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3日，武汉市公务员上交礼品专场拍卖会在武汉市民之家举行，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竞拍。图为拍卖现场。(荆楚网/小雨/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11月22日《南方周末》)
公务员送礼有很多假货。“如果被认定为假货，我们会给假货定一个起拍价，但不会直接说是假货。”在一对博纳夫妇的手表被鉴定为假货后，他们开始以50元的价格拍摄，最终以1700元的价格出售。
在所有单位中，国有企业收的礼物最多，但各局和委员会上交的礼物却很少。在武汉举办的五场公务员上交礼品拍卖会中，有一场简直就是湖北中烟的专场。
"3000。"拍卖师一叫价，近20个竞拍者同时贴出标语牌，其中一名女子直接喊了5000元，然后被加到6000元和7000元.最后，一部未开封的256GiPhoneX手机以7600元的价格售出，比正常市场价低了几百元。
这款iPhoneX手机有一些特别之处。是武汉一位公务员收到的礼物。上交单位后，武汉市纪委、财政局于2018年11月3日在武汉“市民之家”组织统一拍卖。
共拍卖礼品250套，最终成交248套，成交额164万元。在武汉组织这样的拍卖会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16年11月以来，武汉市共举办了5次公务员上交礼品拍卖会，其中4次是市纪委、财政局组织的，另一次是某国企组织的专场活动。
除了武汉，上海、深圳和河南近年来也组织了类似的拍卖。购物卡，名烟名酒，万文字画.通过拍卖，我们可以看出哪些礼物是官方圈子里的“常客”。
拍卖官员上交礼物时，委托方的心态也很特殊：不追求拍卖价格，只要不流拍品就行。
2018年9月15日上午，在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2楼会议室，河南省机关工作人员上交的有价证券和礼品正在进行拍卖。图为公务员上交的酒类礼品。(河南商报/图)
名烟名酒是“标配”高档手表遇冷
年举办了几次拍卖会后，主办方对公务员发放的礼品做了初步汇总。“涵盖了购物卡、金银制品、烟酒等十一大类，大部分都是购物卡。”武汉市财政局非税收入管理分局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武汉公务员上交的礼品拍卖有两家拍卖公司负责，分别是湖北程心拍卖有限公司和湖北恒源拍卖有限公司，他们在对拍卖物品进行分类整理时，也发现购物卡数量最多，武汉最近一次拍卖购物卡数量达到700张。然后是名酒，其次是金银珠宝、万文书画、电子产品和日用品。
茅台和五粮液是主要的酒类礼品。2018年11月，在武汉的礼品拍卖会上，6瓶15年陈酿茅台以9000元起步，最终以2.4万元成交。在2017年4月的拍卖会上，两瓶50年的茅台起拍价为7800元，最终以16400元的价格成交。
"这些类型基本上反映了官员们接受礼物的偏好."湖北省纪委干部何峰(化名)分析。
拍卖中最常见的礼物也与落选的贪官受贿情况大致相符。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张德友收受大量高档烟酒、手机、购物卡，仅收受一年就查获茅台酒数十箱，价值数百万元。张德友觉得，比起“收钱”，“收东西”更容易披上互惠的外衣，似乎更安全。
稍显异常的是，在武汉的五次拍卖中，礼品中的“常客”香烟并未出现。
其实在公务员实际上交的礼物中，有不少名烟。恒源拍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程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根据他们的库存，“中华”和“黄
礼品，一条售价在1000元左右，有软硬包装、粗细支之分，有些类型的价格还要更高。武汉市财政局的工作人员对“没有香烟”的解释是，香烟属国家专卖品，不能参与拍卖。为了处理香烟，财政局会邀请烟草公司鉴定价格，“确定没问题的，烟草公司开一个回购价，把这些收回。”有的香烟时间过长受潮了，就进行销毁处理。
