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子瓜子的故事 傻子瓜子年广九创业经历

事实上，当经济观察报 记者 叶心冉 是个傻瓜时，他并不傻。相反，他凭借打破规则的冒险精神，成为最早积累百万财富的个体户之一，这与他出身卑微、经历坎坷不无关系。

寻找年广九

金融作家吴晓波曾经做过一次演讲。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一个人能否成为优秀的人，跟你出生在什么家庭，你的智商高不高，你所在地区的资源丰富不丰富没有关系。关系只有一个：——欲望，想不想变富，敢不敢冒险变富。

用这句话来形容被称为“中国第一操盘手”的年广久似乎再合适不过了。上世纪80年代，年广久因为想填饱肚子，走上了经商之路。后来，他多次挑战旧规则，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玩得很开心，也曾入狱。如今的商业世界，年光酒已经变得黯淡无光，年光酒创立的“傻子瓜子”也不再被热议。“年广久现象”已经从社会的“非正常状态”演变为“正常状态”。但在这个重要的时间点，回顾这段个人历史，我们可以找到年光久在哪里，并在时代背景中窥见那个人。

9月4日，记者从上海赶到芜湖，首先来到了傻子瓜子博物馆，这里被称为国内第一家以瓜子为主题的博物馆。这是由傻子瓜子总公司和年光九次子年强共同发起投资的私人博物馆。

走进博物馆，首先看到两个特别显眼的字：“一个傻子带动一座城市的崛起，一颗瓜子诠释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傻子怎么把城市崛起，瓜子跟改革开放，跟“一小一大”的主题联系起来？在见到年光久先生之前，记者在参观博物馆时与工作人员聊天。

这位50多岁的工作人员是芜湖人，见证了广州发生的一切，忽悠瓜子三十多年。他指出，目前，无论是傻子瓜子的企业规模，还是他的知识视野，在当前激烈的竞争环境下，都不再闪耀。然而，在重要的时间点，人们总是会想到年光久，因为他在历史进程中找到并稳固了自己的地位。“回顾80年代民营企业的发展轨迹，难免会提到他”。

诚然，2018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40年。10月24日，全国工商联发布《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其中年光久被列为“傻子瓜子创始人”。

傻子没在怕的

与博物馆工作人员聊了一个多小时后，记者得以见到年光久先生。刚度假归来的年先生，在瓜子销售的旺季，不得不潜心投入到原材料的准备工作中。在交流访谈中，展示了一个有几起几落的民营企业样本。

1937年，年光久出生在安徽怀远县的一个贫困农场。因为家乡缺乏资源，他很穷。97岁那年，他跟随父母一路从怀远来到芜湖，9岁那年，他帮父母摆摊卖水果。但后来，水果摊被砍成了“资本家的尾巴”；1963年，卖板栗的被“反投机办”检查，入狱一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判“挖社会主义墙角”，再次入狱20多天。

出狱后，年光久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偷偷做一些小生意。1972年，被人指出后，他盯上了卖瓜子的生意。他学会炒瓜子的手艺后，说炒就炒，分成小包，在电影院门口卖，每包5分钱，很受欢迎。

1980年，傻子瓜子开始在中山路19号门摆摊，消费者排起了长队，日销量达到一两百斤。

“傻子”这个称号的由来据说是在大年初九卖瓜子的时候，他们总是习惯性地为顾客多抢一些，所以被称为“傻子”。年光久告诉记者，过去街边小贩没人支持的时候，他抓一把免费送给顾客。“这是顾客给的，所以我接受了。”。上述工作人员表示，“他可以把对别人的贬损评价理解为某一方面的欣赏。这是一年中的宽容。”

不仅宽容，甚至是一年中的“傻子”

傻子还有另外一件铤而走险的事。因傻子瓜子经营日渐红火，人手不足，年广九便开始雇佣工人。1981年9月，他雇佣的帮手有4个，到1983年，他雇佣的帮手增加到103人。但在当时，“七下八上”是一条铁定的界线，因为马克思《资本论》里论述过：“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是剥削。”不仅如此，在别家都在晒麦子、晒稻谷的时候，年广九将受潮的现金铺满整个院子晾晒，更是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对于年广九“重走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老路”的质疑纷纷袭来。

但年广九并非个例，彼时的中国有超过15万工商户。对于雇工的看法，社会上掀起了广泛热议。1981年5月，《人民日报》刊登《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焦点就是“雇工算不算剥削”。为此，《人民日报》开辟了怎样看待承包鱼塘问题的专栏，进行了三个多月的讨论。这其中折射的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工商户普遍的疑问。在政策不明朗的情况下，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这些工商户惶恐不安。

1982年4月间，一份由安徽省委撰写的关于“傻子瓜子”雇工多、社会反响大，认为其走资本主义道路，主张加以限制的调查报告送到了邓小平的案头。对此，邓小平做出表态，“不要动，先放一放，看一看”。这是邓小平最早谈到傻子瓜子。

这个“放一放”为傻子瓜子提供了施展拳脚的空间，也让众多将傻子瓜子视作风向标的个体工商户从惴惴不安中获得喘息的机会。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再次提到了傻子瓜子：“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的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此后，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多个重要论断被提出。1988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提出“私营企业是指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雇工八人以上的营利性的经济组织”，“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愈加清晰的政策，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

年广九表示，一个傻子为什么不怕一切？是因为把心给了党，相信党的建设方针，跟随党的号召和道路，不是傻子胆子大，而是党给了我们胆子。

谷底的转机

命运交给年广久的剧本，磨难还远没有结束。

目不识丁的年广九有自己总结出来的一套经商方法论。在炒货竞争加剧的时候，年广九主动降价，招揽顾客。在同行效仿纷纷降价的时候，他又提高瓜子品质，转做高端。年广九还想出凭车票的外地人不排队、结婚的买十斤不排队、军人不排队等一系列营销策略。

1986年，国内开始兴起有奖销售，作为营销鬼才的年广九自然不会错过。他的目标是要做成全国最大的有奖销售，当时的一等奖是一辆上海小轿车，二等奖摩托车10辆，三等奖彩电100台。一时间，消费者的热情被极大点燃。据介绍，仅三个月，傻子公司就获纯利100万元。

但随后官方的一纸文件强制叫停了有奖销售，消费者的退货如浪潮般向傻子瓜子涌来。瓜子变质、资金吃紧、法律纠纷，多米诺骨牌应声倒下。记者在博物馆遇到的工作人员讲述，那一次，傻子瓜子和年广九都遭到了重创。

曲折前进的还有当时的民营经济。1988年下半年开始，国民经济出现过热现象，抢购风潮、倒买倒卖使得部分商品变得紧缺，经济秩序陷入混乱。为此，1988年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改革方针，并通过压缩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提高存款利率、限制购买力、彻查在建项目、严控物价上涨等方式加强对宏观经济的监督管理。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民营经济看法的转变，还有呼吁“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加强城乡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税收征管”等，民营经济再次成为灰色名词。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第三次谈到了“傻子瓜子”问题，“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也正是在这次南方视察中，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得以结束。1992年5月，国家体改委颁发了《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民营经济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年广九说，“党保护了私营企业，要跟党走。一个个体商贩，党给我三次光怀，不能忘了一切，要自立根生。”年广九还说，“社会大学我毕业了，出来一个新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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