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愿以偿
50多年前，中国主流报纸上流行一句话，“东西南北中，工农兵学商”，后面通常是“党领导一切”。东西南北什么都讲，工农商就是人民。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户口受到严格控制。一个人一旦进入某个职业，无论是铁饭碗还是泥饭碗，都极有可能一辈子捧着命运之碗。所以，如果一个人能做到工农兵、商业、军人五大产业，自然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这样的人不多。幸运的是，我是其中之一。
1968年11月去农村当知青，1970年12月调回城市，在农村工作了25个月。在那个年代，艰苦和疲劳是日常生活的内容。知青没有梦想，看不到未来。我最大的愿望是做一个在农村工作的阿托快一点的人，将来做一个不会被欺负的农民。所以我是集体户13个学生中唯一一个第一天割小米跟上大行程速度的。第一年秋天，割高粱成为制作团队中第一个更快的Aauto。第一次下乡没多久，就拒绝了村小学丁校长让我当民办教师的邀请。丁校长说，当老师得不到风雨，多挣点工分，总比当生产队的一员强。我不为所动。我在农村辛辛苦苦干了两年，成了劳动专家。所以我可以自豪地认为，那两年我为知青下乡的经历是一次真正的农民体验。
再说一遍“生意”。
1977年3月，他从部队复员，回到当地。6月，他被分配到县木材公司工作，这是计划体制下卖木材的单位，似乎有点“商业化”的味道。但是，我在木材公司的具体工作是政工组，可以说是以工代工。从这个意义上说，木材公司一年四个月的工作经验，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生意”。我的经营经历是1991年在海南琼海成立乔媛城市信用合作社。我是第一任董事会主席。1992年退出信用社，到1996年1月在青岛建厂。1991年出海前，我被评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1996年我退出的时候，只赚了一点钱，然后把人事关系从中国人民大学转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算是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
我的“学”名副其实。
我有幸于1978年10月进入吉林财贸大学金融学专业，后于1982年7月进入天津财经大学金融系。1985年7月，我硕士毕业，以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校长的名义报名，成为全国首批三名金融学博士研究生之一。1988年7月全国人大毕业后，我被保留为金融教研室主任，1996年1月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工作。2003年，金融学院新成立，我在学院工作了十几年，直到2014年9月。从1978年到现在，大概有40年的读书、教学、科研经验，所以“学”字可以名正言顺。
1972年12月参军，在海军北海舰队旅顺基地救援大队担任潜水员。因为我家是小资产阶级，我知道在我突出政治，给人贴上家庭标签的那个时代，我不适合军人生活，因为在我服兵役之初，听说海军潜水员是“双特种兵”，即特殊的身体条件和特殊的政治条件。我有幸成为一名海军潜水员，仅仅是因为我的身体条件，我敢于期望任何事情，成为军队中的职业军人。因此，1977年，我坚持在25岁时复员，完成了四年的服役。四年三个月的军旅生活是我人生的黄金时期。虽然我只是一个大军人，但部队培养出来的纪律习惯、时间观念、是非关系、合作精神等良好教养，已经渗透到我的骨子里。所以我和有工农经商经验但没有当兵经验的朋友在一些生活行为上有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只能在心里理解，不能在嘴上宣布。
最后说说“工作”。
