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新世纪以来,许多关于未来的想象都基于一个看似不言而喻的信念:科学技术的持续快速发展。但最近,在开放论文平台Arxiv上发表的一篇题为《科技领域的突破趋势》的论文,分析了近60年来的大量论文和专利,发现在所有学科中,新发现的颠覆旧知识框架的比例都在下降。通过引入颠覆性指标,从多方面说明各学科的突破性创新正在迅速减少。
这一发现与常识相悖,但事实上,近年来许多学者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李斯摩林教授在他的著作《物理学的困惑》中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物理学就停止了。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可以传给后代的东西。”作为建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先驱,索洛教授指出,长期增长率由技术进步决定。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技术进步率。从大的时间尺度来看,西方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峰值后,一直在稳步下降。这与专利论文数量的火箭式增长形成鲜明对比。
为什么突破性科技创新越来越少?Arxiv的论文也提出了一些解释。比如科研中的“低挂果实”(即位置较低、触手可及的果实)已经不多了,知识的积累成了负担。但个人认为,除了以上两点,科研价值观简单化导致的无意义的低水平重复也是突破性创新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
这种简化主要是由两个机制造成的:一是专家评审制度。在现行制度下,科研项目的申请通常由专家委员会审查。如果大多数专家同意,他们将得到财政支持;否则,他们将被拒绝。整个过程看似无懈可击,但这个专家评审系统却包含了陷阱。概率论中的大数定律告诉我们,随着样本量的增加,样本平均值会接近整体平均值。在现有的学科范式下,虽然专家委员会中每个人的基础知识点大致相同,但总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或者说随机性,但大多数人都凑在一起,随机性被削弱,最终的结果是通过的申请趋于一致。二是科研成果出版评价体系的“审美化”。原本世界上有两套科研体系,但苏联解体后,美国标准和英语成为默认的评价体系。
二战后,科技研发成为一种职业,从业者面临着来自雇主或资助者的考核压力。在很多情况下,英雄是通过论文数量来讨论的。在这种压力下,绝大多数科技工作者只能迎合专家委员会,才能申请科研项目、发表论文保住工作。但在当今世界,美国主导着科技的研发方向,所谓的研究热点通常是美国感兴趣的方向。像苏联科学家彼得乌菲采夫那样在苏联期刊上用俄语发表革命论文的情况取得了巨大成功。在这样一个美国倡导的“出版即灭亡”的环境下,科技工作者是竞争对手,保证论文数量的最好办法就是追逐股票科学的热点,并在热点的基础上进行扩张。申请项目的时候就是这样,尤其是发表论文的时候。大多数人不能也不敢探索“冷的方向”。科技史一再告诉我们,真正的科技突破是孤独的,换句话说,真理不在“热点”。
这种低效而勤奋的研发本质上是科学研究的内在部分。早期的科研只是兴趣,发表论文只是发表成果的一种方式。然而,在当今世界,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已经成功地为资助者建立了一个概念:科研成果只是在看论文。因此,发表论文成为科研工作的唯一目的,造就了无数高产作家。无数人日夜琢磨如何写论文。纯粹是因为个人注重短期,宁愿牺牲长期利益,也要获得一些超越同事的优势。这是一种逆向帕累托优化。总之,科研越来越投入,“坐十年冷板凳”成了笑话,导致突破性创新锐减。
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发展是人类文明的不祥之兆。没有科技上的突破性创新,就不会有新的产业,只有在存量财富的世界里,人类文明的新马尔萨斯陷阱才隐约可见,博弈变得越来越激烈。
中国现代化征程的长远目标是为人类开辟更加美好的未来。伟大复兴需要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建设新的科学共同体,摆脱科研开发的纠缠,是中国的责任,也是中国道路自信的体现。(作者系南京邮电大学电子与光学工程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