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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记者卢健闫洪峰光明日报通讯员张颖

春节过后,农历正月十二,西北政法大学校长助理王世荣教授再次带领研究团队来到1500多公里外的浙江诸暨。他每年都去诸暨做十几项调查,走遍23个镇、街道和500多个村庄。令这位来自西北地区的法学研究者着迷的是枫桥的历久弥新。

半个多世纪前,浙江诸暨干部群众创造了“动员依靠群众,坚持不交出矛盾”的“乔峰经验”,有效解决了基层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相关专家表示,“乔峰经验”是以人民为中心,强调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其基本做法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化解人民内部矛盾。

作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面旗帜,“乔峰经验”形成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展于改革开放时期,创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它凝聚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创新社会治理的探索,经时代锤炼而不朽,生成并显示出穿越时空的强大生命力。

1、“枫桥经验”从诞生到推广全国

枫溪河流经乔峰镇,古树参天,山清水秀。“乔峰体验”展馆中式设计简洁大方,场馆内新技术的应用彰显出现代气息。一进展厅,墙上的史料立刻把记者的思绪带回了“枫桥经验”诞生的日子。

1963年11月20日,毛泽东同志指示学习和推广“乔峰经验”。明亮的画面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共浙江省委委员会选择诸暨、萧山、上虞作为“社会教育”试点。经过集体讨论,乔峰干部群众决定通过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改造“四类分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同年10月,公安部领导到浙江考察,发现乔峰区没有抓人经验。他们立即向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主席汇报。毛主席肯定地说:“这叫不上交矛盾,就地解决”,并指示做好总结。

根据毛主席指示,公安部调查组赶赴乔峰,经过调查核实,主持起草了《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号文,即《乔峰经验》。其主要精神是抓少人,不交矛盾,依靠群众,以讲道理、斗争的形式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

11月20日,毛泽东在公安部提交的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书面讲话中指示:“要以各地为榜样,试点后再推进。”22日,在与有关负责同志的口头谈话中,他指出,《乔峰经验》回答了两个问题:一是群众为什么懂得这样做;二是证明依靠群众是好办法。从诸暨的经历来看,群众起来之后,干得不比你差,也不比你弱。不要忘记发动群众,做好群众工作,这样也可以减少反革命案件和刑事案件。

“乔峰体验”展厅位于浙江省诸暨市。明亮的画面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将“乔峰经验”推向全国。

此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学习和普及“枫桥经验”的热潮,“枫桥经验”成为全国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1964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逮捕人数最少的一年,治安状况好于往年。

“一段起源于小镇的经历,怎么会受到毛主席的高度重视

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罗根图自豪地介绍了前来学习考察的群众。这个村庄被命名为丰原,来自三个“源头”:一个是

枫桥母亲河枫溪江之源头,二为蕴藏丰富的高岭土资源,三为“枫桥经验”发源地之一。


“凭借‘枫桥经验’这个传家宝,我们村实现了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一心一意谋发展,从靠山吃山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大变化、大发展。”骆根土说。历经岁月洗礼,“枫桥经验”走出枫桥,走出浙江,走向全国。


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指示,要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从此“枫桥经验”开始向更高水平治理转型。


“村口路灯不亮,很不方便”“路口摆摊,围观人多,请快处理”……在枫桥镇综合指挥中心,枫桥人生活的点滴问题都可以反馈在这个平台的大屏幕上。


信息的背后,是诸暨依托互联网建起的社会综治、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基层治理四平台”。中心负责人说,综合指挥中心实现了“受理、执行、督办、考核”闭环管理,要求“即事即办”,疑难复杂事项不超过7个工作日。


发动和依靠群众是“枫桥经验”的精髓所在、灵魂所在。诸暨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全面推广“三上三下”民主议决事制度,打造以“红枫义警”“老杨工作室”为代表的品牌社会组织。目前共有各类社会组织4767家,其中仅平安、调解类社会组织就达1000余家,平均每4个常住人口中就有1人参加社会组织。


诸暨还建立了包括13个专业调解机构、742家调解组织、3536名人民调解员的大调解体系;形成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多层次、社会化、全覆盖”大调解格局,调解成功率达到97.7%。迄今,诸暨已连续15年被命名为“平安县市”,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始终保持在96%以上。


“‘枫桥经验’走的就是群众路线,靠的是人民,为的是百姓。”诸暨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潘超英说,“随着时代的发展,‘枫桥经验’经久不衰,其强大生命力的根源就在于能够传承原初的精神内核,与时俱进、守正创新。”


3、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初心,在新时代尤为重要。“枫桥经验”曾以一镇一市一省的潜心实践,为全社会的治安防范、纠纷化解提供经验参照。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新时代“枫桥经验”承载着人们新的期待。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2019年以来,“枫桥经验”陆续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为人民谋福利: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白皮书,特别是首次以中共中央全会审议通过的形式写入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代表着“枫桥经验”已经成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根据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变化,“枫桥经验”不断创新工作理念、方法和载体:在治理理念上,从侧重社会稳定为主,转为社会全面进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在治理主体上,从一元治理转为多元治理,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治理方式上,从传统治理转为数字治理,从被动治理转为主动治理,从事后治理转为事先预防,形成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现代治理体系。


“党建统领、人民主体、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共建共治共享平安和谐这五个要素构成了‘枫桥经验’的鲜明特征和时代内涵。”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文显说。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枫桥经验’带来了百姓和顺、乡村和美、社会和谐的新景象。”与“枫桥经验”有40多年渊源的浙江省公安厅原副厅长金伯中认为,新时代“枫桥经验”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方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十八载日月流转,历史的风光气象万千。“枫桥经验”从乡村实践蝶变为国家蓝图中的重要元素,在新时代更见其价值。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枫桥经验”这一长盛不衰的“传家宝”一定能绽放新彩,再立新功。


《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17日05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