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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中国农村发生了变化，中国农村逐渐向后(新)农村转变。新乡县作为乡村治理的生力军，不断涌现并发挥着地方治理的作用。而且，它们是近代以来中国本土知识分子为探索乡村扶贫和农业振兴而开展的社会感知运动。本文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是近代乡村先贤的一次突变，新的乡村先贤诞生了。强调新乡县及其背后的社会认知是后乡土中国农村摆脱贫困、振兴农业的关键。

关键词

新乡县；农村扶贫；农业振兴；乡村建设；原生中国；感知社会学

引言

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打破，传统的农村中国逐渐转变为“新农村中国”或“后农村中国”。当前的农村正在经历断裂和演变，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也在逐步转型。与此同时，乡村治理问题也越来越严重。笔者认为，当前农村社会治理面临三大问题：地方性淡化，“后乡土中国”面临治理危机；乡村振兴和乡村建设支撑不足，社会治理力量薄弱；村民对乡村治理缺乏全面的认识，缺乏农村地区的自组织。当然，当前乡村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在于提高村民的社会感知能力，而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培养核心领导者，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圣贤乡绅。近年来，《光明日报》发表了《新乡县——新农村》专题报道，宣传了许多“新乡县”和新农村建设的故事、人物和经验。新乡贤的出现，是后乡土中国背景下对中国乡村的一种及时的社会感知和中国经验，是基于自发的、主动的方法对新的乡村状况和问题进行的一种新的实验。可以认为，新乡县及其一系列运动是后乡土中国农村扶贫和农业振兴的社会感性表征。研究和回顾新乡县的文化和运动，可以为农村扶贫和农业振兴提供路径选择和经验启示。

一、新乡贤的文化内涵

新乡圣贤相对于农村圣贤而言。农村圣贤在中国古代更常被称为“乡绅”。在古代，乡绅和乡绅被认为是有很高威望并对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的杰出官员或社会贤达。长期以来，乡绅和乡贤是传统乡村建设和管理的主要核心力量。同时，这样的传统一直沿袭至今，乡村社会的发展和建设仍然与乡村先贤息息相关。埃利斯认为，农业和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对中国古代的国家稳定和政治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乡村圣贤起到了“上传”和“发布”的作用。他认为，乡村圣贤是乡村的灵魂，是维护乡村秩序、促进经济繁荣、实现乡村社会治理的关键。当然，随着后农业税时代的到来，我国乡村治理和农业发展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乡县作为乡村治理的生力军，也在不断涌现并发挥着地方治理的作用。

然而，新乡县这个词是在2013年《光明日报》发表《新乡县——新农村》专题报道后才进入人们的视野。同时，关于新乡县的学术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中国知识网，文章标题用“新乡县”搜索，共99篇，其中论文41篇，其余为新闻报道，发表年份主要集中在2016年。王献明、颜德如、黄海、傅翠莲、杨军等。

什么是“新乡贤”？胡认为，目前学术界对新乡县的定义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只要有人才，每个愿意为乡村建设做贡献的人都可以称为广义上的新乡县；第二，“生在农村，成就在城市”“长在农村，弄潮儿在商海”是连接城市与农村的一群人；三是在某一领域取得成就，对农村有特殊贡献的人。张兆成认为，新乡贤是对传统乡村圣贤的继承和发展，是新时代乡村治理主体获得的新的社会标签。按照埃利斯的说法，新乡贤是指那些既有品格又有才华，愿意为家乡的进步和发展贡献自己力量的人。总的来说，学术界对新乡贤的定义比较模糊，尤其是新乡贤的主要范围和地理范围是什么？新乡县与乡村建设其他主体的边界是什么？学术界应该对此类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和思考。笔者认为，新乡县是新时期乡村建设和治理主体的高度概括。而且，由于社会治理方式的不断发展，原有的以当地村民为主的乡村治理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外部力量也在重建乡村。因此，新乡县是指在后农村中国背景下，基于自我感知和社会感知，愿意为农村脱贫和农业振兴做出贡献，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和农村事业的所有人。当然，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中国新乡县的主体仍然是出生在斯里兰卡的本地人，也就是出生在农村的人事业有成

