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年轻人去煤矿下井吗 年轻人该不该干煤矿

“这些年轻人，面对动荡的现实，别无选择，被击得粉碎；有些人头脑冷静，为了生存而面对这种尴尬。”

导演耿军，黑龙江鹤岗人，喜欢自称北京农民工(也是别人拍的)

口述/耿军 采访/艾江涛

厚厚的积雪，运煤车不时闪烁，腐朽的街道和简陋的里屋。耿军导演的影像总是充斥着鹤岗南山区郊区生活的回忆。

1976年，耿军出生在黑龙江省依兰县。因为家里缺少土地，他四五岁的时候就搬到了尚志县，也就是尚志市，现在在哈尔滨。8岁时，他的父母为了给他和弟弟提供更好的读书条件，搬到了黑龙江省西北角以煤炭闻名的边陲小镇鹤岗。用耿军的话说，这段迁史完成了从农业区到林业区再到煤矿工业区的过渡。

1996年来北京打拼之前，耿军住的地方承载了他所有的青春记忆。2015年回老家拍《轻松加愉快》的时候，发现已经逐渐没落，没有了往日的繁华景象。从第二年开始，在政府的棚户区改造计划中，该区域陆续被拆除，一切都定格在最后的影像记录中。

“影片中拍摄的区域承载了我们这一代人从所谓的国有时代到公私合营时代再到个人时代的记忆。”这也是耿军喜欢把这个作为电影外景的原因。

因为煤矿工作太危险，他改行开出租车，但因为陷入毁灭性的爱情而自杀；想找一份更体面的工作，但长期失业，最终为朋友变成残疾人的年轻人；游走在工地和发廊之间，在受伤和失落的过程中，年轻人终于用头皮面对现实。耿军把自己的镜头指向了在家乡与自己一起成长的失败的个人命运。

命运是生命的循环。耿军说，如果他不来北京，1995年中专毕业后就会陷入这样的循环：跟着父母在家养鸡、买饲料、清理鸡粪、卖鸡蛋、淘汰鸡。对于矿井里的那些孩子来说，如果不离家去考试，就会陷入另一个循环：下井、打零工、上街闲逛，最终走向死亡或者成为稳定的一员。

2003年，因肺结核在家休养的耿军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短片《山楂》，讲述了一个在当地煤矿上班的外来人，被别人欺负，想报复才离开，最后却因为懦弱放弃的故事。那种情感共鸣，源于耿军在北京当了五六年农民工的生活经历。

直到今天，耿军一直把自己定义为北京的农民工。他愿意用自己的家乡而不是自己的家乡来指代自己生活多年依然有太多人脉的地方。作为家乡的叛徒，他无意美化过去的记忆，也无意美化现在的现实：“家乡的生活是你讨厌的循环。到了北京之后，你发现这里又是一个轮回。你真的认为你来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吗？不一定。”

在北京朝阳区黑鳍工作室，当我看完耿军的几部电影，走出放映室时，发现他正睡在沙发上酣睡，鼾声如雷。

以下为耿军口述

鹤岗不仅是一座煤炭城市，而且西部毗邻小兴安岭。它有丰富的林业资源。图为大马河林场被霜雪覆盖的马匹(肖殿昌摄)

矿区的转变

八岁到鹤岗，搬到南山区一个叫胜利村的地方，也是我在电影里主要描写的地方。我家附近有三个煤矿。我们的地方叫南山区，最大的矿是南山矿。周边矿山有四所学校，我的学校属于南山矿，叫南岗小学。

因为是矿区，道路崎岖，上坡下坡大，我们经常接运煤车、运粮车、运菜车上学。有时候车速太快，在学校路口下不了车，必须在贝洛铁路路口下车

上小学那会儿，因为我们住郊区平房，洗澡很难，经常走差不多三公里路，到一个大煤矿的公共浴池洗澡。

矿区的澡堂，浴池差不多有300平方米那么大，人最密集的时候，可能会有上百人围在四周，完了中间还有人。煤矿里上班的很多年轻人把那儿当游泳池，在里面游来游去。那个时候煤矿经济好，三班倒。一升井，工人们从煤矿大门出来，很有气势。我们去洗，要赶在工人没下班的时候，澡堂里面干净。有时去正赶上他们下班，整个浴池瞬间就黑掉了。

