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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宇|文关注朋友圈ID: qspyq 2015发布
2018年7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六稳”，其中稳就业第一。
2020年4月17日，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六保”，居民就业也是第一要务。
从“稳”到“安”，从字面上就能感受到实力的差异，说明政府重视，形势严峻。
最近的会议也指出，今年没有GDP增长目标，但新增就业目标非常明确：今年城镇新增就业900多万人，调查城镇失业率约6%，城镇登记失业率约5.5%。
然而，与过去几年的目标和实际成绩相比，今年的目标已经大大降低。
2017年至2019年，城镇新增就业目标设定为1100万人。从实际完成情况看，三年内城镇新增就业1350多万人。
这个目标最早可以追溯到16年前。2004年，创造新工作的目标也是900万个，实际完成的工作是980万个。
从2004年到2020年，我们的经济总量经历了巨大的转变。2004年我们的GDP仅排在世界第六，只有16万亿人民币，2019年我们的GDP接近100万亿人民币。
经济学中有一个术语描述了就业和GDP之间的关系，叫做“奥肯定律”。简单来说，经济增长和就业率之间有很高的相关性。这不难理解。经济增长快，需求旺盛，订单多。要么你让工人加班，要么你不得不雇佣更多的人。
现在的问题是，虽然经济总量上去了，但经济增速却下来了，尤其是今年的全球疫情，影响了需求端，进而制约了供给端。企业家不是慈善家，他们必须有订单来支持老员工和招聘新员工。短期免租、免税、补贴只是政府临时送水，可以暂时解渴，但生活用水的来源还得靠市场解决。
因此，虽然我们的经济总量比以前强了很多，但今年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要大得多，尤其是现有劳动力面临裁员，新增高校毕业生人数再创新高。
确保就业已成为当务之急，地方政府也迅速采取了行动。
截至目前，山东、浙江、湖南、上海、重庆等五省市已要求地方国企今明两年努力扩大高校毕业生招聘规模，应届毕业生招聘新岗位的比例应不低于50%。
国企虽然有社会责任，但数量有限，新增岗位有限。解决就业问题只能是一种补充手段。
但对于三四线城市的国企来说，今年要打起精神，多招高校人才，积极储备人才。对你来说，今年毕业生的“择业难”意味着“求才容易”，这是捡起错误的最好机会。
3月15日，成都发布《成都市城市管理五允许一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助力经济发展措施》，允许在部分区域临时占用道路摊点和夜市，允许街边商铺超门经营，允许流动商贩在部分区域销售经营。
人间烟火气，最抚世人心。此举一出，全国人民为成都的善政点赞，合力将成都送上微博热搜。据成都官方通报，成都允许临时占道经营成效远超预期，俩月增加10万个就业岗位。截至5月14日，成都市共设有临时占道摊点、摊区1636个，允许临时越门经营点位18260个，允许流动商贩经营点16975个，直接和间接增加就业岗位超10万个，助攻中心城区餐饮店铺复工率超98%。
成都对底层百姓的包容和善政值得嘉许，但俩月增加10万就业岗位的数据得打个问号，以此类推，90个城市一齐摆摊，俩月就可以完成全年新增900万就业的目标了？
允许摆摊，只是一地一时的政策，而且只能算是就业辅助、临时过渡，目前看来，并不会推广开来，也不会长期允许下去。
因为商铺的空置情况不容乐观。
行业公认的空铺率警戒线为20%，据赢商大数据近期实地踩盘统计，疫情期间，全国典型购物中心平均空置率（空铺面积/总铺位面积）为21.10%，超过警戒线。
2020年平均空置率同比2019年下半年上升5.4个百分点，并且截至踩盘调研日，购物中心整体尚有30%的铺位未营业，因此可以预见下半年全国购物中心总体空置率还会继续攀升。
赢商大数据还进一步调研了客流情况，4月份，全国一二三四线城市购物中心的客流恢复约66%，但受疫情期间顾客场内停留时长缩短及消费频次降低影响，消费增长仅恢复到疫前50%左右，“报复性消费”没有如期而至。
所以，对于保就业来说，上述措施都是小菜，主菜还是得千方百计保住民企，截至2018年底，个体私营企业占我国市场主体总数的94.9%，提供了我国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和9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民企才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保民企就是保就业。
