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门村主任杨宁示意在场干部不要尴尬，转过头安慰“苗阿义”张海辉。别害羞：“这两年泉水里的西瓜卖了多少钱？说说吧。”
2020年12月17日下午，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江门村委会会议室，邻村元宝村村干部前来交流扶贫经验。杨宁特意请来了村委会食堂准备洗菜的张海辉。
融水县作为2020年最后52个国务院挂牌督办的贫困县之一，有青山绿水，也有最难克服的“最后一贫”。杨宁大学毕业回村时，江门村贫困发生率为20%，现在已降至0.05%，成为邻村效仿的榜样。
11月2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批准融水等8个贫困县脱贫摘帽的请求。
在苗寨的十年里，杨宁深刻地体验到了“需要与被需要”。“大城市不多，但在这里，多一个会有很大的不同。”十年前，老支书这样问她。
“说话终于有点分量”
2010年，杨宁从广西大学星箭文理学院毕业后，被选为大学生村官后回到江门村。在穷乡僻壤的村委会，杨宁起初只能处理文书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城市和高等教育给予杨宁的洞察力正在逐渐消失。2012年的一天，杨宁在和乡政府的一位女长辈聊天时，谈到了“想做事”却“没钱没资源”的无奈。没想到，长辈听了之后，担保杨宁当公务员，贷款5万。杨宁说，从那以后，她的“生活在大山深处开花了”。
那还是一个“又穷又怕”的一年，村委会一年才挣1000块钱，办公室开门一看，是路，卡车经过，“吃了一口灰”。小时候，杨宁曾经问我奶奶为什么苗寨的大人也喜欢吃糖。我奶奶的回答是：“生活太苦了。如果嘴里能吃到一颗糖，就会觉得生活还是有点甜的。”
拿到贷款后，杨宁觉得自己也需要“一点甜头”。
把元宝山脚下的竹子做的竹片拿来，女学生们就变成女人卖了。广西、广东、海南冲到各个村的蔬菜大棚之间的杨宁，主动找农民谈话。“爷爷，看看我们家的竹子，做个大棚支架很靠谱。”
杨宁必须记住八年前冬天运输一次竹片的经历。当天晚上，杨宁驱车六个小时来到龙城竹子采购点，解开绳子，许多发霉的竹片被混在绿竹里，“眼泪都涌了下来”。
但是变化开始发生了。平日里叫她“小杨”的村民对“小杨”更加尊敬。“说句话，我终于有点分量了。”
2016年，杨宁以高票当选为村委会主任。此时江门村有建档立卡户93户323人，贫困发生率为20%。
(农建/地图)
与前两年不同的是，
管村像管理企业
走访了村里的贫困户，2020年，杨宁花更多的时间宣讲和接待来访者。临近年底，元宝村的干部是今年的第四批游客。“村里海拔高，种个西瓜只有拳头大。现在只能种一些蘑菇了。”交流会上，元宝村的干部抱怨。
杨宁漫不经心地用方言回答：“你是什么来头？”见对方答不上来，杨宁接着说：“你们的蘑菇和东北、浙江的有什么区别？在更高的海拔高度，它可以被称为‘云’蘑菇。”
元宝村的干部很高兴。“将被命名的仍然是‘杨总’。还有春西瓜和云蘑菇，估计都是爆品。”
春水西瓜，起源于2016年，杨宁帮助贫困户董大嫂销售了1800多公斤高山流水西瓜
养专业合作社，如今已有23亩的种植规模。“广西其他地方几毛钱的西瓜，我们的在地里就能到两块。”杨宁说，“种西瓜学不走，我倒是希望他们能学到我们关于发展的理念。”
元宝村的干部坦言：“农产品种出来又不好卖，被外地老板骗得多了，老百姓也不敢跟着搞了。”
今年以来，广西根据行政区划的级别和贫困程度差异，从自治区、市到县，推行分级督战制度，在资金、项目、政策方面都加大支持。融水县直到今年5月，还有26个贫困村约7000人未脱贫。
“管理村寨有点类似于管理企业，让老百姓服从制度最重要。”杨宁承认，中国农村本质上还是乡土社会，“如果带头人没有一点奉献精神，不主动去做事儿，大家也不会跟着你干。”
为此，江门村第一书记张柳容格外佩服杨宁。“上个月有人给村里捐助8床棉被，杨主任开会，要让我们讨论一下分给哪8个人。”几个干部选来选去，筛了9个人出来。最终的结果，却并非是“9个里头挑8个”，“杨主任把送给她父亲的棉被捐了出来，刚好够数儿”。
难以识别的贫困
江门村还有一个特殊身份：国家贫困村定点观测点。每年，张柳容都需要拍摄近20G的照片和视频，记录贫困的顽疾如何一点一点从苗寨中被剥除。
他用无人机拍摄村庄道路和基础设施的变化，记录危房改造的过程。11月20日，当融水县摘帽通知正式下达，张柳容感觉自己“见证了中国脱贫的整个历史”。
只是，那些电子之眼无法识别的贫困，依旧困扰着杨宁。交流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杨宁向南方周末记者诉苦，昨晚因为一个贫困户的问题，又没睡好觉。“一个服刑回来的人，想贷款5万块钱，养几头牛。但有不良记录，贷不到款。”
两个月前，杨宁刚刚荣获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不过，周围的人都在担心她的身体：日益增多的白发；更严重的是，这位生于1986年的主任，不久前还因为心脏问题住院。
因为有杨宁在，张海慧每天都会骑20分钟摩托车，到村委会帮忙。自从种起了西瓜，她在家和丈夫说话，“底气足了不少”。西瓜成熟的季节，她再也不用一个人挑着竹篓把瓜果运送下山，“只管使唤家里男人干重活儿”。
十年的乡村工作经验让杨宁意识到，贫困千姿百态。它是匮乏的资源，是空荡荡的钱包，是孕育智识的土壤极度贫瘠，也是女性在家不敢大声说话。
“很多事情要提前布局，不能等有了事情再做。”杨宁期盼乡村振兴能为江门村带来更多的资源。“贫困不是今年解决了就一劳永逸，我们不能落下任何一个人，还要看到贫困的不同维度。”
时值年末，杨宁工作异常繁忙。12月18日，乡里来了通知，本月25日将有领导来江门村，普查脱贫状况。杨宁信心满满，但稍显遗憾的是，为准备材料，周末的休息时间又落空。
不过，当天最要紧的事儿，是去看望村里的留守老人，送些油和大米。
杨宁在村道上小心翼翼地开车，前方出现佝偻着背的阿婆，杨宁就让车速慢悠悠，摇下车窗，和赶集的村民问好。有时会有老乡追上来，请她帮忙处理纠纷。
“实在不行，我去给他担保，让他贷款吧。”开车的间隙，杨宁回忆完当年自己如何贷到5万块收竹片的事儿，话题又转到那个出狱的村民。杨宁想劝劝他不要养牛，而是养猪，“这样以后加工腊肉还有销路”。
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