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20世纪50年代我国部分高校校园规划中教研区与学生生活区完全分离的模式不同，罗家山凯尔斯设计的校园在学习与生活的空间边界上具有模糊性。在主要校舍集中的狮子山上，不仅有学生宿舍和食堂，还有图书馆和教学楼。至于少男少女的关系，东厂口时代的东院西院界限在罗家山消失了。男女生平日一起上课很正常。由于男生宿舍与图书馆、主教学楼、食堂相邻，女生每天在学校学习生活，必须从三通门走过去或停在男生宿舍楼顶。
“走吧”——走下男生宿舍阶梯的女生来自： 《国立武汉大学民二三级毕业纪念册》，1934。
相对来说，女生宿舍单独在校园东端，不是去教学楼、实验室、图书馆的必经之路，所以不容易被男生打扰。然而，与东昌口时代大院深邃的“西院”相比，罗家山女生宿舍的“蝴蝶宫”(又名“东宫”)在男生心目中不再蒙上浓浓的神秘色彩。从1934年开始，罗家山校区每年都会举办一两次“宿舍开放日”，又称“大扫除日”，期间男女宿舍互相开放一天。当时的学生史应亭，至今还记得多年后的1935年春天，他去过女生宿舍。
女生宿舍开放一天，欢迎男生参观。商人喜气洋洋，互相诉说，在平静生活的涟漪中激起波澜。第二天早上，很多男同志[学会]早起，有的刮胡子，有的擦皮鞋，有的哼“你什么时候回来？”！《伊人》的优美歌曲，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早饭后，我去了“东宫”.进宫时，只见窗户明亮整洁，每个房间的书桌和书架都摆得整整齐齐。床上的被子、床单、枕头都很简单，有的房间还挂着两张宽边的地图，一张是中国全图，一张是世界全图，说明我们的女学生没有死，她们也关心国家大事，关心世界。除了专业书籍，一般还有一些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小说、散文和诗歌。他们追求美的享受，努力充实自己。
“他们的卧室应该是整洁的！”
“你要去哪里？东宫？”
在武大校友的记忆中，女宿舍是一个自成一体、温馨美好的家庭。这个家庭的父母是被誉为“南开女王”的女导游顾茹。史应亭回忆：“老师顾儒(不尤茹)负责女生宿舍的管理。她在美国学习，有能力教英语。据悉，顾氏出生于天津南开大学，因长相姣好、举止优雅被授予“南开女王”称号。‘女中皇后陛下’来东宫掌管政事后，作风民主，从不干涉女学生的内政外交，保证了女生学习生活的安宁稳定。”
20世纪30年代住在女生宿舍的学生尹正慈，对顾儒领导下的“东宫”有着无限美好的回忆。39330.36363633636
第一天进入母校，第一次踏上女生宿舍的石阶，遇到的第一个老师就是顾友如。她亭亭玉立，在大厅中央，指挥工友们搬运东西。她抬起眼睛，对我微笑。问了我这个“新鲜人”的名字后，她说：
"我已经把你安排在三楼的一个房间里了."转身指着几个工人，对我道
ihighlight-style-4">一一介绍:“这位是门房老方，这位是杂役老姚， 这位是清洁女工王嫂，这位是......右首是餐厅，左手是阅览室， 前 面是会客室，后进是琴室，再后进是......”寥寥数语，就将女生宿舍描绘出一个大概的轮廓，使我了然于怀......我不禁喜欢她的精明干练， 洞察人情，也喜欢她的衣饰发型，步态翩翩。她穿着一身剪裁合度的旗袍， 韵致高雅。一举 手、一投足，都使人觉得舒坦潇洒。
在女生宿舍自习的女生们 来源:《国立武汉大学民二四级毕业纪念刊》，1935 年。
除了顾如，“东宫”里的两位男工，也是组成和维系这个“大家 庭”的重要成员:
老方职司看门......每天下午，到了会客时间， 便是老 方最忙的时刻，时常看到他佝着腰、喘着气，踏着沉重的步伐，蹒跚地爬上二楼或三楼，轻轻地敲响门房，然后探首入室，悄声地说:“某先生，有客会。”同时高举起他手中 的一张“会客条”，让你看清楚上面龙飞凤舞的签名式......
