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往事，杨舒无法想象，最核心、最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林珊已经离开公司快一年了。
去年5月20日，就在杨舒毕业前，他们彻底闹翻，分道扬镳。
分开的导火索是利用前一个寒假赚的钱。由两个合作伙伴创立的“校园大学创业联盟”在过去两年里一直在亏损。寒假期间，林山通过招收学生兼职的方式收取人力资源提成，使得公司在短时间内获得了15万元的利润。作为第一股东，杨舒想把所有的钱都花在公司办公室的建设上。
在会议室，第二大股东林山公开质疑杨舒的做法。他认为如果他赚了钱，他应该善待他的兄弟，而不是把钱花在“无用”的地方。此外，他挣钱并有权控制它。然而，杨舒觉得公司成立时，所有的钱都是他自己付的，他应该有最终决定权。
两人在争吵中提出“分居”。大学毕业就和杨树根一起工作了5年的林珊，带走了一些客户资源，9月底公司结账的时候，她带走了一些公司资产。
大学生创业如火如荼，但据华中师范大学大学生创业者杨万里介绍，我认识的30多个大学生创业团队，在毕业季或刚步入社会一年的时间里，“90%以上的团队已经不能再合作了”。
校园毕业季成了很多创业大学生的“分手季”。合伙人从同舟共济到同室作战，甚至因为利益纠纷闹上法庭。站在毕业的十字路口，留给创业大学生的命题远不止公司的生存发展，还有利益纷争和信任危机。
“校园为本”的项目很难进入社会战场
回顾一年多前离开创业团队的经历，兰州大学二年级研究生李梅觉得有点“太远了”，——她想不起来离开的具体时间，公司的营收状况，甚至连“公司全称”都想不起来。
李梅在哈尔滨读大三时，加入了一个行为像海豹一样的先锋团队。起初，来自不同学校的四名合伙人在其中一人腾出的商店工作。从获取原材料、设计图纸、推广运营到联系客户，最多四个人一起探索。
初期情况喜人，不到半个月每天20多个订单。他们与哈尔滨的一家公司洽谈合作，签订了1000枚人像印章的订单，并定期在对方提供的展区销售；携手哈尔滨四所高校的创业大学生，在周边校区开设加盟店。
赚钱后，除了聚在一起吃饭，没人要工资。会议期间，大家都期待着公司做大的那一天，不只是做个印章，而是开发周边产品，找投资人带动哈尔滨以外的加盟店。
在李梅的印象中，一周五天的工作日至少要开三次会，每次会议要花三个多小时来讨论公司的发展蓝图。就像互相画大蛋糕，想得太多，却无法实现，浪费了很多时间。
随着毕业季的临近，项目本身的缺点也越来越突出。该公司想开发新产品：用学士帽制作肖像印章。安排人员打印传单，联系兼职学生等。经过两个月的校园推广，收到的订单很少。
李梅发现，有了资金和基础技术，任何人都可以复制这个项目。在市场上，珠宝生意天生就是“狼多肉少”，越往后做，提升空间越小。
“随着毕业的临近，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打算。如果你毕业后离开，学校的招聘和实习机会都会错过，找工作也会很难。”李梅选择了鲍燕，另外两个搭档离开学校去实习。团队解散半年后，最后一个合伙人卖掉了公司，回到公司工作。
一些公司的商业模式存在缺陷，这加速了团队分离。有些项目也有“天花板”。企业家
2015年，来自武汉某211高校的学生文月拉和两个朋友成立了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帮助企业在校园内推广品牌，通过推送传单、策划活动等方式扩大品牌影响力。一年时间，他们在武汉40所高校建立了业务链，并与周黑鸭、雪花等大型企业合作
，年营收一度达到100多万元。闻跃渐渐发现，自己的成功受益于校园环境太多。他所在学校规定，若有社会企业前来宣传，需要层层审批，而企业找学生代理则省去了不少麻烦。与此同时，社会企业的目标消费人群是学生，他们自己就在这个群体之中，对学生的需求、兴趣都很了解。“但一旦毕业，不再拥有学生‘特权’，也离开了目标群体，这种商业模式很难在社会上生存发展”。
3人毕业后商量奔赴外地，各谋出路，将公司留给了在校的学弟打理。
决策权之争让合伙人各奔东西
“不要和朋友合作做生意”，这句话现在成了李宇的一句口头禅。
大四那年，他与大学里两个好哥们儿打算成立户外旅游公司。起初，为说服父母，3人曾轮流住到对方家里去游说，磨了小半年，团队才得以成立。公司股权按照1∶1∶1划分，3人均等分红。2013年，携程等旅游公司的业务还未拓展到武汉，而他们在武汉的公司一年营收已达370多万元，年底分红每个人拿到30多万元。
随着公司发展，3人对于公司规划出现分歧。一人想将公司转型为体育竞技类企业，一个人打算依照常规路线进行企业家经营，另一人则只想赚点钱。当初平分股权时，谁也没有考虑到，“都是创始人，将来谁能来拍板公司的发展路线。”
