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现了工厂随工人迁移的现象。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有多少加工厂迁移到了内地的河南、湖北、四川、安徽，但这个行业的员工明显感受到了这种趋势。

2015年4月。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5点45分，闹钟响了。赵慧娟伸手按下门铃，起身。

半小时后，赵慧娟叫醒了儿子。儿子不情愿地起床穿衣、洗漱、吃早餐。

6点45分，母子俩准时出门。我儿子今年刚上小学一年级，应该在7点15分之前到校。把儿子送人后，她可以安全地去工厂工作了。

赵慧娟每天早上7: 50在服装加工厂上班，但她通常骑自行车只需要20分钟。穿上工作服，把松散的头发扎成马尾，往下看。时间差不多了。赵慧娟和工友们一起进入车间。

　　回家乡上班去

赵慧娟今年31岁。14年前，她离家到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工作。“时间过得真快。”赵慧娟说。2008年，在家人的催促下，赵慧娟回到家乡相亲，随后迅速结婚生子。“在我的家乡，我已经迟到了。”

几乎所有和她一样出去工作的女生都遵循这样的生活轨迹。“读完初中，过几年就要出去打工，回老家结婚。”赵慧娟说，这里的女生很少在外面结婚。

“这两年，市县建了很多工厂，必须招人。”赵慧娟一个月的收入并不比7年前在外打工时多多少。听说沿海城市的工资已经上缴了，但她并不羡慕。“老家的消费比大城市低，还有亲戚朋友。好好照顾它。”

2009年，蒋新阳发现自己在南通的服装加工厂人手不足。“那些从内地来打工的女生，在做的时候都没有身材。他们回家过年，往往过完年就不回来上班了。”在我国大多数服装加工厂，女工占80%以上，有的地方甚至超过90%。

几年前，蒋新阳的工厂与河南商水的一所职业学校合作。职业学校开设了培训班，将工人运送到工厂。因此，他在南通的服装厂有很多河南籍的农民工。不断的人员回流使他决定去河南。他证实了赵慧娟的说法，“当地的习俗是女孩不在外面结婚，最好的是村里，最差的是隔壁村。”

娄晓军的服装厂位于郑州郊区。说是工厂，其实里面只有三四十个工人。娄晓军现在的订单来源于他的前老板陈。离开之前，娄晓军已经是工厂的主管了。他熟悉服装代工的全过程。他的年收入和大城市的白领差不多。“一个月一万多还在账面上。你信不信？”2014年底，他回到家乡创业，成了自己的老板。

“杭州的老板开始做自己的品牌。如果原订单没有完成，就发给我。”娄晓军正忙着进出车间。他有信心今年的计划是扩大到100名工人。“我做这行十几年了，有资源。”他补充道，“这里(郑州)的成本也(相对)更便宜。”

沿着这条路开车去娄晓军的工厂，那几乎是xx服装厂的标志。“有一千多个大人物和十几个小人物。”用娄晓军的话说，就是“各有各的活法”。很多大厂都收到了单子，有的来不及送到附近的小厂甚至小作坊操作，业内称之为“飞单”。

根据河南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2-2014年，河南省选择省外工作的农民工比例逐年下降，分别为47.4%、43.6%和39.0%；选择在当地工作的比例逐年上升，分别为24.2%、30.3%和38.1%。

老家的风俗、大城市的生活压力、老家的商机等原因让他们选择在老家工作。

这可能是一件好事。但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不行的

在车间走了一圈后，蒋新阳发现衬衫检验办公室的机器没有设置。他立即给组长打了电话。刚说完，电话就响了。我们两天前接待的日本客户已经到机场了。

>姜信阳内迁到河南的服装工厂

姜信阳的服装工厂1992年在江苏南通创立，当时是中日合资。1997年经济危机，日方撤资，姜信阳的家族全盘接下了这个工厂。

“南通工厂里的本地工人平均年龄已经超过40岁，而那些最早从事这个行业的工厂老板年龄大多都接近60岁。”在姜信阳看来，沿海地区的富裕让当地的人口红利不复存在。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80、90后的独生子女几乎不可能到工厂里来工作，老一代的工人年纪大了，但新的却接不上，于是当地诸多服饰加工厂出现了工人断档。“即使有订单也不敢接，因为没有人来做。”姜信阳说。