二、新乡贤的社会知觉与乡村建设运动

目前，学界对新乡贤的界定尚不明确。同时，对新乡贤的时间界定也是含糊的。笔者认为，乡贤主要对应小农经济时代，而新乡贤是近现代以来参与社会变迁当中作为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的主体的一次社会知觉。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中国近代主要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而现代是从1919年开始的。换言之，中国社会在该时期是从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社会逐渐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而且也正是在该时期，乡贤的主体属性也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而发生了较大改变。其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应当可以成为新乡贤（现代乡贤）诞生的重要标志。它是民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一次社会知觉和社会思考，它是以改造乡村社会为直接目的的实践性运动，它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史上试图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事件。因此，新乡贤的历史应当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探究当前新乡贤的乡村治理路径和问题必须正视早期的历史实践，进而为新时期的乡村治理和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乡村建设运动的精神本质就是中国士人历来注重的‘乡治’传统，它是现代知识分子重新发现中国基层‘社会组织’的一场社会运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是新乡贤的重要思想来源，也是中国社会工作史上的标志事件。其中，以晏阳初的河北定县乡村建设实验、燕京大学主办的清河实验、梁漱溟山东邹平乡村教育实验等最为知名。1926年，晏阳初来到河北定县推行乡村平民教育，并在同年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旨在通过对农民进行教育来实现救国。在晏阳初的领导下，形成了以合作经济为核心的定县经济模式，并先后成立了自助社、合作社、农民合作银行。与此同时，在身体健康方面，实验区形成了“合作医疗”与“赤脚医生”并存的状态，并提出“村级卫生保健”等重要概念。清河实验以1928年为开端，该年燕京大学杨开道和许仕廉等人教授带领师生进入清河镇（今北京海淀区清河街道）展开了一系列的社会调查，由此拉开了“清河实验”的序幕。“清河实验”重点围绕调查、经济、社会服务等方面进行：在调查方面，清河实验区成立后，专门成立了研究股，重点对清河镇的人口、经济、社会态度、农村领袖、环境等方面展开系列调查；在经济方面，着手开展小本贷款工作，动员和兴办各村成立不同业务的合作社；在社会服务方面，“清河实验”重点关注清河镇农村儿童与妇女的教育问题，成立合作讲习会，同时，重点强化了图书馆、阅报处、壁报、夜校和演讲等五项内容。邹平乡村实验的主持人是梁漱溟，他于1931年在山东邹平县建立了乡村建设研究院。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成立目的在于培养乡村建设人员和以邹平县为试验地展开乡村建设实验活动，主要活动可以被概括为“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即将邹平县的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并启迪民智，为当地农民提供新技术，改良农业品种等。换言之，邹平实验是一种教学与实验相结合的形式，重点在乡村文明、乡村自治、乡村教育、移风易俗等方面。

三、社会知觉：

后乡土中国农村脱贫与农业振兴的关键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是近百年来高级知识分子第一次喊出“回到农村”、“回到民间”的口号，是乡贤、士绅在近代的一次突变，是新乡贤的重要开端。它是后乡土中国知识分子、新乡贤为探求农村脱贫、农业振兴的一场社会知觉运动。换言之，正是一次次的社会知觉推动着人们对中国农村的关注，不断地推动着农村社会治理进程的推进，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社会知觉是社会治理迈向社会自理的关键，它也是中国农村社会治理和农村重建的必要桥梁。

社会知觉是指人类对自身以及所处的社会的特有感官，是一种对社会性信息所形成的知觉，是对个体状态、个体发展、群体凝聚、群体互动与群体关系等诸多方面具有的与生俱来的、敏感的自然意识。笔者在《社会知觉：从社会治理迈向社会自理的关键》一文中提出，社会知觉应当可以划分为：关于“我之所以为我”的知觉、关于“我与他者的联系与区别”的知觉、关于“何谓社会和社会何在”的知觉、关于“社会何以可能”的知觉。与此同时，笔者在《清河实验：当代中国农村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和《发展“原住社工”，培育“基层自生力”》一文中认为，当前，中国农村主要面临三个主要挑战：乡土性的淡化，“后乡土中国”面临治理危机；乡村复兴和农村建设的支撑不足，社会治理力量薄弱；对农村治理问题缺乏一个全面认识，乡村自组织缺乏。针对上述情况，笔者认为关键在于激发村民的社会知觉，提升乡民参与治理的活力，当然，在这一过程当中，尤为重要的是具有高度社会知觉和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新乡民、新乡贤和新乡工（新乡村社会工作者）能够相互合作与配合，并建构一个“新乡民-新乡贤-新乡工多元互动与合作的乡村治理模型”，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治理和乡土重建。

