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说要彻底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和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容易造成误解。看来城乡二元体制一定是不好的、不合理的，不应该产生城乡二元体制。一个国家有两种制度，城乡二元制把人分为两个阶级。城市人福利更高，农民九天以上福利很少。这怎么可能好到九位以下呢？这种说法需要讨论。
城乡二元结构可以说是普遍现象，因为城市是在集聚的前提下形成的，具有规模效应。特别是工业化以来，城市成为工业中心、经济中心、政治中心、教育文化和科技中心，是近代促进人类发展的主要场所。城乡产业结构和生活形态各方面差异很大，具有明显的双重性。但是，一般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有很大不同，因为新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国家在城乡实行不同的制度，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结构是由一国两制形成的。
新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和二元结构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城乡二元体制被设定在更严格的城乡边界，实行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总的来说，改革开放前，城乡二元体制比较硬，农民进城和农村工业化受到严重制约。据测算，在城乡二元体制的帮助下，改革开放前，国家从农村提取约8000亿农业剩余用于城市建设，主要用于工业原始资本积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选择了以重化工业为重点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重化工业投资周期长，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城市难以容纳大量劳动力就业，重化工业回归农业的周期更长。因此，在改革开放前的大部分时期，农业剩余用于城市工业化，但城市工业无法反哺农业。城乡关系显然是以城市对农村的剥削为基础的，因此作者称之为剥削性的城乡二元结构。
由于可以从农村提取农业剩余来支持重化工业，中国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工业化，迅速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建国初期，农业产值占总产值的50%以上。1978年，工业产值占总产值的50%以上，农业产值下降到20%左右。中国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改革开放前后，城乡体制开始调整，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一是允许乡村产业，70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二是城市就业机会向农民开放，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新世纪前夕，中国加入WTO进一步加快了农民进城的步伐。国家全面清理限制农民进城的各种体制机制，农民获得了与城市市民同等的城市市场机会。同时，2006年国家取消农业税，开始在农村投入大量资源，建设城乡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
改革开放后城乡制度调整最重要的一点是，虽然城市几乎向农民开放了所有的机会，但农村并没有完全向城市开放。最典型的就是所有农民几乎都有永久的土地承包权，国家不允许城市资本去农村买农民的宅基地。城市居民希望在农村买地建别墅
保护性城乡二元结构的核心，不仅是让农民自由进城，更是为进城后的农民预留农村退路。我们之所以要在农民进城后保留农村退路，是因为亿万农民进城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过程。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相当一部分进城的农民可能很难在城市找到稳定的就业和有保障的收入，也就是说，有些农民可能无法在城市里过上体面的生活，他们无法进城，不愿意在城市里游荡，而是回到农村。而且，在现阶段，农民往往通过基于代际分工的半工半读、半工半读的策略来应对城市化，即老父母留在村里种地，年幼的孩子进城打工，农民家庭并没有真正离开农村，农村成为农民城市化的基地，城市化失败时的退路。当然，农村也是无法或不愿进城的农民的主要就业和收入来源。
正是通过将城市资本限制在农村，将农民的退路留在农村，农村和农业才成为农民返乡的基本保障和退路。虽然这种返乡的基本保障和退路都不是很高的水平，但是因为基础，所以很重要。有了农业和农村，亿万农民才有保障，农民才能大胆进城。中国大部分人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有保障，不会出现城市贫民窟(因为没能进城的农民可以返乡)。农民的基本保障和返乡的退路为国家应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不确定性提供了缓冲，农村可以继续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正因为农村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中国才有能力应对经济周期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不确定性，远远超过普通发展中国家。
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的现代化不可能一帆风顺。把农民留在农村
民的基本保障和进城失败退路，保持农村这个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对于中国现代化是无比重要的战略。只要数以亿计农民仍然要以农业和农村作为基本保障，只要进城农民仍然有进城失败返乡的需要，国家就应当坚持限制城市资本下乡的政策，城乡二元体制就仍然有存在的必要，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就仍然要充当农民利益的保护伞。有一种意见认为，允许城市资本下乡，实行城乡一体的政策，让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流动，可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现在的问题是，对于农民来讲，现在的农地和宅基地不仅仅是生产要素，而且也是基本保障，基本保障水平虽然不高，却极为重要。基本保障是不应当市场化的，是应当公平优先而非效率优先的。
以上关于城乡二元体制的讨论表明，在中国赶超型现代化发展战略下面，国家往往要通过不平衡发展来达到高水平的平衡，正是通过剥削型城乡二元结构，新中国在很短时间就初步完成了工业化，又正是因为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为农民提供了基本保障，而使得农村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会出现的各种不确性也才能够有效应对。
没有区分就没有政策，没有差异就没有政策，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不存在城乡二元体制一定好与坏的判断，应当在具体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中具体分析城乡二元体制的功过得失。建国以来中国现代化所创造出来的奇迹，很大一部分功劳来自城乡二元体制。当前城乡二元体制是否仍然具有合理性，目前究竟是否到了应该完全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阶段，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021年2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