1970年12月被调回市里，分配到木材厂当木匠学徒。我于1972年12月参军当兵。我当了整整两年的工人。可以说，“打工”是工农兵学商生涯中时间最短却最幸福的两年。为什么这么说？主要原因是农村知青两年遭受饥饿、冰冻、政治歧视的生活经历与进城务工的经历对比：每天工作八小时；早上、下午、晚上可以吃妈妈做的热饭；每周可以休周日；工作服也被送去上班；你一个月可以花40美分买一辆带刨花的车，足够你家烧一个月的火了。感觉很成功。俗话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作为一个打工人的快乐纯粹是农村艰苦生活的对比造成的心理反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人，而是木匠学徒，未来可能很受欢迎的工匠很快就会诞生。20世纪70年代初，我还是一个刚满18岁的年轻人。我以为天上只有一口井。我以为只要在木材厂学好木工，就可以一辈子吃技术饭。当然，这个概念的形成也
有一定的思想根源。我在上小学之前就经常和一些小伙伴结伙到我爹上班的前郭县国营一砖厂去玩。一砖厂距离我家八里地，在当年全靠步行的年代也算是个不远不近的距离。我那时是个精力过剩的小屁孩儿，一心想去砖厂附近捉蝈蝈，想看看我爹每天都干什么活儿，所以从来没觉得累过。我在砖厂看见工人夏日脱坯晒坯，以后是机器制坯，还有出窑装窑的工人几乎都是穿着大裤衩光着上身、汗流浃背地忙活。从那一刻起，我就树立了一个伟大理想：长大一定要成为手艺人，要靠手艺而不是力气吃饭。我爹在砖厂春夏秋烧砖时期工种是装窑，一到了冬季就缝草帘子，他老人家的手每到冬天时都会裂开好些口子。我记得砖厂当时的劳保是每人每月发几卷白胶布（氧化锌橡皮膏）用于缠在裂口上，裂口就慢慢软化长好。老爹当年每晚在灯下往手上裂口缠胶布的情景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是促使我长大想当手艺人的场景刺激。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哥哥对我的影响。
我哥哥1960年上大学，因为文化大革命1968年7月才从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吉林省辽源市东辽县泉太公社教中学，那是个贫困落后的农村中学，师资不足教学基础条件差，工资按当时的标准，大学毕业生毕业后第一年每月46元，第二年每月56元，哥哥在这所中学教语文、数学、物理、体育、政治五门课，他已近绝望，每天下课就到学校木工房帮助木工拉锯刮刨子。我下乡后，他曾给我写信说，一个人一辈子一定要学门手艺，例如木匠手艺就很吃香，按辽源市当年流行的说法是“每天一二三”，即木工干一天是“一壶酒，两盘菜，三块钱”，而且这一二三还是最低标准。在1960年代如果一个月能挣90元钱还额外供你一壶酒两盘菜，想一想，那是什么日子？
当年我们集体户五个知青同学同时抽调回城，他们四个人中一人去了七0油田、一人去了电磁线厂、一人去了水泥制品厂，还有一人去了蛋白质厂，他们去的都是国营和地方国营企业，只有我一个被分配到了大集体企业前郭县木器厂，如愿以偿地圆了我想当手艺人的梦想。
二、学徒时光
前郭县木器厂是个有一百多名干部员工隶属于县工业局的大集体企业，该厂一共有6个生产车间，分别是家具、农具、机械、维修、油漆和制材车间。通常说，家具和农具车间是主营业务代表性技术车间，在木匠圈的行话里，前者是细木匠，以做室内家具为主；后者是粗木匠，主要生产木制农具及盖房子做棺材之类。每个新到木器厂的学员都希望到家具车间学手艺，但我们这次9个新分配来的知青却被工厂刘书记发出的“先考验考验”一句号令而统统被分配到了制材车间。木器厂刘书记名叫刘守善，南方人口音，小个子瘦弱驼背曾任前郭县公安局副局长，可能由此养成的习惯第一次见人总要像审视罪犯一样，不露笑容先定睛看你一会儿。他以抓阶级斗争闻名于工业局系统，因此很多工人干部都很怕他。制材车间也可称作带锯车间，主要活计就是把不同直径材种的圆木从外边小山岗式的木堆推过来，再由开车的决定破成何等规格的板材，说白了就是一根根地锯木头。