笔者认为，新乡民、新乡贤和新乡工（新乡村社会工作者）的互动是基于社会知觉状态而进行的，也正是由于对农村嬗变和变迁的感知和知觉，才使得三者有了“新”的内涵，是一种对新时期以来农村、农业和农民出现问题后进行尝试性的回应。其中，正如晏阳初的“愚、穷、弱、私”论，农民的关键问题在 “愚”，而“愚”从知觉社会学来看就是“不开悟”，即缺乏“知觉顿悟”。而对于如何启迪民智，即激发农民的社会知觉，笔者认为，第一，农民要在“中国体验”的基础上去发现和体悟农村问题，并且改变以往“知贫却安于贫”、“知贫却不畏贫”的小农心态，这应当是自动自发地去改造自己所生存的“那片土地”。第二，新乡贤的出现是社会知觉和自我感知、体悟的结果，那一批“生于农村，而改变了命运的人”感知到了“曾经养育了自己的故土”的贫瘠、贫困等状况，并运用自身所学，起着先行者和带领者的角色，这是新乡贤的一次社会知觉。同时，目前新乡贤在农村主要任务为提升农民的知觉能力，引导和推动农民参与农村治理，带领村民更为科学地治理乡村。其三，在后乡土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应当介入到农业脱贫、农业振兴等方面，积极发挥农村社会工作者的专业作用。因此，新乡工指的就是新的农村社会工作者、乡村社会工作者。新乡工应当在未来农村变革和知觉运动中起着一个倡导和引导的角色，是一种专业型和专家型参与和协助的角色。正如燕京大学的清河实验一样，是一帮专业的高校社会学、社会工作师生对清河镇的改造，而其中关键的在于整肃民风，提升农民的自我认知和社会知觉能力。而且，从近年来清华大学李强教授在海淀区清河街道所推行的“新清河实验”来看，亦是如此，重点在于社会工作者的介入，提升社区人们自我管理和自我自理的能力。当然，还应当强调的是，新乡民和新乡贤都和乡土相关，是从本土中诞生的，而新乡工却是一个外来的个体，作为一个外来个体如何介入到农村村民的社会知觉教育和培养，其机制是我们值得研究的问题。同时，社会工作者如何在本地、本村挖掘当地人才，即如何培育“原住社工”，增强基层农村自生力和社会知觉能力就显得尤为关键。而且，我们还应该承认社会工作者只是农村社会知觉运动的协助者，归根到底要靠农民自我觉悟，因此，基于这一情况，社会工作者在激发农村和农民的知觉与活力后的撤出机制也应当成为我们未来研究农村社会知觉与农村社会工作领域应当探讨的内容。

近年来，“返乡体”愈发流行，王磊光等人关于对农村变迁的感悟借用互联网而被广泛传播，而且，其中不少人认为农村是“再也回不去的故土”，并利用他们的自我体验和感知，对农村社会变迁进行了一番理解和体悟。笔者认为，“返乡体”的流行说明社会大众已经开始对农村问题产生普遍性知觉，都明确体验到农村存在各种问题，并且需要及时治理。回顾历史，20世纪20、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改革开放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都是基于对农村问题的认识和感知，而逐步兴起的改造农村和发展农业的社会知觉运动。因此，有理由认为无论是农民自身的社会知觉，还是其他社会主体对农村的感悟和知觉都会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农村和农业得到改变，而且，正是因为这样一种人类天然具有的社会知觉，无论是否存在“社会知觉偏差”、“社会知觉短暂中断”等问题，主要人类的根本性质不发生改变，社会知觉的能力都是可以恢复和激活的。因此，后乡土中国农村要想脱贫，要想真正实现农业振兴极为关键的要素就是社会知觉，就是从不同层面、不同领域去激活农民、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知觉能力。

结束语

米德在《行动哲学》一书中把认为动机、感悟（知觉）、操作和完成等四项内容构成了整个行动的流程，而且他认为知觉就是对刺激的潜在反应的一种唤起，它会促使主体准备好以某种方式作出行动。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迅疾而广泛的转型，这样的一种转型和变迁是不可逆转的，这些变迁纪录着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这是一种中国体验。当然，中国农村的变迁也正如前文所言，逐步进入到一个“后（新）乡土中国”的阶段，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时刻都在感受和体验到它的变化与变迁，而正是这样的一种变迁使得人们的社会知觉和社会感觉能力再次被激发，一批批新乡贤的出现，一次次农村社会建设和乡村建设运动都是社会知觉和中国体验的明证。因此，应当高度重视人类天然具有的社会知觉能力，充分利用各种措施，让人们在进行着“中国体验”和对时代嬗变进行着社会感知的时候，积极探索农村社会建设、发展振兴和社会治理的新道路，并尝试在中国农村构建一个新型的、稳定的知觉社会。

原文刊于：北大核心《农业经济》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