恒源拍卖公司的成辉还发现，上缴的礼品中，低价烟和普通酒的数量占比很小。在湖北销售紧俏的180元一条的“黄鹤楼”基本上看不到，酒也只有少量的“白云边”和毛铺苦荞酒，名烟名酒几乎成了送礼“标配”。
一些数量不多但单价很高的礼品有时也会出现在拍卖会上，比如名表和金条。湖北诚信拍卖公司承办的5场拍卖会中，成交价最高的一件礼品是块欧米茄手表，拍出了11.7万的高价。
“名表和金条的数量在礼品中有变少的趋势。”湖北诚信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夏利娟介绍，前几次拍卖会上，高档手表和金条的数量都有数十个，最近一次拍卖会就只有一块表和一根金条了。
在湖北省纪委的何风看来，高档手表在官场礼品中遇冷，“表哥”事件是个重要转折点，2012年8月，陕西官员杨达才多次佩戴不同名表出现在公众场合，而后落马，此事过后，佩戴名表的官员明显少了。
上缴的礼品当中，也有一些非主流的另类。夏利娟举例，有些外包装上已经标注了是会议礼品，还有一些廉价保健品。成辉则接触到过更为出奇的礼品，有单位上缴了一双两只鞋码不一样的沙驰牌皮鞋，最终也拍了出去。
假货不少国企上缴礼品更多
夏利娟组织拍卖时，遇到过一些“缩水”的礼品，不少上缴的购物卡经商场核对，已消费过一定额度。
比起“缩水”，让夏利娟更觉得意外的是，公务员上缴的礼品中，有不少假货。一对博纳情侣表被鉴定为假货后，就以50元起拍，最后还拍出了1700元。一块高仿的劳力士表，起拍价定在1000元，成交价是2000元。“鉴定为假的，就定个假货的起拍价，但我们也不会直接说是假的。”
字画礼品中的赝品就更多。作家贾平凹的书法仿品、书法家沈鹏的仿作，都以100元或无底价起拍。夏利娟的印象中，名家手笔被鉴定为真的寥寥可数。
假货中，尤以香烟为甚。拍卖公司能接触到不经拍卖处理的香烟，是因为所有的上缴礼品都先由拍卖公司到各单位机关进行揽收，再分门别类进行处理。
揽收上缴礼品之前，负责武汉市拍卖的两家拍卖公司会有所分工。最近一次拍卖会上，诚信公司负责武汉各区上缴的礼品，恒源公司负责市直机关。
两家公司归类时发现，在上缴礼品的数量上，不同区县、不同机关的差别很大。在武汉东西湖区，5个单位共上缴了三百多件礼品，而洪山区、青山区的一些单位，只能收到两三件礼品，“不少单位甚至只有一张购物卡或一盒茶叶。”
恒源拍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成辉介绍，他们去市直机关揽收时发现一个现象，投资、城建和金融等领域的国企是所有单位中上缴礼品最多的，局委办上缴的反而很少。
这一点，诚信拍卖公司总经理夏利娟的印象更直接，据其介绍，武汉市已举行的5场拍卖会中，有一场干脆就是湖北中烟的专场，这家大型国企因收缴的礼品太多，就直接联系了拍卖公司。
那次拍卖的礼品达到500组，是所有拍卖场次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拍品包括一根4.76万元起拍的金条，一块标注价为6万多元的劳力士手表，以及2瓶五十年茅台酒等。
缺少处置办法BP机被堆积多年
武汉市纪委的领导曾公开解释拍卖礼品的目的：“很多同志对工作中收受的物品进行了主动上缴，这些物品原来的处置都是在各个单位，大家也不知道怎么进行处置，就把这些物品都堆到库房里，造成了一定的浪费。”
“采用拍卖这种方式，更加公开透明，也避免了资产的浪费。”武汉市纪委领导表示。2015年底，武汉市纪委和财政局联合出台了礼品登记上缴管理办法，文件要求，对未能拒收的礼品，自收受之日起（在外地接受礼品的，自回本单位之日起），须在一个月内主动上缴至单位的办公室。同时提出，礼品由财政部门予以拍卖或委托有关部门兑现。
早在1995年，中央就出台过公务员收受礼品登记、上缴制度，要求公务人员不得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馈赠，因各种原因未能拒收的礼品，必须登记上缴。
“但是礼品上缴后如何处理，却没有明文规定。”武汉市财政局非税分局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此之前上缴的物品都由各部门各单位自己存放、管理，但较为粗糙。
拍卖之前，诚信拍卖公司总经理夏利娟到各单位揽收礼品时就发现，收得多一些的单位会专门腾出一个存放礼品的房间，有些就把礼品锁在办公柜里，甚至直接摆放在办公室的角落。
