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政府被视为矫正市场失灵、提供公共服务的公正抽象的组织，而政府本身则是一个“黑箱”，政府间的纵向权力结构和激励机制被忽视。虽然在多层次的政府治理结构中，财政关系的安排远不能代表政府的整体纵向关系，这无疑是政府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地方政府财政激励的研究形成了一个系统的、有影响的理论框架，即“财政联邦主义保护市场”的分析框架，它以改革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为重要案例，从而发展出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主义保护市场”，或者说是在经典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
与以往的理论不同，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强调地方财政分权对地方官员行为的激励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古典财政联邦主义将地方政府视为“黑箱”的不足，忽视了地方官员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微观政治基础。经过一些学者的进一步发展，对中国保护市场的联邦制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的重点是地方官员发展地方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财政分权激励机制。中国特色财政联邦制理论从政府组织体系出发，将地方政府视为追求地方税收最大化的“经济人”。财政分权改革使地方政府成为“剩余占有者”，产生追求地方税收最大化的动力。区域金融竞争加剧了地方预算约束，迫使地方政府加快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加大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从而维护了市场机制，使地方官员能够积极发展经济，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
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但“财政联邦制保护市场”的分析框架毕竟是舶来品，探索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必须根植于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及其激励机制。改革之初，我国的财务管理体制经历了多次调整。从1978年到1979年，“固定收入和支出，联系收入和支出，划分总额，每年变动”的财政制度实际上是改革前统一收入和支出制度的延续。之后，中国的财政管理体制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财政承包制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探索实施，进入了地方与中央“分灶吃饭”的阶段(1980-1993年)。其间，金融体系经历了1985年和1988年的两次大调整，最终形成了中央和地方按照协商分享方式，按一定比例或一定数额分享收入的制度安排。如果中央政府支付的足够多，剩下的就可以由地方政府控制，保证地方政府的“剩余占有权”，具有很强的财政收入分权色彩。第二，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调整力度最大、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一轮金融体制改革，旨在扭转中央财政占整个财政收入比重偏低的被动局面。从财政收入来看，具有明显的集权色彩。一个基本共识是，个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地方政府财政激励经济增长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实现中央财政收入集中化后，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放缓。
近年来，许多学者意识到经济激励(或地方财政激励)不足以构成政府发展经济的全部激励，甚至认为财政激励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激励。在系统t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