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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她们还能做好这一大桌菜，这背后是每个远离蓝雨的婚姻家庭中的女性漫长的适应和学习过程

飞机上的蓝雨(汉堡/照片)

2018年12月16日周日晚上，我和一群朋友在台北的家里吃鱼汤和火锅。羊肉、牛肉、虾、鱿鱼、冻豆腐、梅子酒和汽水，但摇曳的背景音乐突然被电话铃声打断。

当我拿起电话时，一个女声说：“你好，我们是船舶采购网。你订好我们的船票了吗？”一种奇妙的兴奋从我的背上跳到我的头上，我几乎笑出声来：“哦！你是最近蓝雨的诈骗集团吧？”我还想问，对方马上挂断了。

我太激动了，我转向我的朋友们喊道：“我的上帝！我接到了蓝雨人才打来的诈骗电话！”我的朋友们为我欢呼和欢笑。

前一天晚上，这也是一个聚会。我刚刚和六个住在台北和新台北市的蓝雨女人吃了同样丰盛的一餐，在新台北市的林区，一个离台北市中心坐火车30分钟的小镇。

在过去的两年里，自从我第一次作为游客，然后作为当地人的朋友，然后作为记者访问蓝雨以来，我一直试图接近蓝雨。半年前，我的身份转变为人类学研究者，以蓝雨女性为研究对象。这个距离台东90公里、巴丹群岛99公里的小岛，属于台湾省东海岸外的大午人。大武族属于南岛语族，生活在海边。过去，男人潜水打鱼，女人上山种地。直到1895年，日本人、西方传教士以及台湾省岛和国民党军队的汉人才陆续进入并改变了这个岛屿。

台北到蓝雨的距离有400多公里，只有坐火车到台东，再从台东坐3个小时的船或者16座的小飞机才能到。秋冬季节，黑潮波浪和东北季风经常导致停航，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进不去。这就是所谓的“来蓝雨，送关岛”。我主要生活的地方在台北，不能承受这样的交通风险。因为这种不便，我经常担心自己很难融入研究领域。

然而，那个诈骗电话似乎改变了一些事情。

我一直在社交媒体上追踪蓝雨的信息，早在半个月前就听说了这个诈骗集团。这个诈骗集团似乎盗取了台东与蓝雨之间的主要航运公司“绿岛之星”的客户名单，打电话给订了票的村民谎称订票信息丢失，要求他们再次汇款。蓝雨是一个只有3000人口的小岛。家庭经常交换需求，几乎每个人都分享自己的亲戚朋友。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岛。接到诈骗电话后，我迫不及待地想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一位与蓝雨结婚近十年的台北朋友留下了一条酸酸的信息，说她甚至没有收到。我把这个事件和反欺诈信息传递给了我拜访的所有蓝雨女性。当我收到你的回复时，我突然有一种向前迈进的感觉。我终于要进入这个岛了吗？

或者也许是——回忆起——前一天晚上的姐妹聚会，我已经比我想象的更接近蓝雨了。

穿着传统服装的蓝雨妇女(汉堡/照片)

最后一节大武语文课，芋头，茜茜和麻鸡

从2018年9月开始，每周六我都会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去台北部落大学见严姐姐。蓝雨有六个部落，分别是台湾省岛边的椰子油、渔人、红头，后山的董卿、叶音、刀郎。40多年前，燕杰离开了她的叶音部落，来到台北工作学习，逐渐成为部落大学的一名大午语老师。我是她今年的第三个学生。

很少有人学大午语，很多学生都是兰二代。通过大武语文考试后，高中和大学可以加分，所以考完就散了。因为人少，我们的课程总是聊天。根据课程内容，我会问燕杰很多关于蓝雨的问题。燕杰总是问我在台北是不是一个人。怎么做饭？于是她成了我在台北的第一个受访者。

