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毕业季，被戏称为“仅次于春运热潮的人口大迁移”的大规模毕业生跨区域迁移正在上演。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就业，不仅是数百万毕业生的重要人生选择，也是城市间“高调”竞争的竞技场。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地方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的过程中，对高素质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大，人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吸引人才，实现经济发展的“曲线超越”，2017年以来，新一线城市发起的“人才争夺战”席卷全国，城市进入以“人才”为核心要素的高维竞争阶段。从武汉的“全国百万大学生创业就业工程”，到天津的“海河英才计划”、郑州的“史上最强招才令”、Xi的“史上最宽松户籍政策”，从落户、住房补贴、生活补贴、配套保障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吸引人才的政策。2020年，上海还放开了上海四所“一流大学”毕业生落户限制。作为人才竞争的重要目标，高校毕业生跨区域流动备受关注，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近日，笔者发表了一篇关于《地理研究》的研究，展现了2018年我国“一流大学”毕业生流动的特点。通过梳理各大城市出台的相关人才政策，构建人才政策评价指标体系，衡量城市综合吸引力，分析影响毕业生流动的城市层面因素。
研究发现，城市吸引力水平存在明显差异：部分城市通过出台人才政策来补充当地经济和舒适度吸引力。同时，就学场所粘性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就业场所空间聚集趋势突出。“邻近互动”和“长距离单向流动”的模式出现在学校和就业地点之间的空间。
经济因素和城市舒适性共同影响毕业生的迁移选择，而人才政策在当前毕业生流动性配置中的作用相对有限。本研究为引导人才合理、公平、畅通、有序的社会流动，提高区域人才配置效率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城市吸引力水平分异明显
本研究以“人才竞争”为背景，从人才政策影响、人才落户、人才落户、人才就业创业四个维度对各大城市出台的人才政策进行系统评价。迁移数据收集整理自2018年39所“一流大学”发布的《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城市人才吸引政策数据整理自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涉及城市的政府官网公布的相关政策。城市统计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省、市官方统计年鉴、公报、普查数据和行业权威数据。城市层面基于CBN发布的广受认可的《2017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结果。
在此基础上，我们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舒适度和人才政策三个方面综合衡量城市吸引力，发现城市吸引力水平存在明显差异。
城市吸引力综合评价
从城市层面来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经济发展和城市舒适度都处于较高水平，也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才流入高地。他们没有积极参与这一轮“人才竞争”，他们的人才政策指向了“人才金字塔”的顶端，没有为大学毕业生吸引到足够的人才。但新一线城市是此次“人才争夺战”的主要发起者，大部分新一线城市在人才政策的广度、频度和深度上都较大，尤其是成都、南京和武汉，兼具强经济、城市舒适性和政策吸引力。少数二三线城市积极加入人才竞争，如合肥、南昌，2017年GDP增速超过8%。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及时出台人才政策，增强吸引人才的能力。城市经济和舒适度较弱的呼和浩特和哈尔滨，则试图通过引进人才政策来弥补。然而，一些二三线城市不仅没有
2018年“一流大学”毕业生粘性率及就业流向
入率的空间格局从研究结果的示意图上可以看出，毕业生粘滞率呈现出东北、西北以及中部“Y”型低值区和东部沿海至西南地区“U”型高值区的地理格局。毕业生流入率则表现出明显的空间聚集性，东部沿海以及长江经济带沿岸各省市形成了“T”型聚集区。广东（12.80%）、北京（8.03%）、上海（5.93%） “三足鼎立”，成为全国最重要的人才磁力核心。
2018年“一流大学”毕业生流动格局
