妈参与她的网店运营，将来如果有一天条件允许，她想成立一笔基金，用来帮助更多自闭症儿童和家庭。
“我们单亲妈妈要抱在一起取暖。”她说。
让“我们的孩子”去融合
与幼儿园一样，“向日葵”的孩子分为小、中、大3个班上课。不同的是，这里大班里的孩子真的很“大”。一个10岁的孩子看到老师来了，高兴地过来要“抱抱”。
16岁的于正(化名)正在学习炒鸡蛋，他现在已经熟悉炒鸡蛋的基本流程，嘴里含混不清地重复着“鸡蛋、加盐、倒油、搅动……”，但也只是简单机械的操作，油没有烧热，就把鸡蛋倒了进去。
“普通孩子教一遍的东西，这些孩子要给他们重复十遍、一百遍，甚至一年就只学一件事，每一步也要拆成许多小步来教，我们都不是专业的护理老师，太难了。”李艳英说，他们可能永远无法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但在上课的时候，她会把他们当普通孩子一样看待，让他们懂得基本的社会规则和礼仪。
负责教学的李娜老师是大港本地人，同时也是一位7岁孩子的母亲。她中专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在一家韩企。她到“向日葵”做义工后，干脆辞掉了工作，在这里一待就是3年。“我是一位母亲，看着这些话都说不清还要‘求抱抱’的孩子，我实在不忍心离开。”
据李娜介绍，她工作的3年里，这里招聘过很多老师，“有干半天的、一两天的，最短的一个只干了两个小时就不见人了。”要照顾孩子的起居，尤其是一些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端屎端尿是常有的，还得给孩子洗衣做饭，不是一般的幼教老师能够适应和承受的。
勉力维持的“向日葵”目前共有8名工作人员，能支付的报酬只是每人每月1000元到2000元不等。李娜表示，自己的工资根本不够维持家用，主要还得依靠丈夫。
李艳英习惯说“我们的孩子”，做了大半辈子幼教工作的她，从来到这里就开始联系幼儿园，希望定期带着“我们的孩子”与普通孩子去“融合”。所谓的“融合”就是让自闭症儿童与普通孩子一起上课或者参加活动。
自闭症患者可能伴随有狂躁症等并发症状，发病时性格暴躁，甚至会自残。在一次“融合”活动中，一个自闭症孩子失手打了幼儿园的一个小朋友，多名家长到幼儿园抗议，拒绝自己的孩子和“不正常”的孩子在一起。
“我心里特别难受，自己的孩子被人拒绝了，确实是我们疏于管理，但每一次‘融合’回来，孩子们都会有很大进步。”她没有放弃，找到家长和校方，多次沟通，介绍孩子和家里的情况，并承诺“融合”时每个孩子都会安排一名老师照管，保证不会再发生误伤事件，最终获得了校方和家长的理解。
几年下来，李艳英明显感到自己白发增多了，她说主要是因为心累。“说实话，我真的很累，我也想走，但谁来接替我啊，最起码得有一个让我放心的人。”
让她欣慰的是，迄今已有4个孩子先后从这里“毕业”，进入普通幼儿园。在小班教室里，一个孩子正在黑板前计算100以内加减法，他将去幼儿园进行“学习适应”，有望正式入学。
但多数自闭症孩子都不会有这样的运气。一份有关自闭症教育康复行业的发展报告显示，按照发病率来计算，国内至少有1000万自闭症患者，14岁以下儿童自闭症患者可能超过200万人。但是，专业的自闭症康复训练机构少之又少，绝大多数患者不能及时接受有效的康复——置身一个居民区里的“向日葵”，和它接纳的那些孩子一样，孤单得很难找到同类。
(吴迪、吴璇、袁莹莹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