刘易斯拐点出现了。

于是，姜信阳从河南考察回来后拍板决定举家内迁。2010年，他们将南通的工厂搬到了比河南东部的周口，这里经济水平要比郑州落后许多。“我来的时候，这里没有酒店，我们住在招待所里，晚上起来上厕所，开灯一看地上都是蟑螂。”

虽然如此，他还是觉得，这里毫无疑问比他的家乡更加容易招到工人。此外，综合成本的上涨也是让他内迁的一个重要原因。“工厂租金、人工工资、工人的待遇都在涨。”姜信阳叹气道，“10年前，工人工资只有现在的一半不到，但客户给的订单价相比下几乎没有上涨过。”

工厂跟着工人迁徙的现象在中国出现了。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国内有多少加工工厂往内地的河南、湖北、四川、安徽迁移，但身处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却明显地感觉出这样的趋势。

距离楼小军厂十公里有一个服装加工园区，那里汇聚了80多家服装类的加工厂，大多数都是几年前政府招商引资吸引来的大工厂。

这些工厂多从江浙等地搬过来。现在的运输时间比原来大约增加了10个小时左右，而运输成本平摊到每件衣服上则不过增加了0.1~0.2元。这与沿海那些日益增加的租金以及人力平均成本一比，就不算什么了。

但姜信阳并不承认内地的工人便宜很多。他称，大多数服装工厂给予工人的工资都是按件计算，比如一个熨烫衬衣的工人完成600件，按照0.3元一件来算，每天就可以赚180元，月工资4680元(服装工厂单休)。传统沿海的加工厂工作时间很长，不论是珠三角还是长三角，加班到晚上9、10点的现象很正常。但在内地，工厂的工作时间没有那么久。以他的工厂为例，工人中午12点放工。她们有一个小时休息的时间。下午1点开工。如果按照正常8小时的上班时间，工人们应该是下午5点下班，不过工厂规定的下班时间是7点钟。当然多出来的两个小时算是加班。

此外，姜信阳说，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内地的人工水平也不能与沿海地区的工人比。计算一个新手，操作不熟练，那么也许她一天只能熨烫300、400件衣服。“这也就是为什么江浙的工人平均一个月可以拿到三、四千甚至更高，而内地的只有两、三千。”他说，也许其它成本会降下来，比如工厂的租金、税收(不少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给予企业的优惠政策)等其它方面。

不过，上述这些优势也许将不复存在。

2014 年11月27日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这份被称为62号文件的通知要求各地切实规范各类税收等优惠政策，包括统一税收政策制定权限、规范非税等收入管理以及严格财政支出管理;全面清理已有的各类税收等优惠政策;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等。简而言之，62号文件主要内容就是不允许用税收等优惠补贴来盲目竞争招商，规范企业税收管理制度。

“再往内地迁的工厂就享受不到原来的那些优惠政策了。”姜信阳说自己“运气很好”。他的工厂现在有近3000人，平均年龄24岁。他的计划是在2017年增加一倍的人数。

　　另一个“对手”出现了

那么，那些位于沿海地区的服装加工厂已经大规模往内地迁移了吗?也许未必。

中国服装协会常务副会长陈大鹏掌握的数据显示，目前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服饰加工厂依旧占比75%。“虽然是有内迁的现象，但这个产业不会完全转移，沿海的技术、成熟度远超过内地。”陈大鹏表示，内地工厂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

即使已经往内迁，但姜信阳在南通的工厂还是保留了500多人的规模，贸易、采购、设计、板房还留在南通，“这里的工人不行，很多习惯需要慢慢培养。”据他说，目前培训工人上岗的时间从原来的15天增加到了现在的35天。

还有另一个让国内加工厂们担心的问题是，国内压力山大，开没能踹口气，国外的竞争对手也出现了。

品牌商们开始核算成本，特别是那些外资品牌。UNIQILO、ZARA、H&M等快时尚提供给消费者更便宜的货品，它们需要找到更廉价的供货商。东南亚成为另一个选择。相对于中国，那里的人工无疑更便宜：一个越南工人月工资大约是200美元，柬埔寨为120美元，孟加拉和缅甸只有50~80元美元。除了人工便宜，相对于中国9%的出口税费，东南亚出口日本可享受免费税费。

纵观国内，凡客诚品将部分订单转移到孟加拉，宁波申洲针织集团斥资3000万美元在柬埔寨建立纺织工厂，“试水海外生产”逐渐成为国内大中型纺织服装企业的新趋势。

但东南亚真的可以替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吗?

