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打开《创业是中国的希望》这本书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和王德禄导演几年的接触。
2011年，我在《经济观察报》做区域经济报告的时候，要写一篇《中关村创新体制改革》的文章，于是采访了中关村的相关负责人，拿到了一些材料。
但梳理之后，总觉得“材料”不够，因为中关村的管理者在谈中关村的时候，总有一种身在庐山的感觉，难以逃离，难以从历史和世界的角度谈中关村的真面目。
在我表达了这种困惑之后，中关村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也许我可以通过和长城研究所王所长的谈话，得到更丰富的了解。
正是这样一个机会，我拜访了王所长。这次访问非常富有成效。王主任召集了多位与该课题相关的研究人员，召开了小型座谈会。
那个论坛对我很有好处，文章写得很成功，反响很好。我也和王所长结缘，开始频繁互动，成为他经常想到的“小伙伴”。
之后，每当讨论到与“中关村”或“高新区”，或区域经济发展、科技体制改革等领域相关的话题时，我都会先去长城研究院找他咨询。每次，他都努力安排时间，诚实地回答我的问题。
每次谈话后，我都会很清楚，组织文章和采访往往会事半功倍。所以一段时间以来，王主任给了我很大的思考帮助，堪称我的选题导师。
当然，这种帮助来自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洞察力。因为无论是谈区域经济发展，还是谈科技体制改革，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困惑：政府的政策取向和实际情况总是有些差异，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距离？
现实中，大多数人只知道一个，却不知道另一个。由于思想的局限，我们常常能看到问题的表象，却看不到问题的逻辑。
对于王所长来说，就简单多了。他没有思维的枷锁，不受任何既定文件语言的束缚。与之对话，他总是能用平实而简单的语言，告诉你最根本的事实和逻辑。与他对话，往往能获得思想桎梏被一点而破的乐趣。
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
举个例子。
2012年，我拜访王主任后，写了一份关于《中关村：天使何在？》的报告。本文从天使投资入手，试图将柳传志的成功与中关村第一位企业家陈春贤进行比较，得出企业家应该拥有自己股份的观点。这个观点和写作思路完全来自王所长，并引用了他的很多原话。
在评论中关村的天使投资政策时，王德禄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在政府不要企图做天使投资的引领者，而是要着力弥补市场的缺陷。因为天使投资和政府引导存在天然的悖论,企业家要想获得政府的引导资金，需要经过专家和风险投资部门的一步步筛选。在这个过程中，创新思维被否定。
这种独立的观点显然与当时北京推出创投基金、扶持创新型企业的政策基调不符。文章发表后，竟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当时北京市委相关领导作出指示，要求中关村管委会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所以当时中关村的相关负责人也特意约了我，进一步讨论这篇文章的观点。
事实证明，王所长的观点是切合实际的。随后几年，中关村的天使投资越来越活跃，但主导的不是政府，而是活跃的民间资本。
/p>时至今日，王所长仍然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例如，在《创业是中国的希望》这本书里，在谈到中关村的文化时谈到：
要提中关村文化，不能有太多中心化语言。他认为现在是非中心化的时代，是创业者唱主角的时代，不能用“引导创业”这样的语言。
他认为：
中关村文化，永远都是创业者的文化。
诚哉斯言。
《创业是中国的希望》，就是王德禄所长对自己几十年来所思所想的系统总结，也是对自己和长城所创业历程的全面回顾。正如他自己说的，他是80年代思想解放的参与者，是90年代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践者，也是21世纪社交化时代的倡导者。
他是一名创业者，同时也是一个思想者。而正是这种独立并洞见大势的思想，成就了长城所在调查研究上的竞争力。
而我读这本书，最大的感受，还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
这样的独立思考，建立在大量阅读和调研基础上，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二者缺一不可，而王所长是一个真正的实践者。他惜时如金，不停得调研、写作、读书、交流。长城所常常会召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就某一个问题展开热烈地讨论。
这些活动，都使得他永远能够把脉科技前沿，进而洞见这样的趋势，由此形成了长城所的三观（既企业微观、产业中观和区域宏观）咨询体系。
而《创业是中国的希望》所传达出来的，还有王德禄对思想独立的追求，正如他自己说的：
追求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是他下海创业的直接动力。
这样的态度永不过时。时至今日，对独立性的追求，或许更为紧迫。只有独抒己见，以言立身，才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家国天下的价值所在。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正是一批能独立思考的人，才照亮了前行的路。在中国未来的改革中，仍然需要这样一批人，秉持独立的意见，给出最真挚的意见和建议。
作者：宋馥李（籽语智库创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