中学时，我就读的学校叫南山矿第三中学。因为是矿区学校，每年五月份植树，我们都能吃到矿区的保健饭，像过节一样。这些保健饭，平时做给井下的矿工吃，有面包、咸鸭蛋、香肠。面包好到什么程度？鸡蛋放得特别多，糖馅儿，最牛的还有肉馅儿。那些矿上的子弟，上学时候会带保健饭，我们带的是妈妈蒸的馒头和炒菜，经常交换着吃。

鹤岗那会儿有很多外来者，我家好多邻居，就有从四川、河南来煤矿讨生活的人。他们跟我们最大的区别是语言不通。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在东北永远穿不暖，永远是冻得脸色发紫。

那会儿大家还是认国企，认国营单位铁饭碗这件事，因为那是一种安全感，你在这里上班是正式的职工，工龄到了工资会涨，会分房子，退休了有医疗保障。东北受苏联影响挺重，尤其在黑龙江这边，工人老大哥老大姐，我为祖国献石油，集体效益越好，我们个体就越好，整个处在一种集体性思维的氛围。

但慢慢地，我们这种不在煤矿工作的家庭过得越来越有模有样，大家会有一个最基本的认识：你可以不去煤矿上班，还可以开一个食杂店，做点小生意，所谓选择越来越多。

有件事对我影响挺大，让我长大以后死活不愿去煤矿上班。那应该还是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我和弟弟抬了一桶鸡蛋去集市上卖，路过附近的向阳煤矿，发现矿上大门关着，外边围了很多人，原来里边发生了“冒顶”。家属围在外边，等着抢救的希望。我的同学周长东的弟弟，就在那次矿难里死了，也就十几岁。还有一个邻居，姓刘，女儿18岁的时候，爸爸就在矿难中去世了。我记得，冬天她穿一件粉色的羽绒服，戴着黑孝。这些事，影响到我们长大后的选择。

90年代末，煤矿改制，职工下岗，对我自己来说没有直观感受，唯一的感觉是什么？当年那些国营饭馆、商店都改制了，大家消费能力似乎没那么高了。那会儿走了很多人。很多本地人也会奔走他乡。我有个邻居是前面矿上双职工家庭的子弟，那会儿也在矿上工作，脱去工作服，他会换上一身特牛的行头：穿着白衬衣、大衣，打着领带，觉得自己像刘德华。煤矿不景气后，这个人忽然消失了。多年后，碰到他在哈尔滨卖瓜。为什么不在本地卖瓜？觉得脸放不下来。

还有那种彻底混不起来的，加入所谓的传销组织，和熟人用电话打感情牌，骗点钱后销声匿迹。还有跟女的在一起的，这个女的比他大很多，在歌厅做小姐，他吃软饭。这些事情在身边，其实都很常见。

那个时候有首特别流行的歌曲，叫《从头再来》。当时会觉得这首歌真他妈棒，但是现在会觉得真他妈操蛋。你全身心地相信体制，后来这个制度一变化，你就被甩了出来，有点像从家犬变成丧家犬。

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在北方逐渐发酵。电视里面可口可乐、海飞丝的广告，勾引着我们对物质的饥渴。我家附近也开起了一家发廊，叫海鸥发廊。

开发廊的姐俩儿，二十出头，特别漂亮。我们那帮青春期的孩子，一般都在家里剃头，并不是这里的消费群体。虽然没有胆量进去消费，但上学路过都会放慢脚步，看看谁在里边。只要看停在门口的是摩托车还是汽车，就知道什么人在里边理发。

有那种长期泡在里面的人，一天天待着，泡妞。几年下来，你发现一拨一拨的人败下阵来，没有泡成。发廊的老板后来在二十六七岁时，选了一个看上去比较老实的当地人嫁了，发廊易主给一个叫小娟的女孩，就是我拍的电影《青年》中小霞的原型。小娟是个比我们小一岁的女孩。她是附近最懂审美的，有技术优势，让我们会有一个（很美的）错觉，后来想想，她也没有那么好看。这个地方依然特别聚人。在我2006年拍摄《青年》的时候，这个承载了我一段青春记忆的发廊，进入它最后的时刻。不久，彻底消失。

巧合的是，今年过春节我又碰到了小娟。她是我朋友勇哥的干妹妹，到他家拜年。酒桌上，小娟喝了有一斤多白酒。我们躺倒在沙发上，闭着眼睛听她聊天。她的婚姻并不幸福，找了一个男的，赌博，吸毒，最终又回到单身。