老姚司职打杂......除了胸襟开朗，克苦耐劳之外， 还有一大创出，就是记忆力特佳。每天下午，当他采购的时间到了，他就挨室敲门，探首悄问:“某先生， 你要买什么 东西吗?”
“我要买花生米、牛肉干。” “蓝墨水一瓶、练习簿两本。” “合作社有菊花茶卖吗?给我带二两回来。”
......
我不知道老姚所受的教育程度如何， 但我认为他是读 过书，识得字的。因他称呼每位“先生”的姓名，都很清晰利落。不过，我从未见他当场拿出纸笔来，记录下这些零碎的差便。只是“嗯”了一声，点头而退，到时候，他从老远的合作社挑担回来，就又笑吟吟地逐室分送，各物点交， 账目清楚， 从未见他出过差错或纰漏。像这样可惊的记忆力，谁能比得了?
20 世纪 30 年代武汉大学的合作社、邮局、银行等 来源:《国立武汉大学一览(中华民国廿二年度)》，1933 年。
除却在生活上对各位女同学们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顾如领导的 “东宫”，更指导女生们“要守秩序、遵时间、爱清洁、培礼貌、敬业乐群......种种诚意、正心、修身的基本功夫，顾师以言教、以身教，使我们潜移默化，在和煦的春风中，真正享受着大学之道 ”
20 世纪 30 年代的武大女生宿舍生活场景 来源:《国立武汉大学第二届毕业纪念册》，1933 年。
女生宿舍一楼虽有一间小“餐厅”， 但全校学生的一日三餐， 主要仍在狮子山西山头的那座饭厅里解决。这座伫立山头的醒目建筑， 也成为 30 年代武大学生们心中最为深刻的校园印象之一。在伙食的安排和经营上， 可以充分体现出当时武汉大学在学生校园生活方面的“自治 ”:“ 因为同学们是来自全国 四 面 八 方的，口味不同， 就各就自己的口味，分别组成各种伙食团......自己选举伙食团长，每月或每个学期改组，轮流买菜。”这种学生分团自办伙食的模式，直 到抗战胜利后依然延续。
“努力加餐饭”——女生宿舍内的餐厅 来源:《国立武汉大学民二四级毕业纪念刊》，1935 年。
1933 年春季一开学， 学校便公布了一份《国立武汉大学组织自 办伙食厨房通则 》。该通则规定:“每学期开始时学生组织自办伙食厨 房，除面食厨房外，可以成立三组，每组至少须有十五桌人数始能开 办，至多以三十桌为限，如逾此限，得拒绝加入。”每月参加学生需 缴纳伙食费八元，每个伙食团由学校分配餐厅内的厨房和用餐区域。虽说是依各地口味而组团，但以当时武汉大学生源籍贯的分布，自然 是以来自长江流域的学生人数最多，因而代表长江流域口味的两大伙 食团， 也就成为队伍最壮大者。在 1936 年的毕业同学录中，学生们 甚至幽默地总结了大学生活中五件最担心的事——“面食自办的人来 揩油、微生虫逃出显微镜、上海银行没有钱、校医配错药方、被先生 括胡子”。不难想见，做此归纳者定是南方学生伙食团，而由此揶揄，似乎也可窥见面食团的伙食质量，是无法满足入伙学生的胃口的。
伙食团中最具有权威者是“湖南”团体， 因为长江流 域川湘鄂赣口味相差无几， 这几省的人多势大， 当然食客 最盛......其次是“江浙”团体，不能吃辛辣者纷纷投靠...... 这两大团体因为人多好办事，所以伙食真不赖。仿佛记得川 湘团体受湖北团体影响之故， 菜并不太辣。武昌鲫鱼尺来 长一条， 牛肉花生米更是价廉物美， 若遇月底有结余， 牙 祭之丰可以上到六道菜。江浙伙食团的掌锅好像是安徽人，其菜甚甜， 所谓“夹沙肉”者， 两块肥肉中夹砂糖， 在今 日流行减肥者视之， 当不啻毒药， 而当时也吃得津津有味。这两大势力因为人多， 所以办得好; 因为办得好， 所以人 越来越多。如此循环，几乎将所有小伙食团体都打倒。
