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提着一个黑色的帆布包，莫名其妙的骄傲地挤在一辆满是汗水的公交车上。每隔几分钟，他就会小心翼翼地拉开拉链，看看包里的现金。回到出租屋后，他把包里的现金全部倒在地上，盘腿在钱上坐了一会儿，然后用扫帚把所有的钱扫成一堆。仔细算了2个多小时，最终金额停留在130310元。

回到上世纪90年代末，教育培训只是少数人的“软”需求，品类不多。那段时间，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很多人开启了所谓的纽约梦和欧洲梦，于是新东方从大教育行业中脱颖而出，长期占据榜首。

20年后的2016年，中国教育界的“第一”发生了变化，新东方交出了桂冠——专注于儿童教育的“学与思”脱颖而出。从那以后，K12训练就失控了。

到了2019年，虽然“体制内”这个词已经成为教育内卷化背景下的金字招牌，但李永新和他的龙头企业——中公教育也成为了新的“教育首富”。然而，K12教育仍然是很多家长避不开的“课”生意。

装满13万现金的双肩包

大三学生李(化名)是新城小学“四点学校”的班主任。

所谓“四点学校”，顾名思义就是指小学生离校后的校园培训班，这是宁波大部分小学的标配。

由于大部分家长在3点45分放学前忙得没时间接孩子，学校就设立了这样一个额外收费的“兴趣托管班”，委托给校外培训机构。选修科目包括书法、美术、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每年开学季的前几天是“四点学校”报名的高峰期。

作为一名负责任的老师，李会在早上6点离开出租屋，开着他的二手电瓶车去上学。半个小时后，他的角色将从一名低年级学生变成“老师”，他将坐在新城小学门口的一张桌子后面。

这些天，学生和家长会来学校。家长送孩子到学校门口后，会拿着提前填好的“四点学校”申请表，和“李老师”一起报名缴费。整个注册和收费过程将持续三天。第一天，李和她的同事们忙得团团转，生怕点错钱或收到假币。汗水浸湿了他的t恤，嗓子也哑了，但没什么。白花花的“银子”真的让学妹觉得莫名其妙的冲动。

背着满满的书包，他不敢坐电瓶车回去，而是坐公交车回家。背包里的沉重感让李的脸上露出一种难以形容的“傲气”，而身边的各种陌生人也成了他的陪衬。下车后，李给培训中心的老板吴先生打电话，告诉他第一天就收钱了，问吴先生是先收钱还是怎么处理。最后，他补充道：“今天收的钱有点多。”。

电话那头的吴先生只是想传递一下，说：“先把钱留下，然后一起回电话。”。然而，当我听到李晓彤说的最后一句话时，我正忙着问：“你收到了多少？”

李在电话那头故作镇定地说，“应该有10万元。」

尽管吴老师对李有足够的信任，但一想到这十多万学生要在这个大三学生手里呆三天，他还是感到不安。不一会儿，他发了一个卡号，核对金额后让李存入。

回到屋里，李迫不及待地打开空调，把书包里的钱全倒在地上，又学着电影里的场景抓起几张钞票扔在天花板上。然后她盘腿坐在现金堆上，感觉心脏扑通扑通地在胸口跳动。毕竟这是他出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现金。

“我说不出那种感觉。虽然这钱不是我的，但好像渐渐拉开了和同学的距离。感觉特别强烈。”李回忆说。

他用扫帚把钱扫成一堆，然后拿出每个登记孩子的报名表的信息和金额。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最终金额停留在130310元，但查资料发现少了近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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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少钱之后我特别紧张，就害怕这个。而且我第一次做这个事儿，就弄成这样特别尴尬。我又不敢跟吴老师直接说，就想着要不要自己添200块钱进去，别到时候查账的时候查到就行。后来，我打电话给同事问他少了钱该怎么办？他告诉我说，这算什么，才少了200块。”

同事透露，他那边经常会少上千八百。而且有时候还会自己偷偷拿掉一点儿「辛苦费」，这也不算什么，后面根本没人会管。对方告诉李晓烨，自己负责的那个小学忙一个学期下来才只有5%的提成，“他让我自己扣点儿钱，不然太辛苦了。不过我没这么干，没什么其他原因，就是单纯不想这么做。”