舞厅更加直接。90年代初，我们上小学五六年级到初一初二那段时间，舞厅最流行。我们这群嘴上刚长绒毛的小崽子，都去过舞厅。那时候，女孩去舞厅免费，男孩两块钱通票，什么概念？早上进去，晚上回去也无所谓。

我们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会觉得那个地方男的女的搂在一起跳舞，好像不是好人去的地方。但那里对我们，又存在着巨大的吸引力，我偷偷去过几次。因为老踩人脚，节奏感也不好，后来就不去了。那些跳得好的人也会被舞台耽误。那是吃软饭的一个绝佳场所，身边有家庭生活不幸的中年妇女，到那消遣寂寞，身边十七八岁的男孩很容易和她们搭上。

我们那儿现在也有这种舞厅，不过已经特别宽泛，里面还有旱冰。我后来总结，这是流行文化传到我们那儿后，形成的“穷鬼大乐园”。两块钱玩一天，解决一下寂寞问题。对青春期的我们来说，主要解决好奇。

1997年，黑龙江省鹤岗矿务局兴安煤矿向每位采煤工提供了一张免费服务卡（周确 摄/新华社供图）

文学让我没有成为混子

在那样的环境中，我之所以没变成一个游手好闲或坑蒙拐骗的混子，可能跟文学有点关系。

上中学时，我们班男生都在看武侠，女生看言情。我和我的中学同学李正民，有一天突然决定写武侠小说。你写一张，我写一张，后来我们互相刁难，拿本字典，闭着眼睛翻，用翻到的第一个字开头。比如你翻到一个“李”字，可以用它起个人名，但如果翻到尴尬的“尬”字，你没法以这个字开头。就这样写了差不多一个多月，胡编乱造，最后写不下去了。

1993年，我上中专的时候，当代文学开始爆发。我们班有个曲宪利，家里有很多书。大家发现他在闷头看一本书，传来传去，传到我手里，就是贾平凹的《废都》。那本书很奇怪，所有性描写的段落都用方格代替，我们搞不明白这件事。由于曲宪利的原因，我办了鹤岗图书馆的图书证。对我们来说，图书馆是另外一个世界，不但有当代文学，还有《悲惨世界》《93年》《战争与和平》这些。

看了《悲惨世界》，你会被里面那种人性的光芒吓一跳。看完《百年孤独》《包法利夫人》，等我20岁第一次看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便会觉得，怎么这么低档的文学在国内会那么热销？虽然从小接受的是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的教育，但我看完它觉得虚假。我现实生活中看到的人，和这些英雄人物是两码事。这帮成年人的生活是怎样的呢？他们带着盒饭上班，回家后，老婆家务，小孩上学，安居乐业。

对我们最大的刺激，来自外面进来的流行歌曲、摇滚乐、电影。

1991年，在上中学那会儿，我们几个同学背着家人坐一宿火车到哈尔滨。我的同学在报纸上发现了一个招演员的信息，我们黑龙江最有名的导演李文歧刚拍了一个特别厉害的电视剧《赵尚志》，在招收演员。下了火车，我们找到青年文化馆，导演说：“你们没看清我写的是什么，我招的是儿童演员，小伙子，你们不是儿童。”后来我们又去了哈尔滨话剧院，和那些演员合影。那会儿，文化这块挺让人向往，但其实那时候也看不清楚，只是觉得，别他妈此生就耗在这儿。

中专出来后，我不想去煤矿上班，找不到自己满意的工作：可以一天挣15块钱，一个月挣450元。也不想跟父母去养鸡。那个时候干了一件事，就是摸索着写剧本。

那时候对电影感兴趣，但个人弄不了这件事。怎么才能弄呢？一是当演员，一是当编剧。我在鹤岗图书馆看到刘恒的剧本《菊豆》，觉得没什么难的，就试着写呗。1996年，我带着自己写的剧本《画圈》到北京，变成了来京务工人员。

马在车上，青年在轮椅上

在北京，旁听电影学院老师的课程，和周围爱好电影的年轻人一起讨论电影。2004年、2005年的时候，我已经拍摄了几个短片。那会儿我还在广告公司打工，时间相对自由，每年都会回家待一个多月。