2018年12月15日是我们这学期最后一节大武语文课。上课的时候，严姐姐说下课带我去参加聚会。所以我们先坐地铁，然后再坐

这是一个堆满货物的小房间，墙边一张狭窄的双人床，一半用来堆放杂物，一半用粉红色的布帘子罩住，用来睡觉。报纸糊住了房间的窗，确保一些隐私。这就是莉莉姐和丈夫共同经营酒水饮料批发的生活空间。

我们围坐在茶几旁，桌上食物之丰盛，简直像是厨艺大赛。来自渔人部落的丹姐带来了兰屿的飞鱼、芋头、螺贝类 sisi （食物名）和类似山药的 batan（食物名），还有客家风味的卤肉、卤豆干、卤鸡脚。椰油部落的欣姐带来了宜兰草虾和辣炒东风螺。野银部落的莉莉姐和于姐则一起煮了一大锅麻油鸡，还准备了各种蔬菜、水果、花生米和酒。我和颜姐带去了核桃桂圆蛋糕，作为饭后甜点。

sisi（金其琪/图）

颜姐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参加这样的聚会了。虽然大家都叫她姐，但其实她的年纪比我母亲还要大，按辈分算，她也是在座所有兰屿姐妹的长辈了。她在1960年代就离开兰屿，初中一毕业就登上货船，在甲板上空着肚子捱七八个小时，抵达台东。那是台湾少数族群劳工大量进入工厂的年代，主要在台北、新北、桃园和台中，大多是学姐带学妹、同学带同学、老乡带老乡，大家一起在工厂吃住生活。但她偏偏是最优秀的那个女学生，有一个保送名额去台东师专，却因为老师觉得培养女生风险大，而让给了一个男同学。不甘心的她在工厂做了没多久，就去读夜校，白天则找幼儿园工作，一心想要当老师。十年夜校生活，她终于拿到曾经唾手可得的教师文凭，可是和兰屿姐妹们共同打拼的时光，她却错过了。

人生迈入六字头，当晚这样的姐妹会里，净是她的小辈，生活年代不同，交集更少。还是我提起想认识她的兰屿朋友们，她才到处问一问，刚巧，撞上了这次聚会。年轻一辈的兰屿人，出来工作、读书、结婚的比颜姐那个年代的更多，也更容易聚在一起。比如莉莉姐和其他几位，年纪都在40岁上下，因为兰屿只有一所高中，所以她们通通是高中同学，每一两个月都会这样聚一次。

不过，兰屿的食物带到北部不容易，即使是用快递，也有食物保鲜的问题。因为颜姐是稀客，我又是新客人，当晚才有飞鱼、sisi 、batan 和芋头这种“兰屿特供”。飞鱼，达悟语叫 libangbang，是达悟人最重要的食物之一。每年春夏季节，黑潮会带来大量的飞鱼，达悟男人制造拼板舟，就是为了在飞鱼季出海。一艘可坐10人的拼板舟要用五种树材、27块木板拼成，男人们在夜间出海，飞鱼会因为躲避鬼头刀鱼的追赶而飞上水面，落入拼板舟中。捕获的飞鱼可以直接水煮，佐以少量海水作为盐巴调味，也可以从鱼肚中央剖开，抹上盐巴晒成鱼干。我们当晚吃到的，就是丹姐从兰屿带来的飞鱼鱼干，鱼身划了漂亮的三刀。

飞鱼芋头batan（金其琪/图）

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在19世纪拍摄的兰屿拼板舟（资料图/图）

拼板舟（汉堡/图）

而芋头、sisi 和 batan，则是兰屿女人生产的食物。不管在旅游宣传还是学术研究、文学创作中，兰屿总是以最吸引人眼球的飞鱼和拼板舟文化示人，男性的角色很受注目，女性则隐匿在山林和海滩。但其实，兰屿人不种植水稻或小麦，女性种植的芋头就是他们最重要的淀粉来源。兰屿的芋头是水芋，达悟语叫 soli 或 sosoli，还可细分为许多种，不同于台湾本岛种植的旱芋。传统达悟女性在水芋田的劳作是全年无休的，每天都要上山，芋头的产量、外观，田里是否有杂草、虫子，是否有淤泥堵塞灌溉的水源等等，都事关一个女性的荣耀。

