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严家炎(北京大学文科高级教授)
虽然我在50年代初读过刘清的《种谷记》 《铜墙铁壁》等作品，从1960年开始研究《创业史》，陆续写了几篇评论，我和刘清有机会见面，但这篇文章回应了我在《延河》年《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发表《创业史》四年后对《创业史》的评论。
那是1967年8月初，第二天晚上我去了Xi市作家协会住宿。
Xi安太热了，就像白天在阳光下烧烤一样，天黑后热得让人无法忍受。晚上8点左右，还是没有多少凉意。坐在室内想写点什么，汗流浃背，胳膊碰到纸的地方都湿透了。看到灯下的东西就不停的出汗，迫不及待的想泡在冰水里，只好去外面乘凉。
一个五十多岁留着平头的老人坐在院子里的水泥池边上乘凉。
曾经听人说，刘清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和家人一起离开了长安县的家，住在Xi市作家协会的所在地，在那里他聚集起来参加体育运动。他负责每天按铃，并向作协报告时间。这是老人吗？
于是我走过去，有点冒失地问：“你是刘清同志吗？”
“是的。你姓什么？”
“我是严家炎。”我伸出手。
老人也伸出手和我握了握，说：“啊！我听到有人说你昨天在这里。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吗？你在Xi安呆了几天？"
“我昨天下午刚到。”
“Xi和北京的天气不一样，夏天很热。"
“是的。早上还是凉的，白天晚上都很热。这确实是一种大陆性气候。”
“不是因为离海远，有一些特定的气候条件。”
于是，他比划着说影响Xi安的气候条件：高大无边的秦岭是如何从西南向东南封闭的，西南和南方的暖湿气流又是如何被阻挡，形成夏季Xi安的蒸笼效应.他说话非常轻松准确。
从《创业史》我知道刘清熟悉这个地区的地理和气候条件。然而，我惊讶地知道这种熟悉程度，并彻底理解它，但这超出了我的预期。
我询问了他最近的身体状况。他告诉我，他患有季节性哮喘，每当他被一些花粉或其他难以形容的微小物质感染时，他很容易引起非常不舒服的哮喘，所以他必须时刻小心，但目前情况还可以。目前让他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关于梁生宝形象》第二部的手稿找不到了，是一个大学生抄的，现在不知道在哪里。他害怕失去它。我很惊讶，也很担心，但我一时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我只能向他建议，但我可以找一个熟悉大学的人先问问。(后来听说第二部手稿幸运地被找到了。)
晚上9点左右，因为又到了按铃的时间，刘清先和我分手，离开水泥池去按铃。我也回到了我的休息室。
第二天晚上，我和刘清在凉爽的空气中再次相遇。他问我关于《创业史》的写作和出版。他问我：“你当时为什么写文章批评梁生宝的形象？这是你的个人意见，还是指示？”我告诉他：“没有人指示我写这篇文章。我只自己看了《创业史》的艺术，看了两遍作品，做了很多笔记形成一些看法，所以一直想写出来。在我的感觉中，0103010中最深刻、最丰满的形象确实是梁三的老人；梁生宝作为一个新的英雄形象，有自己的成就，都在水平线之上。但从艺术的角度来看，需要更大力度的拓展、丰富和展示。目前还不如梁三老人。所以，他不写就觉得痒。只是我文章里的一些措辞可能不太合适，考虑的不够，直截了当，比如‘三多三不足’
。”柳青问：“你当时多大？”我告诉他：“那时二十七八岁。”又补充说：“有关《创业史》的最初三篇文章，都是1960年冬天到1961年夏天写的。《文学评论》编辑部起先对刊发梁生宝这篇有点犹豫，搁了一段时间，延到1963年才发表。”柳青马上说：“如果是这样，看来我对这件事有点误解了。我总以为，批评梁生宝形象的那些意见不是你个人的意见，而是有人想借此来搞我，因此才在《延河》上发了那篇《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他又补充说：“你谈梁三老汉那篇文章的看法，我是同意的，当时我跟《文学评论》的编辑同志也说过。”“是跟张晓萃同志说的吧？”“是，一位女同志。”次日午后，柳青要一位家人来邀请我到他暂住的家中去吃西瓜，我见到了他的夫人马葳和其他家人，聊了一会儿家常话，感到很亲切。
真正与柳青第二次见面，已是“文革”后的1978年。柳青当时因花粉过敏、哮喘病严重发作而住在北京朝阳医院，我和新华社徐民和相约一起去看望他。柳青鼻子上虽然插着氧气管，见到我们后谈话的兴致却很高。他告诉我：“前几年因病来京住院时，很想见你一面，但未能联系上。”柳青这次谈话的中心，是做人的态度问题。他说：“做人，总要有个原则。是一时迁就，随便表态好，还是坚持原则，看似顽固，不肯检讨，实际却坚持应该坚持的东西，符合革命的利益，究竟哪一种好？我是要坚持后一种的！不要不甘寂寞……”
柳青还说：“我认为，学习创作的途径，除了从生活中学习，只有读作品。一部好的作品能带出一批年轻作家。1963年在成都一次会议上，当着周扬、林默涵的面，我就讲过这条意见。”他转而问我：“你是搞理论、评论的，我不知你同意不？”我向他连连点头，表示自己是赞同的。
我们看柳青说得很多，很激动，怕把他累着了，就劝柳青别说了，暂且休息一会儿。由徐民和向柳青介绍了刚开完的文联扩大会议的情况。柳青说，他相信“文艺界的事还在发展”。历史证明，柳青的预言完全正确。
2006年4月，我作为中国作协代表团成员参加“丙戌清明祭扫黄帝陵墓仪式”，之前在西安去柳青墓前祭扫并有幸见到柳青的女儿刘可风女士。晚间，陕西省作协在宾馆设宴招待代表团成员。宴会后刘可风访问了我，问了我1967年夏去她家与她父亲谈话的情况（她事先已问过陕西作协的王宗元），也谈了她在父亲晚年患病期间与父亲的对话。刘可风表示她赞同代表团团长张锲在柳青墓前讲的：严家炎是柳青的“诤友”。
《光明日报》（ 2019年07月05日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