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将于11月22日至27日举行，主题为“未来——变革挑战下的基金会建设”。本文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陆迈在开幕主论坛《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基金会的角色》上的主旨演讲。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陆迈
亲爱的基金会朋友们，很荣幸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0年年会上发言。这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首次受邀参加基金会论坛年会。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于1997年底获批注册。自23年前成立以来，我们作出了三点战略考虑。现在，中国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是时候思考战略定位了。在新的阶段中，基金会应该如何配合国家现代化进程，同时解决社会、经济方面一些突出的问题，并在这些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我想分享我们的学习和思考。主要有三点：
新阶段：从全面小康到基本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其中提到了我国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和到2035年的远景目标。这一宏伟蓝图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
从改革开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走过了40年。小康社会来自《诗经》，体现的是“温饱有余，但还不富裕”。2000年到2020年，国家的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谓“全面”包含全面进步、全民共享这两重含义。
“全面进步”是指一个国家除了经济进步之外，还应该在政治、社会、生态、文化等方面取得进步。在“人人共享”方面，2020年我们能做的就是消除绝对贫困，今年年底就能实现这个目标，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党的十九大的奋斗目标，即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十九届五中全会把“共同富裕”作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共同富裕”是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他曾说：“社会主义要消除贫困，贫困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原则是先发展生产，共同富裕”，“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个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二是共同富裕”。
小平同志是伟大的。他之所以成为总设计师，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到2000年建成小康社会，即不挨饿、不愁吃不愁穿，但不富裕。下一步更好地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中之一就是“共同富裕”。之所以提出“共同富裕”，主要在于不平等、不公平的现状依然存在。
中国的不平等现状
此外，我们需要考虑2020年，中国取得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消除了绝对贫困，但人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大，我们还要解决相对贫困的问题。,的多维贫困，如城乡分割和身份体系。事实上，贫困存在于政治、经济和社会中。
以上是中国的收入分配情况。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比较低(0.18)，当时的贫困程度比较深。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但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没有明显下降趋势。去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5年后我们可能进入高收入社会。事实上，按照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超过12736美元)，中国已经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后，如果我们国家的相对贫困人口还很多，社会收入
差距很大，那么我们的工作重点就需要发生转移。
除了基尼系数，国际上通常使用“五等分欧希玛指数”来测量贫富差距程度，即把20%最富有人群收入和20%最贫穷人群收入相比较。这两个数字的比率在日本是6.2倍，美国是8.4倍，中国是10.4倍。中国的收入差距大，有地区因素，但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城乡差距。
以城乡居民收入中位数的50%作为相对贫困线，可以看到2013年到2018年，相对贫困线是在不断向上移动的，这是因为整体收入在提高。从全国来看，2013年有22.1%的人生活在相对贫困线以下。到了2018年，城镇中只有5.1%的人在相对贫困线以下。需要说明的是，这不包括流动人口，他们没有被统计在内。这5.1%的人口通过社会救济可以得到帮助。但农村呢？2018年有46.9%的人生活在相对贫困线以下，他们的收入低于11825元人民币。总体来说，我们国家有相当多的人，收入低于相对贫困线。
因此，缩小社会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现在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2012年，发改委、财政部在有关领导的指示下制定了《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要完善初次分配，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健全再分配涉及城市化、教育公平、医疗、税收、社会、慈善和住房等多个方面。“十四五”规划中又提到了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这其中包括哪些新东西呢？