回家以后你会发现，身边的朋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时候一起长大的几个人都死了。有的为了爱情喝了农药，有的为了友情跟人打仗干残了，还有人为多挣点钱从建筑工地掉下来受了伤。这些真实的故事，后来都成为电影《青年》中的原型。

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金财的原型叫管国，比我大两岁，是我中学同学的哥哥。他开始就是在煤矿上班，虽然挣得还不错，一个月有五六百元，但终究危险。为了改变家庭命运，他买了辆车跑出租，一个月能挣上千块钱。他谈了场恋爱，女方家庭希望女儿读个卫校，回来再结婚，但读卫校的两万多块学费需要男方来出。当时他面临一个最现实的经济问题，就是刚买了辆出租车，拿不出钱。女方要钱的理由，也有点牵强。在我身边，就发生过所谓的骗婚。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女儿来到这个城市，媒人牵线后，介绍给了我隔壁家老大。结果半个月后，母亲带着女儿和3万元彩礼，人间蒸发。

拿不出钱，女方便断然拒绝他再和女儿来往。问题是管国挺认这个女孩。女孩不是所谓农村种地人家的姑娘，有点城市化，有点洋气，如果跟他好，他的自尊心会受到巨大补偿。

我那个同学的哥哥，先跑到女方家剁了一截手指，包了包，脸色煞白地回来了。第二次去的时候，他就带着农药去了，想用那个东西去镇住那个家庭。但那种荒诞性，就像电影里描述的，女方家长以为拿瓶咳嗽糖浆吓唬人，没想到这哥们儿玩真的。服药以后，我身边的那些朋友把他送往医院，去往急诊室的路上，他说了最后一句话：我不想死。

这件事在2001年左右发生时，我们都不理解。后来慢慢理解，因为在我们那儿，时髦一点的女性资源太贫瘠了，大部分人在市场卖蔬菜、卖鸡蛋，或者在工厂上班，那种脱离自己生活范围的女孩的陌生感，带来巨大的吸引力。

影片第二个故事，关于所谓友情。故事的原型是我中学隔壁班的同学，就叫国庆。他的父亲是上海知青，娶了当地老婆。我们小学初中都在一个学校，他的母亲去世早，只有父亲带着他，家里一直过得也不太好。他步入社会后，也在煤矿上班，但不愿意在井下干活，有段时间便成了待业青年。你知道青年人会有一个特别日常的行为，喝喝大酒，呼朋唤友，所谓“朋友一生一起走，金钱美女啥都有”这种江湖屁话。他这个人，有点够朋友不过脑子，名声特别好。大家提起来，会说这哥们儿够意思。到哪儿去，他都不空手，搬一箱啤酒或者两瓶白酒、揣两包烟什么的，成为他的习惯。他也没什么钱，就是死撑也要这么办，这种人在东北特别多，他是一个典型。

他打仗也没有多么厉害，但是会替朋友出头。结果遇到埋伏，对方也没手软，打坏了。他真实的处境比电影中描述的还要惨，颈椎受伤，几乎瘫掉，后来由于长期卧床得了褥疮，不知道最后用什么方式，自己从楼上折腾下去，死了。

国庆这个角色身上还融合了我另外一个发小的故事。他比我稍长一两岁，他和父亲都在煤矿上班，一次意外受伤后，在家养伤。家里父亲沉迷赌博，母亲沉迷练功，没有时间照顾他，经常发生口角。一天吵架后，这哥们儿一较劲，自杀了。几个月后，他的父亲买了一包长白山烟，在家前面的小树林也上吊自杀了。

电影中，铁英的原型也是我隔壁班的一个同学。我们家离得特别近，隔一条马路。他是隔壁班的体育委员，身体挺好，辍学之后一直在工地打零工。为了多挣一点钱，在工地受伤了。大家以为他会傻掉，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又恢复了。铁英正是当年海鸥发廊的常客。再过了一两年，说这人哪儿去了？后来发现在附近的麻将馆里，他跟一帮妇女在打麻将。

影片结尾，铁英恢复以后，又走向了发廊，发现发廊门口停了一辆奥迪车，一个更有实力的人可能在里面。这些年轻人，在汹涌不堪的现实面前，有的无从选择，粉身碎骨；有的则硬着头皮，为了生存面对这个尴尬。他们后来怎样？我觉得可能有点像《站台》，崔明亮抱着孩子睡着，淹没在平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