问题逐渐出现。有一次一个区里企业来谈合作，希望与公司一起推广该区旅游项目。这对公司是个扩大业务范围的好机会。但要不要拿下这个大项目，公司业务究竟如何展开，3人意见不一，开会来回几次吵架，李宇觉得有一天好兄弟都要变成仇人了。
矛盾在一次例会讨论员工招聘方式时集中爆发。李宇提议让出部分股权来吸引高端人才，留住人心，扩大团队规模。但合伙人张明认为自己给员工发着工资，不可能还将年营收百万的公司股份无偿割让出去。
拍桌子、骂脏话，吵了一个多小时，3人都憋着一肚子气。这也成了他们散伙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原负责带队的刘艾直接撂挑子，不再管公司事务，只等收年底分红。毕业后两年内，一人离开去往深圳开起餐饮店，另一个人则在武汉办起咖啡馆。
合伙人走后，公司部分业务出现断层。刘艾所负责的户外旅游项目路线规划方案，因接手人对业务不熟，线路规划出现问题，客户资源流失，旅游体验的满意度迅速下降。
有老员工私下找到李宇，希望公司能继续走下去。当初这些人放弃了读书深造的机会，跑来免费打工。如果团队就这么散了，李宇觉得“挺对不起他们的”。
李宇曾想高价回购两人手里股份，一个人将公司做大。多次面谈之后，两人要求必须一次性付清270多万元。一时之间拿不出，他找到两人当面协商，希望能给他一定时间来支付，耗费了小半年，当初的兄弟没一个同意分期支付。
第一批老员工接连离开，李宇觉得团队没法继续做下去了，随即也离开了公司，招聘社会人士来接管公司事务。“心走不到一块，都散了”。
大学生创业如何选择合伙人
休学4年，创业8年，杨书身边的合伙人换了3拨儿。
最开始，杨书带着小时候一起长大的哥们儿创业，做汽车用品，“一起吃大锅饭”。做了半年，公司亏了十几万元，好多兄弟看不到公司的前景，一个个都离开了。
2014年，是杨书所在的“校园大学生创业联盟”最辉煌的时刻。公司靠大批量进货来争取折扣，寻找各学校代理人卖货，通过联系各高校学生会外联部部长或创业协会会长，在广西区内27所高校发展了自己的线下团队，团队累计成员近4000人，成为广西最大的大学生创业团队之一。
“社会上很多企业老总都来谈合作，希望在校园推广矿泉水、方便面等产品。”短时间内，获得了社会上多项荣誉，各种新闻宣传报道接连刊登，杨书反思，“当时整个人都膨胀了。”
短短半年时间，因公司对校园业务管理松懈，大批校园代理人离开，线下销售开始出现混乱，营收暴跌。
与此同时，线上购物平台也出现“难产”。他们与南宁高新区工作的设计团队方科(化名)合作制作App，付款两万元，却只得到基本的模板；找来研发团队，承诺转让25%的股权，没想到才几个月，开发人员玩起了“失踪”。
两年时间，杨书已负债50多万元，“以卡养卡，支撑不住了就找家里借钱。”合伙人看不到公司的出路，大量主创成员集体出走。
“8年来，合伙人换了一批又一批，说到底，跟着兄弟我赚不到钱，就不想一起干了。”杨书觉得，自己起初创业只想着扩大业务范围，却忽略了管理上的跟进。他觉得，大学生遇事抗压能力低可能是另一个原因。所以第四次选合伙人，杨书找了几位80后。
在华中师范大学创业导师丁玉斌看来，创业应是一个破釜沉舟、全力以赴的事业，但对于大学生而言，临近毕业，他们可以读研、找工作，有很多退路可以走。所以在毕业时，如果对项目认可度不够的话，这种创业激情很容易流失。
曾在研二休学创业一年的杨万里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2016年，杨万里拉上来自华师计算机、美术学院还有外校的同学，组成了7个人的小团队，搭建网络社区平台，为校园内学生提供互帮互助、沟通交友的平台，并取名为“桃花源”。成员投入了两万多元成本，预计4个月后上线使用。
负责技术开发的合伙人还兼顾在校企工作，时间精力逐渐跟不上。其他人也各自有实习和课程，项目拖了半年后，软件才勉强上线。这个年轻的学生团队早已没钱来推广运营，融资更是希望渺茫。
“创业合伙人在商场上是命运共同体。” 武汉理工大学创业学院院长赵北平认为，选择合伙人时，除了有共同的志向，还需具备互补性，除了个性互补、资源互补，也包括知识能力结构的互补。
“要充分发挥大学生的知识优势，而不只是眼前的大学校园优势。”赵北平表示，大学生合伙人不能只凭着一股热情去做事，应理性地看待创业项目，如在选择创业领域时，应对市场进行充分调研，判断其项目的广度、深度、频度、效度，结合找准自身的竞争力，才能在创业战场上立足，“真正成就‘中国合伙人’”。
(文中所有创业者均为化名 杨洁 刘振兴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雷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