水芋田（小马/图）

颜姐小时候就跟着母亲上山，种过芋头。她记得母亲就算生完孩子也不会坐月子，第二天就上山劳动，但这不仅是因为对食物的需求，也因为兰屿人觉得勤劳是种美德。不过，货币经济和学校教育进入兰屿，不管是7-11和超市贩卖的大米、面条，还是学校供餐的米饭、馒头，都从小塑造起新一代兰屿人的饮食习惯，也让年轻一辈越来越不看重芋头的价值，但坚持耕种的老人家也还大有人在。

用手掰一口飞鱼干，就一口芋头，是丹姐教我的吃法。水煮的芋头平淡无味，飞鱼干则咸味颇重，正好中和。丹姐见我一直用手剥 sisi，叫我先吃主食，因为她们通常把 sisi 当作零食。Sisi 是女人们在海滩的潮间带采集的一种贝壳类，外壳粗糙，上面还附着一些干掉的海藻，肉质棕黄色。除了 sisi 之外，传统的兰屿女人还会在潮间带采集海菜、螃蟹、龙虾和其他贝类、螺贝，螃蟹爪子串一串，就是孩子最爱的玩具。只是如今，会做的人已经不多了。

晒飞鱼干（小马/图）

丹姐把 sisi 和葱、辣椒一起炒，吃起来咸、腥、辣，显然不是兰屿原本的口味。再看她煮的卤味，也是浓油赤酱，倒像是客家风味。原来她的夫家是客家人，她吃着莉莉姐煮的麻油鸡，想起自己坐月子的时候，婆婆照顾她，煮的麻油鸡味特别重，她每天都要吃一碗，虽然不习惯，也吃下去了。久而久之，她学了客家人的口味，做菜也像客家人。颜姐的妹妹曾告诉我，她们少时离家便很少回去，母亲本身不会做，也没有人教她们汉族人的煮菜方法，汉族人用的油、盐、酱、醋，什么清蒸、红烧、卤味，甚至包饺子、包粽子，都要自己从头开始学起。到今日，她们能够煮出这一大桌子美食，背后是每一个女人在远离兰屿的婚姻和家庭中，漫长的适应与学习过程。

农场回忆：牛与Batan的故事

桌上还有一样我没见过的兰屿食物，我起初以为是山药，没有在意，但颜姐告诉我说，那是水煮 batan。Batan 和芋头一样，是山上的根茎类作物，口感却是黏口、绵软，既不是脆脆的，也不是沙沙的，和我至今吃过的所有山药都不相同，感觉像是山药界的年糕似的，天然微甜，特别好吃。她们都不知道 batan 的汉语名是什么，不过莉莉姐说，batan 这个名字，在她的部落曾差点惹出大事。

莉莉姐记得，在她小时候，她们野银部落曾有一个当地人采了 batan 下山。正巧，这个当地人遇上了从海边回来的“阿兵哥”，阿兵哥就问：“这是什么？”当地人说：“Batan。”阿兵哥闻言暴怒：“你敢说我是王八蛋！你再说一次，这是什么？”当地人坚持说：“这就是 batan。”阿兵哥就对当地人大打出手，当地人还手，两人打成一团，惊动两边的人都来帮忙，就这样引起了一场斗殴。

这竟是在座每个兰屿人都听过的事，她们只当成是席间的笑话，我却无法释怀。兰屿的阿兵哥，是谁呢？莉莉姐继续说下去，她三杯酒下肚，醉得开心，开始讲起童年的故事。她先是说颜姐家在她家上面的山坡，自己有一次背着很重的东西跌倒，被颜姐的爸爸看到，老人家立刻击打胸膛怒目而视，做出驱赶恶灵的姿势。兰屿人笃信恶灵 anito 是一切厄运的来源和象征，莉莉姐说，她知道老人家是在“帮我赶走那个鬼”。说着说着，她又说起自己小学的时候，因为太顽皮，总让部落的其他孩子讨厌。她顽皮的方式别的部落还真学不来，因为，她的顽皮与牛有关。