一些日本、香港的公司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曾表示，柬埔寨工厂效率低下，“中国有最好的技术工人，柬埔寨在努力追赶。”由于技术工人及当地监管者的紧缺及过高的电力成本，投资者对在柬埔寨投资仍然感到束手束脚。

柬埔寨服装制造协会秘书长卢肯恩(KenLoo)对《华尔街日报》说：“柬埔寨不可能承担起从中国撤走的全部订单。”卢肯恩表示：“从中国撤走的订单达到数百亿美元。东南亚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吃掉’。”

很多从事服装行业的人还是相信中国未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有不可取代的优势。陈大鹏称，通常中国大陆工厂的交货期是35天，但东南亚需要60~75天。“物料都在国内，需要从中国运出去。”

　　找到了更多解决办法

作为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之一，南通汇集了一批国内最早出口到日本的服饰订单加工。2010年前后，一位开设日本服装出口贸易公司的人士称，日子最难过的是那些专接日本外贸单的工厂。“许多工厂的利润甚至下降了50%。”最要命的是，国内的工厂缺乏议价能力。这位人士说他的一个下家工厂从原来的13000人缩减到了600多人。

上海服装协会会长戴自毅说，国内的服装业依旧不景气。但聪明的工厂主们已经找到办法去应付危机。

姜信阳手上的客户已经不再是当年的100%的日本客户，调整后，目前的客户构成大约是一半外贸一半内贸，他的国内客户有以纯、森马、拉夏贝尔、欧时力等，他给这些品牌做OEM(贴牌加工)。“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风险太大。”

而在浙江杭州，这个主要从事女装行业的城市，得益于马云的阿里巴巴，这里有着大量的“淘品牌”。

陈贤忠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他拥有一个两三百人的服装加工厂，两年前创立了一个自己的品牌。“就是放在网上卖，自产自销。”据陈贤忠称，他自创的品牌吊牌价(FOB)可以是成本的10倍以上。

“很多杭州工厂都是这样，现在加工厂太难做了，淘宝那么发达，杭州很多加工厂都是边做（自己）品牌边代工（OEM）。”他说。

自创品牌的利润无疑非常丰厚。这样的解决方案被陈大鹏提倡，“加工厂应该走多元化路线，只帮别人做订单很容易走死路。”

据悉，UNIQLO的FOB报价是成本的3倍，ZARA和H&M的则大约在4~5倍。而一些国内品牌他们的FOB报价往往是成本价格的7-8倍，有些甚至更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快时尚的的利润会少。”逻辑是一样的。“姜信阳说，有些国内品牌订单只有1000~2000件，但像UNIQLO这种单品的订单甚至可以达到10万件。“虽然给工厂的订单价格低，但批量大了，工厂也一样接单赚钱。而品牌商则也是跑量，成本低了，它们就可以以低的价格出售给消费者。”

本土的品牌近年来的业绩都在下滑。不少品牌企业也给其他公司做OEM“抢”服装加工厂的生意：比如希努尔男装给UNIQLO加工做男装，而另一家更为知名的波司登则给多家品牌加工羽绒服。这家公司去年公布的中期业绩显示，截至2014年9月，其贴牌加工业务收入达10.11亿，大幅上升54.8%，占该集团收入的35.5%。

好消息是，据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的一季度出口数据显示，中国纺织品、服装等七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同比增长6.1%，占中国外贸出口总值的20%。智造引领转型、变革商业模式、开拓国际市场，加快服装业回暖已成为与会服装业人士共识。

戴自毅说，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未来还会不断有服装加工厂关门、数量也会萎缩，但会留下那些已经转型成功的工厂，它们的规模会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