因为当年每个工厂都有自上而下确定的产值任务，每锯一立方米木材的产值好几百元远高于家具和农具车间，因此，到了年底，木器厂都要采取大会战的方式让制材车间工人三班倒为的是超额完成产值计划。我们9个新进厂的学员都是刚从农村回城的青年劳力，正好派上用场，这样一进厂就在制材车间被考验了近三个月时间。在普通人眼里，木器厂制材车间的活计是一冷二累。冷是因为制材车间的生产流程南北方向各有一个大门对准铁轨，为运送木材方便而设计。1970年代冬天动不动就零下20多度，加上车间里穿堂风，常让人哆哆嗦嗦。制材车间的工作内容就是摆弄大木头，一根圆木常常是50-60公分粗细，4至5米长，在这锯成板材或方材，我们这几个年轻小伙子被分配的工作是技术含量最低的工作——接板，即把每一锯锯下来的木材抬到铁轨的一个车上，装满车推出去再来下一车。1970年时，木器厂的制材车间还未设计出自动掏锯末儿系统，所以每工作一段时间还得我们这些年青人下到地槽里掏锯末儿子。其实，对于我这种在农村地里跟了两年上趟子活儿的小伙子来说，制材车间的寒冷和劳累都是小菜一碟，和农村割谷子刨茬子冬天刨大镐那些活儿比起来，制材车间的活儿根本不叫事儿。况且，木器厂的活儿每天只是8小时，回家后有老妈做的热乎饭菜，顿顿能吃饱饭，星期天还可以吃顿饺子，所以我和其他几位新来的工友愉快地经受了刘守善书记所说的制材车间的考验。现在回想一下，在制材车间近三个月的劳动中，我本人最大的收获就是辨识木材。一根圆木从它上车那一刻起就知道它是榆木、槭木、水曲柳或桦木等等，以及破成板材以后这些硬杂木的各自纹理特色都是在这入厂后的头三个月在制材车间学到的知识。比如松木，是红松白松落叶松还是樟子松，从圆木到板材方材，一搭眼基本就能分辨清楚，这也算是学木匠前的一项基本训练。我那时将当个手艺人视作人生最高理想，因此总是如饥似渴地向老工人学习请教，积累有关木材的一些基本知识。
终于等到了产值大会战结束，在分车间分师傅时，我妈找了两个熟人，一个是木器厂革委会的金主任，还有一个是木器厂革委会委员郭宝力，我妈说这两人都住于家围子，于家围子是我爹解放前创业开办小砖窑的地方，因此只要是于家围子的人我爹妈都熟。我妈找金和郭指名要我分配到家具车间并指名跟臧俊尧学手艺，因为臧当年在木器厂家具手艺方面是公认的水平第一。
这个臧和我家有些渊源，臧的媳妇叫郭大丫，是我哥哥的小学同班同学；郭大丫的爸爸外号叫郭老三，比我爹年长两岁，1952年前郭县成立国营砖厂时，郭老三和我爹同时被聘为技师定5级工，一个月能挣66.82元，这在1950年代初是不得了的事儿。此外，郭老三家就在我家后院，他的住房就是从我姑父手里租来的，和我姑住一趟房。我家前郭亲戚很少，我从小就长在我姑姑家，所以在臧俊尧和郭大丫刚处对象时我就认识他，而且从小时候就管他叫大姐夫。现在这个大姐夫成了师傅。在我到木器厂工作之前，也就是我下乡的那两年，我们家换了个锅盖（由白松的换成红松的）换了一扇门，这两件东西都是我老妈求臧俊尧帮忙做的，由此可见，我们家与臧的交情还算不浅。但有一点必须坦白，实际上我爹和郭老三（我叫郭三大爷）的这位技师从1952年砖厂建立直至后来的后来，一直是面和心不和的竞争关系，客观分析有两点原因，一是我爹嫉妒郭三大爷有文化，同样是技师我爹一个大字不识，而郭能读书看报，仅凭这一点我爹虽然觉得郭老三解放前也开砖窑但烧砖技术不如自己，但不识字又无法让他压住郭三大爷一头，因此不忿之情常溢于言表；二是郭老三生了6个姑娘1个儿子，这些孩子念几天书后都工作了，这么多子女都环绕身边，儿子叫郭长林，娶个媳妇是前郭县福利食堂卖面食的服务员，几个姑娘大了陆陆续续处对象，一个姑爷就是半个儿，郭老三总是挑选我爹在场的时候炫耀说今天哪个姑爷来看他带了什么好酒，哪天媳妇从福利食堂拿回烧饼和炒菜，我爹听后就生气。你想啊，同样是砖厂技师，郭老三家人丁兴旺，而我们家子女大一个走一个，1958年我大姐到长春吉林省女篮打球；1960年我哥到吉林师大中文系读书；1964年我二姐自愿要求下乡当知青，所以家里永远是冷冷清清，每当想起郭老三炫耀儿女孝顺之类的行为，我爹总是恨恨地想：哼，老虎一个能拦路，耗子一窝喂了猫！这话我爹在砖厂公众场合没说，但回到家里二两酒下肚时，他总是重复强调这个意思，这些老爹嫉妒郭三大爷的表现从小时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那时候，我常常想一个问题，我们家谁能成为那只老虎呢？我大姐念到初中只会打篮球，我二姐从小学起一看书就脑瓜仁子疼，我妹妹生于1961年还小看不出什么，这三个人加上我这个刚刚回城进厂又拜在郭老三大女婿门下学木匠，我们四个肯定成不了老虎，唯一有希望成为老虎光宗耀祖的大概只有我哥哥了，他大学毕业生，身高1.85米，仪表堂堂，好好干将来可能出息成个人物。如此看来，我们家老虎非我哥哥莫属。