粗糙之处还体现在，各单位负责存管礼品的部门也不一样，有的是办公室，有的是财务，有的是在后勤部门。
长期缺少处置办法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拍卖启动之初收缴的礼品有不少是在办公室堆积了多年的旧物，如年代久远的衬衣、BP机、老式诺基亚手机等。
存管的粗放导致了不少礼品价值折损，较为常见的就是烟草受潮，有的皮带烂掉了，还有一些名牌奢侈品，也因保管不当成色受到影响。
武汉在文件中要求各单位收缴的礼品要定期上缴财政部门，财政部门须设置专人专岗专门存放地点妥善保管。但实际操作中并没有照此执行，公务员上缴的礼品仍由单位各自保管。
“目前这种方式是跟纪委沟通过的，只是没来得及修订文件。”武汉市财政局一工作人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这种处置方式实现了各部门、各单位作为物品上缴和处置的责任主体。
目的是“销号”拍卖公司几乎没赚
对于礼品拍卖，武汉市纪委在开始前提了一些程序上的要求，定下了拍卖会的时间，财政局则对起拍价进行了审核，比如将购物卡的起拍价统一确定为七八折。
“这和承办以往大宗物品拍卖有所不同”，夏利娟实际操作后发现，“公务员礼品”的委托方并不太追求拍卖的价格，而更注重程序的公正和竞拍的参与度，不少市场价值几万的奢侈品包起拍价定为一两千，一些字画甚至无底价起拍。
两家拍卖公司均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委托方的诉求很简单：尽量不要流拍。
武汉最近一次拍卖会上仅有两件物品流拍，是一件男士短袖衬衣和一件男士长袖衬衣，起拍价都是300元，但无一人竞价。
出于满足“不流拍”的诉求，起拍价一般不会定得很高，包括赝品在内，有些“明显没有人会要”的东西，拍卖公司会将其打包捆绑拍卖，和成色较好的同类商品编为一组，而起拍价中几乎不包含这些物品的价值。
这么做是为了“销号”。只要拍卖出去，物品就能从登记册上抹去，如果流拍，物品返还给单位，再来处理就比较“麻烦”。
武汉市财政局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的有关文件显示，对于拍卖之外的礼品处置方式，销号流程较为严格。以水果、食品等易腐烂变质礼品为例，先由各单位登记造册，后经办公会集体研究，再报同级纪委、财政部门备案，之后才能用于本单位办公，或集中捐赠给社会福利机构、贫困落后和受灾地区。对用于办公或捐赠的礼品，凭签收回执单销号。
“对委托单位来说，上缴的礼品不能用，也不好保管，出了差错还要担责，拍卖也是作为任务完成。”成辉说，有些财政局没有通知到的单位，看到新闻报道之后，还主动联系拍卖公司，希望对上缴的礼品组织拍卖。
拍卖活动的场地由武汉“市民之家”免费提供，公告、展示、鉴定等费用则由拍卖公司在佣金中支付，佣金为成交价的5%。
“我们几乎不赚钱。”成辉说，由于机关单位分散，上缴的礼品种类多样，保管的条件也不好，拍卖公司承办上缴礼品的拍卖效益很低。
即便不赚钱，两家拍卖公司还是投入了不少精力，成辉的想法是，参与政务拍卖可以提升公司形象，夏利娟直言是把礼品拍卖当作“政治任务”去完成。
两家公司此前都是通过招标的方式，进入了武汉财政局合作公司名录。首次礼品拍卖启动前，财政局在合作公司中用摇号的方式决定了承办资格。
他们两家之前在武汉都承办过不少次公务拍卖，以土地、公车居多，对夏利娟来说，这类单“被摇中了很惊喜”，带来的收益则是他们愿意承办礼品拍卖的动力所在。
武汉市财政局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历次上缴礼品拍卖所得一共近550万元，这些收入将分别缴入市、区国库。财政局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今后拍卖会的举行将根据以前年度各单位收缴礼品的具体情况而定，打算每年进行一至两次专项拍卖活动。
目前看来，武汉举办礼品拍卖的频次已开始降低。2016年底首次举行后，2017年开办了3次，2018年到目前只办了1次。“之前拍卖的大多都是积累了很多年的存量，以后收缴的礼品估计会越来越少。”夏利娟预计今后拍卖的频率会更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