兰屿本没有牛，也没有“阿兵哥”。直到1958年，国民党军队为了淘汰军中过剩的人员，推动“靖民专案”，在东台湾的荒地建立多个农场，派这些人力去开垦，兰屿农场就在这一年成立了。因为地处偏远外岛，被派到兰屿农场的总是素质最差的阿兵哥，不少人曾经违反法纪。国民党军队派了一个连的兵力来管理兰屿的农场，最多时有七八百人在此服役，多是外省老兵。除了农场外，还有关押重刑犯的励德班，人数曾经多达一千。多个农场中，就数野银部落的永兴农场最大，也就是莉莉姐所在的部落，自然也有最多的牛。农场带来的牛，一度繁殖到八百多只，兰屿人没见过，只道那是“一批好大好大的动物”，牛群在部落里乱走，在当地人的芋头田里吃草、喝水，踩坏作物，吃当地人的地瓜，愤怒的当地人曾为此和农场的军人发生严重的斗殴。

1960年代的兰屿农场地图（资料图/图）

莉莉姐当年还小，只觉得牛又大又蠢真好玩，总在上学的路上逗牛玩。那时野银部落还没有小学，大家都要走一个多小时的路到东清部落去上学，总是结伴出发。路上总有大黄牛晃来晃去，她就跑到队伍的最前，然后捡起小石子丢到牛的身上，拔腿就跑，害得一整队上学的小朋友都要被牛追。“怪不得你跑步那么快！”丹姐哈哈大笑，“原来都是被牛追出来的！”莉莉姐既觉得好笑，又有点得意：“对啊，我后来可是校队的呢！”

同样是关于农场，颜姐的童年记忆就没有那么快乐了。她记得小时候上学总是要赶紧出门，生怕落在人后，不能跟大家一起走。“因为路上都有那些犯人啊，有时候在田里，我们女孩子见到真的是怕死了。”她说。农场和励德班因为工作量大，不时有人逃脱，更曾有全岛动员搜捕逃犯的事发生。也有农场人员言语调戏乃至性侵当地女性的事发生，更在野银和东清部落引发过斗殴。

这些事，年纪稍大的丹姐还有些印象，曾听长辈说过，但其余的几人都已经不知道了。兰屿农场直到1991年才撤出兰屿，这些阿兵哥中，有四人留在兰屿，其余都回到台湾本岛，当中更有不少人娶了比自己年轻几十岁的兰屿姑娘。这段历史少有人提起，不论是兰屿人，还是当年的阿兵哥，都不太愿意谈论农场的事，比起日治时期留下的调查报告，以及后来的学者们对兰屿海洋文化、语言、经济、社会组织、医疗、宗教等等进行的巨细靡遗的研究，这段不愉快的历史，就像是消失的30年一般。

在餐桌上，这个话题也很快被带过了，只剩微醺的莉莉姐一遍一遍重复自己追牛的好笑故事。吃得差不多，我开始沉浸于荔枝味的果酒，那边厢，终于来到欣姐的主场，兰屿式的家庭卡拉OK，开唱了。

招鱼祭（汉堡/图）

凉山情歌与飞鱼之歌

我是90年代生人，记忆中只在很小的时候，很可能是小学之前，见过这种家庭式的卡拉OK。然而这在兰屿很常见，兰屿没有 KTV，但有兰屿卡拉OK，设备就是这种背投式的方盒子小电视点唱机，附带一个可以升降音调的遥控器，和一本厚厚的歌曲编号本。任何歌曲的背景音乐听起来都是同一种乐器演奏的，像是手风琴，歌词当然会滚动出现，但背景画面永远是一些外国的风景，山、树林、草原，或是欧式的教堂、穿风衣的金发女子等。莉莉姐家的点唱机还有两个高耸的黑色大音箱，声音十分洪亮，话筒也有三只，可以说是姐妹聚会的最佳配备了。