“担心的事:面食自办的人来揩油!” 来源:《国立武汉大学民二五级毕业纪念刊》，1936 年。
对学生来说，参加伙食团并不只是每天坐享其成地到点用餐，而 是要亲自参与伙食团的经营管理。根据学校的规定，每个伙食团成立 后， 都要由参加学生选出一个负责经理人， 而厨房的厨师和伙计也 由学生自行招募雇用， 对学校仅需将雇用人员名单交给事务部备案即 可， 学校也仅仅扮演监督角色， 一般不介入伙食团的具体经营运作 事务:“各组厨房雇佣厨工， 应有学校令具铺保备查， 所有公共清洁、 卫生、纪律事项，须受庶务、斋务两股指导。如有不受约束者，轻则 通知该组经理惩罚，其情节较重者，事务部得随时开除，但须事先通 知负责之经理， 另雇其他厨工使用。”此外， 除了学生自备个人的餐 具碗筷外，后厨需用的炊具厨具，都由学校统一提供。
除了学生“经理”负责总理伙食团事务，团中还有轮值的学生代表，跟随炊事师傅 一同前往城区买菜，直接决定菜肴的种类，监督食材采买的财务和质 量。对于“总经理”和学生代表，食堂的师傅们是要努力讨好巴结的， 因为他们将决定自己能否在这个伙食团继续掌勺下去， 而学生们对自 己每天伙食事业的关心，其热情也颇为高涨:
第四节不一定有课，十一点半一过，口里清水浸润，就 想往食堂跑。碗筷是自己带， 沿途颇有以鼓盆为节者， 叮叮 当当，零零落落，经图书馆，过法学院，而汇聚于食堂。
斯时大司伕正在调和鼎鼐， 蒸馒头的蒸笼热气直喷， 炉中煤火正旺， 菜锅中吱吱有声， 先到的食客不期而集于厨房， 以大司伕为中心， 平章软脆， 商略咸酸， 各抒己见。大司伕一面炒菜， 一面还得适应各方: 现任经理的指示自 然要听从， 前任经理的意见也该尊重; 已经当选， 尚未视 事的下个月经理有所表示， 更得巴结一番; 尚有一些社会 贤达七嘴八舌， 也一个都不能开罪， 因为说不定是下下个 月的总经理人选。而且食客离心， 团体可能解散， 于大司 伕面子有关。
民国时期的武汉大学学生饭厅 来源:武汉大学档案馆。
当时武汉大学的学生对于学生自治的伙食制度，都颇为满意，而 食堂师傅们， 似乎也没有什么意见:“伙食物美价廉， 每月仅六、七 元......既可口，又营养。因为是同学自己办的，主办人固然不会动 脑筋，厨司亦揩不到什么油，每月月初月中， 还要打牙祭加菜。不过剩饭剩菜，是厨师工友们的专利品，他们有这些收益， 也心满意足了。”
在杨家湾生活服务区内，学校还开办了一家“消费合作社”。武大在校学生和教职工均可入股，每股股价十元，每人最多可持有五 股。消费合作社事实上是一家小型百货商店，经营范围包括燃料、服装、食品、烟酒、茶叶、文具、五金、化妆品、日用品等。除了以较为低廉的价格向入股社员出售商品，便利生活以外，“年终清账时本社如有盈余，得酌分红利”。店内还备有冰箱，夏季时出售冰汽水和冰啤酒。1933年春季开始，消费合作社“为便利消费人及游客期间， 特设饮食部，发售茶点小食、新鲜水果，每逢星期日，并有汤面、炒饭，定价低廉，卫生经济”。这一饮食部，事实上成为学生们“开小灶”以及周末聚餐的校内小餐馆。
