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周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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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匆匆过去了。当工人们还在感叹假期转瞬即逝的时候，计划职场的人已经做好了准备，赶上年后跳槽离职的大潮，抓住“金银四”的招聘季，突破职业的“瓶颈期”，换一份更好的工作。
我无法抗拒换工作的欲望，但跳槽的时机却左右为难。如果你选择在年前跳槽，竞争压力会小一些，但你会失去年终奖。虽然2020年平均年终奖为7826元，较2019年缩水18%，但仍是一笔值得等待的收入。
如果选择在大军之后转岗，可以赶上“金三银四”的招聘季，但竞争压力会更大。智联招聘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春季全国人才求职竞争指数为46.3，意味着全国每46.3人竞争一份工作，竞争指数环比增长11.8。即使是除夕，招聘平台依然灯火通明。
无论是年前已经跳槽找下一个家，还是年后努力准备简历，职场上很多人都渴望尝试，在新的一年里寻求休息，调整，重新开始。
刘玲决定下周一离开现在的公司。工作两年后，她发现目前的职业发展与自己的预期背道而驰。
她在上海一家互联网保险公司工作。她开始应聘的工作是商户运营，主要负责与客户对接，协调解决系统问题。然而，去年6月，她的小组被换了，分成了其他小组，她的工作变成了行政，每天处理琐碎的事情。
“其实每个部门都有一个行政对接人，但其他部门的行政对接人会有自己的专属工作，并附上一个联系人身份，不像我的专职行政。”刘玲叹了口气，说：“所以换了工作后基本上每天都‘摸鱼’，因为没别的事可做。”
此外，刘玲告诉界面工作场所，她的新领导是和他的下属一起从其他公司空降过来的。虽然她和他们的老员工组成了一个新的部门，但她是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新领导的小团体负责业务的核心。刘玲自嘲道。“这是我自己的，我只是外包和借调。”
对职业规划的偏离和忽视，让刘琳感受到了职业的局限。她原本计划在去年被跳槽后辞职，但由于疫情影响，找的工作不多，临近年底，她想等年终奖，但拿到的数字比她预期的要低很多。
据她介绍，每年年底，人事部都会对部门的评级负责。往年她可以拿到B，也就是2.5个月的年终奖，但是今年她的成绩是B-，年终奖缩水了将近一半。
不仅年终奖不如以前，工资也不尽如人意。工作两年后，刘玲的工资调整了一次，增长了12%。但由于其基本工资较低，增加效果不明显。
工资是刺激职场人跳槽的直接动力。王在一家通信行业担任产品操作员。他现在的工资是7000一个月，但是他希望能拿到9000到10000的工资。另外，现任领导不懂得合理分工，喜欢推诿扯皮。他决定抓住“金三银四银”的好机会，每天下班后刷《面经》，希望能有更好的发展。
文成功找到了下一个家。她在大连一家销售宠物产品的公司从事新媒体运营，而新公司是一家寻求转型的传统服装企业，不仅工资水平翻倍，还承诺了一些股份。
据她介绍，目前公司老板创业观念保守，不愿意付出更多精力去铺开市场，缺乏完整的供应链。对她来说，这个公司能提供的平台已经不能支撑她自己的发展了。
“目前我负责的项目可能看不到我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创造更多的价值，自然也没有更高的收入。”张说，“也有一些女性的职场焦虑。当他们
她告诉界面职场，她所在的东北地区整体氛围是让女生进入更稳定的体系。但是，她希望自己能尝试有挑战性的项目，训练自己的能力，带领团队共同发展。
“虽然目前还没有遇到职场歧视，但还年轻，体力好的时候还要多做积累。在这种情况下，我手里有案例和资源，我会的
来就算是已婚已育，也会有更多的选择权。”张文凡说。和张文凡一样考虑的女性不在少数。Boss直聘《2021人才资本趋势报告》中提到，相比于男性，女性的跳槽峰值到来得更早。46%的女性在20~25岁之间，处于职业生涯的早期，渴望尽快提升自身的职业能力和职场地位。
而数据背后更深层的原因之一，是女性在职场上晋升空间有限，不得不尽可能地抓住机会，打破更早到来的职业天花板，延长职业生命。
承担成本，勇敢裸辞
像张文凡顺利找好工作只等离职的仍是少数，不少有跳槽念头的职场人为了稳妥还在招聘平台努力地寻求机会，而刘林下定决心裸辞。
春节假期她和父母沟通，商量换一份工作，裸辞也是考虑再三后做出的决定。她向界面职场透露，虽然会很担心面临失业的风险，“但是不早点辞掉会一直很焦虑。”
对她来说，最理想的是能够去公关行业，做活动运营和策划。不过她本身所学的专业是保险精算，跨行再就业也是不小的挑战。
李子悦也将成为今年裸辞大军中的一员。她在上海一家在线教育机构做用户运营，主要是通过举办活动维持学员关系。据她介绍，这份工作并不需要太多的技能要求，只要保持基本的沟通能力，胜任一些细致繁琐的工作即可。
“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一个瓶颈期了，再继续从事这份工作的话，对我的个人能力或者其他方面也不会有较大的提升了。”她说。
