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柳青有感柳青创业史读后感

1962年，刘清提出了著名的“三校”思想。这三个流派是“活派、政治派、艺术派”——，是他对文艺理论集中思考的提升和推广，也是对他长期创作道路的总结和概括，代表了刘清艺术理论的重要命题。

在“三所学校”中，最主要的是“生活的学校”。

刘清把“生命”放在第一位。他说：“要想写作，就要先活着。”。在刘清看来，作家首先是以一个普通参与者的身份理解和熟悉社会现实。在刘清生活了13年的长安县和皇甫村，当地人记忆中的刘清形象不是作家，而是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

1952年，刘清赴陕西长安县任县委副书记，全面参与当地农村合作运动，并亲自指导和参与当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1954年，皇甫村神河源上的中公庙进行了修缮，全家人搬进来，作为普通农民住在皇甫村。路遥是这样描述的：“没见过刘清的人，都听过作家如何穿双排扣衣服、戴瓜子帽的传闻，简直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或者小镇上的钟表匠。是的，他就是这样。然而，这样的柳青很快就能变成另一个柳青：一套西装，一副学院风的金丝眼镜，用流利的英语与外国人侃侃交谈。”刘清的“两面性”是他作为作家参与具体社会生活实践的生动写照。他说：“一个真正的革命作家，绝不会把艺术当作目的。”此外，他还说，“一个真正的进步作家，在每个时代，都拿着笔推动社会前进……把通过社会实践获得的知识和理想传达给人民，帮助人民和祖国达到更高的水平。”。这里就提出了文学的终极目标问题。在刘清看来，文学的最终目的不是作家个人的表达，而是推动社会进步、提升人们思想的媒介。相应地，作家不是某一专业职业的从业者，而应该扮演整体社会思想的“容器”和“冶炼大师”的角色。

路遥也是如此。为了写好小说《平凡的世界》，他深入陕北厚重而神奇的土地，深入新时期农村改革开放紧张而丰富多彩的生活，深入煤矿，深入体验矿工的生活。才写出了孙少平、孙少安等鼓舞人心的当代青年形象，也写出了全面复苏的湟源地区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留下了中国改革开放时代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柳青提出作家的第二所学校是“政治的学校”。

这里的“政治”涉及对国家政策、党报社论、时局取向的理解，是国家对作家参与的具体社会运动事件自上而下发出的理论解释和指导原则。然而，刘清对“政治”的理解并不局限于政策解释，而是包括作者对发动这场社会运动的理论原则和具体实践方式的运用。一方面，政策具有抽象性和纲领性，始终需要实践者的创造性参与；同时，国家对农村合作运动的政策和指示并不完善和具体，需要实践者特别是作家的主观创造和想象性阐释。在这一点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并不是用文学作品来解释一定的政治思想或政治规定，而是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理解。

有研究者提到刘清的阅读书目，不仅包括文学经典和理论批评文章，还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他把亚历山大洛夫的《辩证唯识》

物主义》和康士坦定诺夫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参照艾思齐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地阅读了一遍，着重研究了有关规律、阶级和国家、社会革命、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同时，他还系统地阅读了《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矛盾论》等一系列马列及毛泽东同志的经典著作。”在柳青生活的时代，这一阅读书单涉及了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诸多前沿问题。柳青的友人杨友写道：“他说世界上的人和事不断地变化着，但是他们是循着一定的规律变化的。作家可以创造性格和情节，但不能违反科学。”柳青还系统地涉猎心理学著作，因为“心理学帮助他理解人的思维活动和环境对人的影响”。

由此来看，柳青不是站在专业化的文学角度记录和描述历史，而是与思想家、政治家站在同一高度的理论平台上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同样，陈忠实在写作长篇小说《白鹿原》之时，也有过他称之为思想的“剥离”过程，也就是经过“政治的学校”再认识的过程，一个思想境界再提高再深化的过程，他后来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这部叙述自己的创作过程的书里，提到了有这样几部书籍对自己的深刻影响，美国学者赖肖尔的《日本人》，还有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以及陕西本土学者王大华的《崛起与衰落——古代关中的历史变迁》——这几部书，对陈忠实从思想哲学方面有着深刻的启示，特别是“人物文化心理结构”观点，对他塑造小说人物形象，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柳青“三所学校”的最后一所是“艺术的学校”。

这是柳青强调生活经验进入文学写作时在形式塑造上的特殊要求，表现出他对文学形式营造重要性的高度重视。柳青《创业史》的写作，经历了艰难的4易其稿，关键难题是摸索一种他认为恰当的艺术形式，而选择了最“恰当的艺术形式”，这是一个作家在艺术上梦寐以求的创作最佳路径。这仍然是陈忠实的《白鹿原》长篇小说写作的重要艺术经验—— 1985年，陈忠实在《世界文学》第4期上，读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大师、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的中篇小说《人间王国》，还读到同期杂志配发评论《拉丁美洲“神奇的现实”的寻踪者》。陈忠实读后不仅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而且从卡彭铁尔艺术探索的传奇性经历中获得启示。

卡彭铁尔早年受到欧洲文坛各种流派尤其是超现实主义的极大影响，后来他远涉重洋来到超现实主义“革命中心”的法国，“但是八年漫长的岁月却仅仅吝啬地给予卡彭铁尔写出几篇不知所云的超现实主义短篇小说的‘灵感’”。卡彭铁尔意识到自己若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彻底改变创作方向，“拉丁美洲本土以及她那古朴敦厚而带有神秘色彩的民族文化才具有巨大的迷人魅力，才是创作的源泉”。卡彭铁尔后来深入海地写出了别开生面的《人间王国》，被小说史家称为“标志着拉丁美洲作家从此跨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卡彭铁尔对陈忠实启示最深的，是要写“本土”，但当他真正面对自己“本土”的时候，他对自己熟悉乡村生活的自信被击碎了。陈忠实有相当深厚的农村生活经验，他曾经说他对农村生活的熟悉程度不下于柳青，但他所熟悉的农村生活，主要是当代的农村生活。他感觉自己对乡村生活的认识太狭窄了，只知当下，不知以往，遑论未来。他意识到，对一个试图从农村生活方面描写中国人生活历程的作家来说，自己对这块土地的了解还是太浮浅了。

他感到自己的“浮浅”，便是一个思想认识的飞跃提升。与柳青相同的是，经过自身的“政治学校”的深刻的精神新生也就是陈忠实所说的“剥离”过程，终于有了关照生活，关照整体文学写作的思想“投射源”，找到了文学理性的创作思维和厚重的思想以及塑造人物形象的“最恰当的艺术表现形式”。

柳青提出的“三所学校”的艺术创作主张，是他对自己创作道路的高度凝练的理论总结，值得我们如今认真地研究和借鉴，对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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