1971年3月份，新分到木器厂的9个学徒去向总算有了着落，结果是：家具车间4人，农具车间4人，机修车间1人，我与王北辰、周士宇、王雁飞等三人被分到了家具车间。我和王北辰师从臧俊尧，周士宇和王雁飞师从车间主任李树森。李树森是中共党员和我师傅臧俊尧年龄相仿大概是40多不到50岁，老工人背后都叫他大紫茄子，我不知这个绰号的由来和代表的含义。只听老工人们说，家具车间但凡发生稍大一点的事儿，刘守善书记很快就能知道。据说是李树森的一大特长就是经常向领导汇报，有些人还小声提醒我，让我在李树森面前说话一定要谨慎。
木器厂家具车间和农具车间只是一种行政组织上的划分方法，事实上，这两个车间的工人大致40来人，都在一栋大房子里干活。车间的布置很简单，贴南墙靠北墙的是两排木楞，每个工人一个楞，木楞长约2米宽约60公分，工人在自己的木楞上干活，一人一个工具箱，里边装木工工具，工具箱下边是个方支架。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样的场景，不变的内容。
我们到车间认了师傅后第一件事是到仓库领工具，斧子、锤子、锯条、刨刃等等。师傅教我们的第一课是如何抠刨子。在东北，刨子都是木匠自己制作，通常用槭木，也有用柞木和红拧劲子做的。师傅教我们如何选材料如何划线，但要做好刨子总得个把月功夫。做木工还有一项基本功就是磨斧子磨刨刃子如何挫锯开料等等。一般说，一个木匠手艺的高低从他制作工具的技巧能力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你制作的工具既漂亮又好用，那样，你的木匠活也差不到哪里去；反之，如果制作的工具难看又不好用，这样的木匠显然不会是好木匠，这些都是我师傅讲的道理，我记住了，投入极大的热情抠刨子、挫锯掰料、磨刨刃子磨凿子磨斧子。斧子磨到什么程度？我看见我师傅常常在磨完斧子后从工具箱里拿出一个小镜子，然后用斧子刮胡子，像理发店的剃刀一样。我不禁啧啧称奇。
我们木匠学徒一般是三年出徒，当学徒第一年，每月工资16元；第二年每月工资17元；第三年每月工资19元。第四年算出徒通常定为一级工大约每月30多元钱。由此看来，学木匠耗时费力，头几年基本连自己的吃饭钱都挣不出来。我进厂时年方18岁身高1.8米以上，下乡两年练的饭量奇大，不管吃什么总觉得吃不饱。好在，那时已进入1970年代，家里粮食够吃，虽然仍实行粮票制度，但有钱在农村不用粮票也能买到粮食，如1970年的大米大概是0.25-0.26元一斤，小米、玉米面、高粱米的价格还会更便宜些。我看明白了，老爹老妈不在乎我每月挣钱多少，他们重视的是我在木器厂的人缘处事是否圆满妥当，木工手艺是否进步迅速。
我跟师傅臧俊尧学的最多的是他的木工工具制作技术，从抠刨子开始，大刨子、二刨子、净刨子、板刨、裁口刨到线刨，手工锯从普通的中式锯到板锯、刀锯、搂锯、桶锯到钢丝锯，我很快就学会了。实事求是地说，我在师傅眼里还算是个不笨的徒弟。这要感谢进木器厂之前的两年知青生活，在农村两年上趟子农活中，我已跻身于快手行列，特别是割高粱这种既需要力气又需要灵巧性的活计，我在八郎公社两家子大队已然赫赫有名。世间万物，道理都是相通的，干农活的快手转到工厂学木匠，自然也不会差到哪里。