老式电视点唱机（金其琪/图）

众人中打扮最俏丽的正是最会唱歌的欣姐。她熟练地掏出莉莉姐放在点唱机上的编号本，一口气点了五首歌。可惜的是，她唱的歌大多我都没有听过，但听得出，都是早年间在台湾流行的普通话歌曲。莉莉姐的歌本我熟悉一些，她手抄了两页常唱的歌，注明是“莉歌”，当中有《追风的女儿》、《容易受伤的人》、《南屏晚钟》、《一万个舍不得》、《梦醒时分》、《我是一片云》，还有一首注明“轻快”，是凤飞飞的《夏艳》。颜姐说，她已经二十多年没有这样唱过歌了，好不容易找到一首会唱的，是叶倩文的《选择》。她的唱法和欣姐不同，不是很现代的流行音乐的唱腔，更像是一种吟唱。她一开口，莉莉姐就微红了眼眶，“她唱歌就像我妈妈一样。”

也正是颜姐的吟唱和清唱，那几首点唱机中没有的歌，才是我那一晚最爱的。她唱：“遥远的故乡高高的月亮，请你抬起头来看看那个星月光。”这是《凉山情歌》，台湾著名的林班歌，台湾少数民族劳工歌曲。五六十年代，大量台湾少数族群劳工离开家乡，到深山中从事林业相关工作，例如造林、开路等，工人们在山中住在一起，几个月才能回一次家，思乡之际，便唱歌抒发心情。这一批林班歌曲，是最早以汉语填词的台湾少数族群创作歌曲，因为各地人的语言不通，所以才用汉语填词，方便合唱，但曲调又糅合了各地传统歌谣的旋律。除了《凉山情歌》之外，这些林班歌还包括《牵牛哥》、《小米酒》、《情人的眼泪》、《可怜落魄人》等。颜姐会唱，是因为她也曾短暂地做过林班，吃过那个苦，所以也记得那个歌。

林班歌中也有台湾少数族群语言的歌曲，达悟语也有，颜姐也唱了一首。达悟语歌一出，在座的人都开始拍手，颜姐也一首接着一首，有的歌词忘了，莉莉姐和丹姐就拿起话筒加入。最后一首达悟语童谣《飞鱼之歌》，流传最久，全场都会唱，连我也能学会。歌词是：

tay yaro libangbang （收获满载的飞鱼啊）

nani tawaz ni yama （都是我爸爸捕的）

ko tey masarey （我是多么兴奋）

inawey no mangdey doa raraw （愿每一天都如此美好）

“这里是小兰屿噢！”唱完，丹姐笑了。

兰屿人以拼板舟捕捞飞鱼（资料图/图）

我是弥飞浪

很快，夜就深了。我和颜姐还要搭火车回台北，不能再留。离开之前，我唱了整册歌本上我唯一会唱的歌，《梦醒时分》，也算稍微对得起姐姐们的招待。忙着吃喝聊天，关于我的名字怎么写，我来做什么，我对兰屿有多少认识，我都是在离开前才逮着空隙告诉姐姐们的。

在这场聚会之外，我还访问了兰屿的一位女纪录片导演和一位女咖啡师。我希望把这样的田野调查一直继续下去，希望了解她们的生命史，看到她们的困境、适应和生活之创造。颜姐没有孩子，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我，每次见面都给我带水果、饼干。下课后，她若是要去见朋友，总会要我陪她去忠孝复兴站的顺成蛋糕店买桂圆蛋糕，也总买给我吃。那是她初来台北时，最爱的蛋糕店。“甜甜的，以前在兰屿没有面包吃，就很喜欢呀。”她回忆着。只是现在她不能吃太多了，怕太甜太油，像每个都市白领女性一样。

颜姐还给我起了一个达悟语名字，叫 Si mivilang，希·弥飞浪，意思是会读书的人。我的达悟语学得不好，要成为真正的弥飞浪，路还很长。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文中人名皆为化名）

（本文首发于2019年1月14日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