而让李子悦真正下定决心要裸辞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通勤时间的变长。她住在浦东，原本每天的通勤时间是在20分钟左右，但是公司搬家后，通勤时间拉长到80多分钟，这对她的个人生活造成了极大影响。
在她期望中，一份工作可以薪资水平不用太高，但是能够在家附近，朝九晚五。但是，现在她每天早上十点半上班打卡，晚上七点半下班，再加上一个多小时的通勤时间，难以保证养成一个早睡早起的良好作息习惯。
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度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增刊》，有超过1000万（占13%）的通勤人口，正在承受 60分钟以上的极端通勤困扰。超长时间的极端通勤不仅严重损害打工人的身心健康，也成为了他们择业的重要考虑因素。
李子悦虽然没有正式提出离职，但是她已经向负责人报告，公司也找到接替她工作的员工。对于未来的职业规划，她还处在一个迷茫的状态。
“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选择，考研究生、考公务员或者是继续找工作都没有想清楚。”李子悦说，“我先暂停下来，好好想想该怎么走。”
张文凡则更加慎重。她向界面职场介绍，保持定期面试的习惯可以帮助自己在整体环境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对自己有更加清晰的认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避免盲目裸辞。
她每个月都会更新简历投递到和自己职业规划相符合的公司，保持每个月一到两次面试的习惯。“这样可以及时捕捉到市场上变动的信息，也可以看有没有新兴的资源，尝试做新的变化。”
像刘林和李子悦敢于裸辞要面临的成本也很高昂，“裸辞一时爽，求职火葬场”的人不在少数。脉脉发布的一份裸辞情况调查报告显示，超六成的职场人认为兜里至少有10万才敢说走就走，有32.52%的人认为拥有了100万，才有裸辞的勇气。
对于90后来说，一半左右的人只能支撑3个月以下的职场空白期，只有26%的90后资产能支撑职场空白期长达一年。
“我学德语专业，本身工作就不是很好找，再加上我不怎么积极主动，没有海投简历，还是走一步算一步吧。”李子悦向界面职场说道。
越年轻越跳槽，但机会与风险并存
据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的调研显示，2020年有79.2%的职场人动过跳槽的念头，付诸行动的职场人占比为41.3%。Boss直聘数据显示，2020年职场人的跳槽规模相比2019年下降了31.5%，这是2017年以来首次跳槽规模呈现负增长。
尽管疫情或多或少影响了人们的职业规划，“饭碗”比“升职加薪”更加重要，但是仍有45.9%的职场人表示未来一两年中有转行转岗的计划。后疫情时代，人才不会停止流动。
值得一提的是，越年轻越爱跳槽。从70后到00后，第一份工作的平均在职时间不断缩短，在职时间从84个月降至11 个月，95后的第一份工作平均在职时间是15个月。
一方面，中国经济崛起，市场主体极大丰富，年轻一代的工作选择范围被大大拓宽。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人们可以便捷地获得海量招聘信息，而发达的公共交通极大降低了跨地区应聘和迁移的成本，物理距离对于人口流动的影响正在日益减弱。
另一方面，研究发现，1985年后出生的人群对“工作是生活的中心”认同度显著降低，工作满意度和组织认同感也有所降低。
对于个性突出的95后，“职业人格工蚁化”和“主体人格鲜明化”的冲突更加激烈，他们更加青睐既能激发兴趣，又能提供和实现个人意义的工作，“不要成为完成任务的工具人”，这种认知在95后中尤为强烈。
需要注意的是，频繁跳槽带来的不一定是越走越好，而有可能陷入越跳越糟糕的困局。日前有媒体报道，一名求职者在2020年换了三份工作，毕业时拿到同龄人中偏上的工作，但三年后却从1000人规模的公司换到十几人规模，最后被裁掉。
Boss直聘数据发现，上一份工作坚持不到半年就跳槽的求职者中，70%的人工资低于同龄人平均水平；想要通过跳槽涨工资的黄金节点是一份工作持续了三年和四年的时候，平均涨幅能够达到30%以上。
另外，学界实证研究发现，当工作经验少于五年时，频繁跳槽对职业发展的负面影响更加显著；一份工作如果坚持不到一年，这份工作经历对职业发展的负面影响最为显著。
中国社科院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敬宝接受媒体采访表示，“理性的辞职或跳槽能增强工作技能和环境适应能力，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形式，有利于青年的职业发展。但草率辞职后，如果没有再就业机会、就面临较大的失业风险，可能失去收入来源和生活保障。”
（应采访者需求，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