在我们这批学徒进厂之前，臧师傅就已收三个徒弟：于海臣、曹云增和项守义。听说于海臣特聪明，木匠手艺不错，但有一次去机械车间干活不慎被电刨子绞碎中间三个手指，最后转行到油漆车间，曹云增已经出徒，和师傅楞挨楞，是工厂的篮球骨干；项守义是老高三毕业生，没学几天徒就被调到工厂政工组代干，每天坐办公室去了。木器厂当年有几个大学生，有学电的有学法律的，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老高三学生，除了项守义，还有王华堂和李洪森。王华堂在家具车间当个老实巴交的木匠，李洪森则任厂革委会副主任。李洪森本人不爱运动，但对篮球比赛十分热心。木器厂的篮球队水平在工业局系统属中上，所以，每年的“五一”“十一”李洪森都会提前从各车间抽调篮球队员练球。在新进厂的学徒工中，我和农具车间的邹少龙因身高超过1.8米有幸被选入厂篮球队。木器厂算是个穷厂子，篮球队连球鞋都发不起，只发一件印有前郭县木器厂字样的跨栏背心，连短裤也得自己准备。好在当年大家都穷，没人抱怨待遇，不在车间干活整天在球场上玩儿已让人心满意足了。
和我一起拜在臧师傅门下的同期另一位学徒叫王北辰，他爸爸是县工业局的老干部，所以木器厂的领导对王北辰都格外客气。我们进车间后，王北辰最早被项守义借调到政工组帮忙，当年的工作内容通常是搞外调。现在年轻人都不大明白外调的含义，但在那个讲成分重社会关系的年代，搞外调是政工组的主要工作。比如张三要入党了，那么张三就要把他的叔叔舅舅七大姑八大姨的信息添列到政审情况表上，政工组于是按图索骥一个亲戚一个亲戚地跑路调查，即使七大姑八大姨从来无来往，即使他们远在天涯海角也要去调查一番，看看有无政治问题，而且按要求，为增加调查的可信度，外调必须得二人在场，外调材料才充分有效。印象中，师兄项守义只找王北辰一起出去外调一次，以后再有外调的事儿，项总是到车间直接找车间主任李树森借调我。我从小到大也没出过远门，和师兄项守义外调了几次，去过沈阳、南京、苏州等城市，尽管到各地住的多是澡堂子，但也算是开了点儿眼界。两次外调出差之后，我就经常遇到被厂政工组借调的情形。我们工厂有个宣传栏，宣传栏定期更换，我常常帮忙写点美术字和毛笔字干点儿粗活。我们木器厂的书记刘守善以抓阶级斗争闻名于工业局系统。他在木器厂抓了两个典型，一个是工人罗义春，机械车间的老工人，被塑造成了雷锋式工人，入了党还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还有一个机械车间老工人叫冯俊才，原来是农具车间木匠，因为脾气暴平时爱说个牢骚话被作为反面典型，刘书记让政工组整理的冯的现行反革命材料上报工业局和县公安局，均未获批，这两个上级单位认为事实证据不足不构成现行反革命行为，这件事对刘守善书记估计是个不小的刺激，对我们这些爱思考问题的人也提了个醒：年轻人在政治运动中一定要谨言慎行。
刘守善书记对我个人没什么特别关照，因为我家成分是小资，父亲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普通工人，但不知为什么，1971年9月前郭县委党校组织了一个“工交系统马列主义学习班”为期一个月的党校培训，刘守善竟然把木器厂的一个培训名额给了我。参加这个培训班的年轻人后来不少都被提拔为干部。不过，我从来没想过当干部，一心想的只是学好木匠手艺将来成家立业靠技术吃饭。
在木器厂新进厂的9个学徒工中，我和王北辰以及农具车间邹少龙走的比较近。王北辰和我都是臧师傅的徒弟，邹少龙身高和我一样也入选了木器厂篮球队，邹是替补队员，我有时还能打首发。我们家具车间的杨浩明和曹云增是一、二号主力，71年72年的“五一”“十一”，我们共参加了四次篮球赛，尽管败多胜少，但那时有一句话已开始流行：“重在参与”，起码图个乐子。
前郭县1968年秋天就开始筹建国营第二机砖厂，厂址在长山屯，距前郭县70里地，离我下乡的八郎公社两家子大队恰好10里路。作为文革中被批斗“走资派”王厂长的陪斗人士，我老爹在造反派许士吉韩义等掌权后名字立马出现在二砖厂筹建人员名单上，所以在我从农村抽调回城的前两年多，家中只有老妈和我妹。那个年月不愁吃不愁穿只愁烧柴。我到木器厂工作后一大福利就是木器厂每月用4毛钱就能买一大车锯末儿或刨花子，烧锯末儿得鼓风机或风箱我们家没有，所以每月都能从工厂拉回一车刨花子，我老妈每次看着我汗流浃背把一车刨花推回家的时候总是喜笑颜开，我们家烧柴问题终于解决了。由此，老妈希望我一辈子都不要离开木器厂，多好的单位啊，能学手艺，每月4毛钱买一车刨花子烧饭做菜富富有余。不过到了1972年，我的想法开始发生变化。（2021-2-27）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