一次分配，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其中包括增加财产性收入。目前财产性收入在农村居民收入中占比很小的，只有百分之几；二次分配，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但我国在2012年提出的遗产税、财产税等还未实现；三次分配，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整体来说，2012年提出的任务都取得进展，但是都并没有实现。
我们应该认真考虑一下“十四五”规划中提到的具体目标，为什么有些目标实现起来这么难？这可能和我们国家对社会公平的认识不充分有关系。
什么是社会公平？亚当·斯密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分析，他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对于我们来说，第一是发展，第二是协调发展。我们要特别重视社会公平与正义。”
但很多人并不认同斯密的观点。比如边沁的功利主义公平观，以结果作为判断标准，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福利）”，即强调一个社会整体效用的最大化。但是“幸福”和效用难以度量、比较，且可能在整体利益的借口下牺牲个人的基本权益。这些年，诺齐克的一些主张在国内比较时兴，他认为应该捍卫财产权，相信市场分配就是合理的，坚持个人权利至上，强调程序正义。
很多哲学家对社会公平进行了研究。比如康德的公平观，他主张正义的原则就是绝对命令；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强调平等的自由原则和差异原则；还有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公平观。所以，国内有些人认为在市场经济中，财产权应被置于第一位，不可侵犯。
长期关注社会公平问题
有些人认为贫穷和懒惰是相关的，认为解决贫穷是政府的事情，这些看法都需要重新思考。2005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合作发布《中国人类发展报告：追求公平的人类发展》，报告提出了权利平等、机会平等、生存权的基本保障、主体性参与，以及承认差别。
这个报告没有提及结果公平的问题。报告强调在所有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的基础上，要保护弱势群体，承认社会差别，但没有提到共同富裕。那么，现在进入新时期，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结果公平问题。大家一般都能接受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但是结果平等是什么意思呢？五中全会对2035年远景目标有一个描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什么叫实质性，我想把它量化。
2019年，中国最富有的20%人群比最贫穷的20%人群富有10.4倍，我们能不能用5年的时间把它变成9倍或者9倍以内？这样我们才可以跟美国比较制度优势。美国现在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激起了很多民众不满，这给民粹主义、特朗普带来了机会。中国有没有可能在2025年把差距降到9倍以内，在2030年降到8倍以内？
人们常说超英赶美，那得先超过美国，再赶英国。当然，上图中的国家都是OECD成员国（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除了美国和日本人口超过1亿，其他国家人口相对较少，大概是千万数量级。中国有14亿人口，如果贫富收入比能够达到7倍以内，与英国、西班牙这些国家差不多，那么我们的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应该就能缩小到有限的范围以内，可以说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从慈善到正义：变革中的基金会
中国进入新阶段，共同富裕是我们的一项重要目标，也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我们要考虑在这个过程中，基金会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
最近，我收到了福特基金会会长吕德伦（Darren Walker）的新书《从慷慨到正义: 新财富福音》，书中指出全球不平等在扩大。吕德伦会长指出基金会从慷慨到正义，要考虑制度层面的一些问题，而且要在自己的工作中践行。基金会是在市场经济中诞生的，市场经济的另一面是企业，是盈利，它们以赚钱为目的。但是，企业或者个人又捐赠成立基金会，来解决市场经济本身制造出来的一些问题。所以，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制度上着手。吕德伦会长认为要转变思维，在提升制度建设能力的同时要密切关注“受不公正影响最严重的人的声音”，让受援助的群体参与慈善资源使用的决策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基金会在中国取得很大的发展。2019年全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超过7500个，其中基金会的数量约为6600个，净资产合计约1600亿元（数据来源：民政部）。尽管基金会的总资产量、规模还不是太大，但发展速度是很快的。
吕德伦会长提到，捐赠者作为现有体系中既得利益获得者，容易抵制要求真正彻底的系统性变革的呼声。他指出公益慈善事业的资金通常是来自慈善机构在经济体系内的投资回报，基金会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现行经济结构才得以生存，这二者存在着一种张力。例如美国的部分私人基金会之所以存在，更多的是出于税收方面的考虑，而不是为了提供公共利益。另外，慈善家将解决方案强加于利益相关者，追求短期见效的受益，这会导致新的问题取代旧的问题。对冠名权的渴望会导致慈善优先考虑资本运动和建筑物的重视，而不是资助长期才能取得改变的东西。
那么，中国基金会存在什么问题呢？徐永光先生有篇文章指出，中国基金会现存问题包括：第一，人才短缺、专业水准不足、观念陈旧、技术落后和效率不高；第二，慈善捐赠的流向存在问题，企业捐款占到了60%以上，缺乏个人捐赠、政府采购、服务收入等来源；第三，政府背景的公募基金会、慈善会大部分在做政府的项目，大量的资源从民间来，给政府用，这是一个逆向流动。（徐永光：《中国基金会发展的2个逆向问题及5个突破口》）他的批评应该说是一针见血的。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再思考