上图分别展示了区域尺度和省级尺度毕业生的流动格局。地理邻近的区域流动成本较低，且在自然环境、语言文化、生活习俗等方面具有一定共性，易于发生流动行为，例如华中与华东地区、华东与华北地区间的毕业生双向流动。此外，由内陆边缘地区向发达地区的“远距离单向流动”同样明显，例如东北和西北地区的毕业生跨越长距离向华东、华南等发达区域流动（图a）。
在省级/直辖市单元之间的流动格局呈现出以北京、上海和广东为就业地的三股毕业生聚集流动路径（图b）。作为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大量城市群内部的毕业生在北京和上海汇集，15.79%的天津毕业生流向北京，江苏、安徽各有12.06%、11.90%的毕业生流向上海。而广东的毕业生来源不仅涵盖了周边省份——湖南（28.32%）、湖北（27.05%） 等，相当一部分毕业生通过“远距离流动”前往广东就业发展，包括22.69%的黑龙江毕业生和11.73%的吉林毕业生。
2018年“一流大学”毕业生就学地粘滞率与就业地流入率（按城市等级划分）
从城市等级角度观察，一线城市是毕业生的就业热点城市，向高等级城市聚集是毕业生的主流选择。一线城市在毕业生保留上颇具优势，平均粘滞率高达50.46%，而新一线、二线城市的粘滞率分别为35.67%和35.81%。另外，粘滞率在同城市等级内部也表现出较大差异（图a）。作为就业地，一线城市成为毕业生的热门选择，平均流入率达到6.05%，其中，北京、深圳分别达到8.03%、7.27%，而粘滞率较高的上海和广州，毕业生流入相对较少，分别为5.93%、2.96%。新一线城市的平均流入率为1.43%，不及一线城市的四分之一，而去往二线、三线城市毕业生比例则更低。“人往高处走”的规律在高人力资本群体的流动中也得到印证（图b）。
2018年“一流大学”毕业生城市等级间流动路径
毕业生在不同等级城市间的流动情况如上图所示，左侧百分比表示毕业生流向同一等级其他城市的比例。新一线城市毕业生同级流动比例高达14.21%，而一线、二线城市同级流动比例相对不高，分别为8.22%和8.12%。向高等级城市流动在新一线和二线城市中较为突出，新一线城市毕业生流向一线城市的比例为26.52%，二线城市毕业生流向高等级城市的比例合计达到41.24%。三线城市毕业生以向新一线城市流动为主，比例高达44.06%，流向一线、二线城市的比例分别为12.37%和10.64%。一线城市向低等级城市流动比例随城市等级降低而减少，但流向新一线、二线的毕业生规模差异不大，分别为12.01%和10.15%。
结合城市吸引力评价结果与毕业生跨区域流动情况，可以发现毕业生流动与经济发展和舒适性水平基本呈正相关，而人才政策对毕业生流动的影响可能存在多重结果。研究进一步使用有向迁移模型分析毕业生流动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经济因素和城市舒适性是影响毕业生流动的关键因素，人才政策在当前毕业生流动配置中起到较为有限的作用。收入水平、科技创新、自然环境以及文化、教育、公共交通等各类资源均能有效吸引毕业生流入；较高的房价收入比对毕业生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人才政策中，落户政策对毕业生流入起到强激励作用，安居和就业创业政策的效应还未显现，需跟踪持续研究。
人才流动、人才政策需要细化研究
就学地在高校毕业生流动过程作为重要的参考点，其粘滞率普遍较高。这意味着，对于高校毕业生这一特殊人才群体，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以及高校招生计划实质上实现了对人力资本的初次空间配置。在对其跨区域流动开展研究时，应扩展至生源地——就学地——就业地的完整迁移链条。
地方政府在制定人才政策时，应充分审视城市发展现况，依据城市定位分类施策，协调发挥好市场与政府“两只手”的作用。对于经济发达、舒适便利的城市，应当立足本地就业市场优势，加强高层次人才吸引，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对于经济吸引力不足的城市，应将经济发展与人才吸引有机结合，围绕“产业链”打造“人才链”，做到“以产业引人才，为产业聚人才”。同时，应注意到人才争夺不只包括引才，育才、用才和留才也是其重要内涵，各城市要通过“引”“育”“用”“留”四项并举的措施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力争获得长远发展优势。
随着人才流动研究的深入以及“人才争夺战”的持续升温，对于人才政策的细化研究尤为重要。后续研究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深化：首先，由于人才政策涉及就业、住房、落户等各个方面，具有复杂性，其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其次，个体对于人才政策的感知能力存在差异，未来可以基于微观个体数据，进一步探究人才政策效用的个体异质性。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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