收拾妥当之后，李晓烨又给吴老师打了个电话，说了具体数额，就找到了附近的农信社把现金都存了进去。随后两天，报名的人数逐渐减少，只有稀稀落落的几个父母或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带着孩子在报名台前犹豫再三，最后拿出零散的现金交了报名费。

最后统计的时候李晓烨看了下表格，报名的人数一共是340多人。在这个学生总数不到600人的小学里，半数以上的学生都加入了「四点钟学校」。

图源：来自受访对象

“「四点钟学校」某种程度上只是一个笼络生源的方式，这些学生里面的一部分会成为培训机构可以二次利用的资源。上课老师会从中挑选一些学生，把名字记下来。我这边会以负责老师的身份通过电话练习他们的家长，最开始会和他们聊聊孩子上课的情况，然后会问他们有没有意向周末到「总部」，也就是培训中心来上课。还有一些家长和任课老师比较熟悉的孩子，会让任课老师自己去联系，比如教篮球的老师，他就自己从上集体课的孩子里面挑一些好苗子，周末再加课。”李晓烨回忆道。

「总部」的培训项目就多了，这样的操作也并非次次顺利，有的家长也会对「四点钟学校」的教学质量提出质疑，同时更对这些所谓“代课老师”与“负责老师”的身份产生不小的怀疑。

尽管吴老师在每一次开学前都会再三叮嘱每位“老师”，让他们对外别说是兼职或是在校生，但是总有精明的家长会抓到蛛丝马迹，并且上报到校长办或是教育部门。

不过，以吴老师的背景和资源，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作为一位大学的系主任和有教授头衔的老师，这些小学里的校长、在职教师不少都与他有过师生（校友）之缘。在教育口，吴老师用人情和利益将几方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也正因如此「四点钟学校」这一块肥肉，最后才能落到吴老师的口中。

在李晓烨看来，吴老师为人低调，家中停着三辆车：一辆手动挡的夏利、一辆丰田皇冠、还有一辆奔驰E300L。而每次去培训中心办事，他总会开着那辆夏利，偶尔开奔驰也是因为要和一些重要人物见面或是打麻将。

当K12的素质教育与兴趣班变身为一桩生意之后，真正惠及的究竟是谁？

下沉市场的K12“淘金者”

李晓烨是个非典型大三学生，他从大二上半学期开始就在校外的少儿培训机构做兼职了。

通过别人认识了吴老师之后，他从最底层的点名老师做起，每次「四点钟学校」开课，他就会挨个教室查看上课情况。一开始工资800元一个月，一学期之后李晓烨凭借着吃苦的劲头和翘课的本领成功当上了「负责老师」，收入也从800元一个月变成了2000，外加每学期末的5%提成。

除了「四点钟学校」的收入之外，小学生杂志的订阅也是他们这些「负责老师」的额外收入。

“杂志就是麻烦一些，一个班订的人也不会很多，每个月还要我自己搬着送到学校班级里。吴老师那边整个是有10%的利润，到我手上剩的也不多了，就当顺便赚点外快咯。”

图源：来自受访对象

与吴老师等这些「淘金者」们的分毫必争不同，那些中小学生的父母争分夺秒的原因来自于压力。

“即便大多数家长是跟风，也是因为担心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毕竟大家都在外面上各种课外班，学校里面很多上课的内容都在外面讲完了，青黄不接的，你要是不去外面补习，在学校里根本跟不上。这还只是主课，一些兴趣课程也重要，现在的孩子哪个没有小特长呀，大家都学你只能跟着一起学了。”为孩子报过3个学期「四点钟学校」的王女士私下里透露道。

有家长分析，这种环境下不同家庭状况的孩子生命中的机会也会完全不同。家道殷实的家长会给予孩子更多教育资金支持，而来自普通家庭的孩子则必须在兴趣与学业之间做选择，经济能力大大限制了他们提升自身水平的能力。

实际上，即便金领家庭也在担心阶层固化，在游戏规则较稳定的阶段，学校作为社会和经济的再生产部门，其责任之一就是为阶层流动和平等提供平台。

但是培训市场的「淘金者」们也在紧盯着这些平台产生的所有机会，随行就市。

根据艾瑞咨询（iResearch）的相关报告显示，国内K12教育市场规模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2019年市场规模为7629亿元；前瞻产业研究院预计K12教育行业2020将达到7850亿元规模，到2025年会超过945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