上一次我国遭遇青年就业特大挑战的时刻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的时候。
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在《三十年河东》里写道，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一下子涌回城市，政府没有办法在国营企业和集体工商业中安置他们。于是政府一方面发动各单位兴办集体企业，安排本单位的回城子女，另一方面号召回城青年们自谋职业。所谓自谋职业，就是让他们从事个体工商业。
那时候，工商管理部门大批发放个体营业证，各级政府还尽可能为他们提供条件，报纸上大力宣传个体户对社会的贡献。在短短两三年内，个体户蓬勃发展。
在成千上万的个体户中，大多数人虽然只能有个温饱，但有不少人比国营企业职工的收入要丰厚多了，其中有为数不多的人在几年之内“发”起来了。随着营业的扩大，人手越来越紧张，他们开始雇工，由个体户变成私营企业家。
咱们这几年也在宣传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但大环境有很大差别。之前那个年代是短缺经济，产品供不应求，很多东西要凭票购买。旺盛的需求嗷嗷待哺，思想解放，体制松绑，创业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而今天是过剩经济，大量的过剩产能亟待销路。
与此同时，现在机器人取代蓝领，人工智能取代白领的趋势正在形成，所以今年的就业正面临着新形势新问题，老药方可能不太管用。
今年的就业难题需要我们扑下身子认真解决，但同样也得反思长期的就业质量和就业结构问题。
2012年，我们的GDP增速跌破8%之后，增速就开始一路下行，但是失业率比较稳定，常年保持在5%左右。
经济学家张军认为，这对我们当下来说可能是一个好事情，但是中长期来讲，需要打一个问号。因为这种情况很可能意味着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没有增长，如果生产率不增长，未来的经济增长就会受到影响。
当然，很多人可能质疑就业数据的可靠性。张军教授和他的学生一同进行了详尽的数据研究，根据他们掌握的7个省市住户失业率调查，经过对2005年到2012年7年内数据的谨慎定义与研究，发现得出的失业率虽然略高于官方口径，但确实没有出现大的波动，特别是2010年中国GDP增速突然放缓后，就业率没有随之下降。
张军教授认为，这是因为大量的新增就业去了低端服务业，比如保姆、外卖、代驾、专车、餐饮、中介等等，虽然会稳住就业，但不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保姆在五年前，一天可以照顾一个婴儿；五年后，还是只能照顾一个。
这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工人的加班时间在下降。
根据记加班APP（记加班APP已有数百万用户，他们多为制造工厂的一线蓝领工人。蓝领工人的30%-50%的收入来自于加班费，他们的加班多少通常反映了工厂订单的多少）的统计，相比较2014年，2015年广东、江苏、上海、浙江、河南等地的蓝领加班时间总体呈减少的趋势，其中，河南工人加班时间降幅最为明显，减少了35个小时，其余广东、江苏、上海和浙江的平均加班降幅都在12个小时左右；从降幅程度上来说，上海、江苏、广东和浙江这些蓝领聚集大省降幅也分别到了15%、13%、10%和9%。
就分析数据来看，平均加班时间的降低，直接反映的是制造业、生产企业的经营生产情况，说明企业的生产减少，而这些无疑与接收到的生产订单减少有关，侧面反映了制造业生产企业的经营下滑。
简单来说吧，过去的高增长是大家拼命加班加点完成的，现在的需求少了，订单少了，大家不需要加班了，所以劳动生产率看上去也降低了，经济增长率也下降了。
所以，说一千道一万，终端需求是关键。
中国过去四十年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奇迹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融入了全球经济，巨大的全球市场持续地吸引我们释放潜能，释放生产力，而现在，逆全球化浪潮正在袭来，外需靠不住，内需必须顶上去。看吧，千方百计激活内需将是接下来各地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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