在这样的背景下，基金会自身需要进一步完善。与此同时，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基金会要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为例来考虑这个问题。最近，我们在思考应该怎样促进共同富裕，还没得出很好的答案。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是在国务院领导同志直接关怀下，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设立并领导的公募型基金会，1997年注册成立，宗旨是支持政策研究，促进科学决策，服务中国发展。所以，基金会把政策研究和制定作为基金会的重要目标，这叫做战略性公益，通过社会试验和国家政策推动制度变革。
以上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10个项目，从孕期、儿童幼年开始介入，一直持续到职业教育、高中阶段，包括了营养、教育和保护三个方面。我们从2007年开始试点的学生营养改善项目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基础。数据显示，学生的营养状况得到改善以后，贫困地区儿童的身高和全国儿童平均身高的差距大幅缩小。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一村一园：山村幼儿园计划”，利用农村闲置校舍和公共活动场所，给孩子们提供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基金会聘请幼教志愿者，并对他们进行培训。县教育局则需要统一管理幼教志愿者，还要帮助这些儿童做好入学准备。山村幼儿园从2009年开始试点，我们跟踪的数据显示，儿童学前教育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去年，基金会在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实行了10年学前教育效果评估，中科院测试结果显示，山村幼儿园孩子的智力水平接近县城公办园，远好于没有接受过学前教育的孩子。
山村幼儿园的孩子现在已经初中毕业了，开始参加中考。我们统计了2019年4类幼儿园儿童升入高中的情况。全县有一中、三中、四中这三类学校，其中一中是最好的。可以看到，县城公办园上一中的比例是最高的，其次是山村幼儿园，没有接受学前教育的孩子上一中的比例只有6.6%。总的来讲，能够考上高中的，县城公办园是90.8%，山村幼儿园是81.4%，其他类型幼儿园是65.8%，而没有接触过学前教育的是25.2%。不过，没有接受过学前教育的学生也都进入了中等职业学校。
以上是2019年一中、三中、四中高考二本以上录取的比例：县城幼儿园的孩子有71.8%，山村幼儿园是61.3%，其他类型幼儿园是50.8%，没有接触过学前教育的不到20%。“一村一园：山村幼儿园计划”提升了乐都孩子上二本以上大学的比例，这个比例是没有上过山村幼儿园孩子的三倍。这是山村幼儿园项目产生的成果和变化。
如果村里的孩子没有机会接受学前教育，他们将来上到二本以上大学的机会只有不到20%，而我们要眼睁睁地看着这种情况再继续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不公平？接受学前教育应该是村里孩子的权利。如果我们希望国家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基本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强调人力资本的投资，让人们能够在市场经济中去挣钱。人力资本的投资必须从早期开始，否则，以后要付出的代价非常高。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要转型。基金会不能够光依靠政府部门，向领导汇报我们的试点，提交报告以期获得领导的批示，进而促进部门采取行动。如果相关部门就不采取行动，我们有什么办法呢？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下一步要学习希望小学和营养午餐计划的成功经验，和大众在一起，让大众参与进来，推动共同富裕。有参与，有共同的努力，才能达成共同富裕的结果。我们下一步的想法是发起免费学前教育运动。
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转型中，第一步是要把政策研究和社会倡导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对上的报告和对民众的反馈结合起来，把企业的筹款和众筹结合起来，同时把眼下的行动、统计的数据和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这个大目标结合起来。我们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我们愿意向在座的各位学习，基金会们本身就处于一条战线上，我们要一起努力。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刚刚承办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诺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先生在论坛上发言，他说中国实现共同富裕，是具有国际意义的。中国现在要实现结构改变，更多强调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这个双循环。他认为，美国人对于全球供应链的态度，可能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做法——中国继续发展本国经济，积累资本和创新技术，将有助于提高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工资水平。我们不要忘记美国有7300万人给特朗普投票，这些美国人认为现在的全球化给他们造成了损害。如果中国做得好，中国的工资水平提高，将会带来全世界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的整体提高，也有利于缓解其他国家激烈的社会矛盾，缩小收入差距。
我们做的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共同富裕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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