消费合作社饮食部《国立武汉大学民二三级毕业纪念册》，1934 年。地处荒郊乡野地带的珞珈山，一下子云集了上千人，自然形成了巨大的消费市场，这也吸引周边村民前来做些小生意。“早晨......乡间妇女篮装鸡蛋候于饭厅门口，采记账式， 每元一百个......既新鲜、便宜又营养。”在消费合作社隔壁，更开设有小商店，出售各式食品点心。
事实上， 武大自己也生产农副产品。在狮子山以北湖滨地带的农学院区域，校方便建有鸡房。此外，更有牛羊猪房，饲养牲畜，这些都是农学院院长叶雅各的主意。农学系主任李先闻曾回忆道:“(农学院)那时还没有学生，我就同叶院长谈谈他办农学院的宗旨与目的......他似乎提到珞珈山应该大规模的栽果树， 满山都是山羊与鸡群，东湖湖上饲养的鸭群，代替满湖的野鸭群。我觉得他似乎在想办 一个大农场，我就投其所好向他建议说:‘那么在大都市旁(汉口)办 一个经济的农场，如想要赚钱的话，似乎应当种花及养牛。’我不过信口开河，当时一无经验，更没有仔细地考虑过。叶立刻就频频点 头:‘好!好!’于是就派我东下去买乳牛。”
《国立武汉大学周刊》亦曾特别报道此事:“本校农学院筹备处，于最近一年间......喂养优种牲畜数十种，成绩甚为良好。最近复派教授李先闻先生赴沪选购高级纯系品种荷兰乳牛多头，及瑞士乳羊十数头，均经沪上血清制造所所 长程绍迥博士负责检验，担保全数健康，绝无肺痨等任何疾病，已于日前搭由三北长兴轮转运抵校矣。关于榨乳、消毒、装瓶等等设备，均极完全，凡购用此种乳汁，饮时可无须煮沸，如此则生活素无变化，其滋补效力更大。”
于是从1935年开始，校内师生便开始享用这 种自产的优质牛奶和羊奶了。当然，这幸福而近乎“奢侈” 的鲜牛羊奶并没有喝上多长时间， 很快日寇进犯，学校西迁，不久农学院也告停办。抗战胜利复员珞珈山后，武汉大学农学院也没能完全恢复 1937 年前这种欣欣向荣的农副产业生产景象。1946年随学校第一批复员回汉的外文系大四学生齐邦媛便曾回忆，这年里她和同学“周末常常搭渡轮由武昌到汉口去，在沿长江边的大街上地摊买美军军用剩余罐头，最常买大罐的冰淇淋粉，回宿舍冲开水喝，代替比较贵的牛奶”。
农学院筹备处及各类牲畜栏舍 来源:《国立武汉大学一览(中华民国廿三年度)》，1934 年。
此情此景，与之前每日鲜牛奶送至宿舍楼下的日子相比，已然是恍如隔世。无疑，30年代珞珈山校园里的“吃”一方面，在当时中国是幸福乃至近乎“富贵”的，不能不引人羡慕。在众多学生的回忆中，都会提到每日一至饭点，学生携带各自餐具，纷纷急切地赶往食堂的难忘场景。
不难想象，对于地处荒郊野岭的珞珈山校园而言，各式的美食成了一种重要的大学生活情趣，聊以丰满略显干涩的校园生活。而在其背后更重要的是，在每日享用自办的伙食，饮用农学院自产的鲜奶，每学期从消费合作社领取分红的过程中，无论对学生还是教职员，校园大家庭的和睦情谊与作为珞珈山主人翁的价值感，无疑得到了极大的增强。这种其乐融融的自成一统，多少年后依然是经历过那 个年代的武大师生校友们难忘的美好记忆。
本文摘选自《珞珈筑记：一座近代国立大学新校园的诞生》 刘文祥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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