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的科技成果,中国的科技成果

7月10日，由网办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第五届“强网杯”系列活动中，出现了钱学森、郭光灿量子信息信研讨文稿(珍贵历史文献复印件)。安徽商报记者联系到这份稿件的收集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主任郭光灿。他把原稿给记者看，并讲述了原稿背后的故事。

给钱学森写信

79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光灿成就斐然，享誉全国。但在那个年代，他根本不认识钱学森。郭光灿为钱学森多年来一直瞄准的突破性“量子信息”写信。

198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理查德费曼首次提出了量子计算机的概念。同年，郭光灿被送到多伦多大学做访问学者。回国后，郭光灿积极推动我国量子光学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当量子信息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国际学术界悄然萌芽时，郭光灿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具生命力的新发展方向，也是中国在国际学术界占据一席之地的大好机遇。他果断地选择了这个方向，把全队的力量都投入其中。

到1998年，郭光灿已经在这条路上摸索了很久。他想策划和组织香山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科学大会。这是一个好举措。象山科学大会是中国科学界的“传统项目”，由科技部(原国家科委)发起。会议主题是我国基础研究的科学前沿问题和重大工程技术领域的科学问题。

在所有的手续都办完之后，我为一件事犯愁。每次香山会议都习惯找一个著名的科学家主持。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个“著名科学家”？郭广灿想起了钱学森。在给钱学森的信中，他邀请钱学森主持香山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科学大会。

时隔20多年，当郭广灿回忆给记者的信的细节时，他仍然印象深刻：“我说过，中国要想在这个领域(量子信息)竞争，就必须聚集国内力量。”他在信中写道：“要像原来的两弹一星那样组织中国最强大的团队，集中火力(量子信息)。”

“国家大事”

令郭广灿惊讶的是，他很快就收到了钱学森的回复。

开门见山，钱学森在信中说：“我很同意你说的，我们应该组织全国的力量，克服量子信息系统的技术问题。这件事关系到国家大事。”

但他也说：“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

不同了，老一套方法是行不通的。”

这给了郭光灿很大的鼓舞，也带给他思考。1997年，中国政府采纳科学家的建议，决定制定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开展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重点基础研究。这是中国加强基础研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重大战略举措。郭光灿从收到信的那一年开始申请“973”项目。他认为，“973”瞄准的是“国家重大需求的基础研究”，而将来量子信息、量子密码都是国家需要的，应该得到资助。

然而第一年、第二年把材料交上去后，却杳无音讯。当时专家组的部分专家认为，经典信息尚未完全研究清楚，还搞什么量子信息？

直到2001年，国际上量子信息已经比较火了，国内也逐渐意识到其重要地位，郭光灿终于在第四次申请时成功获批，这个项目是我国量子信息领域的第一个“973”项目。他把国内这个领域的主要队伍都拢了起来——十几家参与单位，五十多位骨干研究人员。这支队伍成为日后中国量子信息科研力量的一支重要班底。

量子计算是如何炼成的？

要想把钱学森心中的“国家大事”办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钱。

郭光灿认为：量子革命当中最具有代表性和颠覆性的就是“量子计算机”。2005年，郭光灿请来六位国外的一流专家，在实验室开了一个内部研讨会。就是在这次研讨会上，实验室确定了方向。“当时就明确了，量子计算机一定是固态的，分为超导和半导体两种（计算机）。”

这种布局是超前的。郭光灿的学生郭国平，自告奋勇主导量子计算机的研发和设计。但当时没人看好，也没人给钱，到处碰壁。

量子计算研究是个“烧钱”的活。郭国平回忆：搞半导体加工的装置太费钱了。刚开始搞的时候，做一个芯片要到国外去做，拿回国来实验，芯片坏了，再拿到国外修，一来一回三个月就过去了。

折腾了几次，郭光灿痛定思痛，一定要搞一套自己的简易的半导体加工设备，“至少要把实验做起来”。

当时，郭光灿已经把实验室所有的钱都“赌”在量子计算上，但还是不够。穷人要过日子，就得想办法。他跑去跟中国科大借钱，前后借了两次，一笔500万元，一笔300万元，全部用来买设备。

最困难的时候，郭国平跑去问郭光灿：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有钱（做实验）？郭光灿的回答很“艺术”：我一定能搞来钱，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郭光灿的“底”在于他相信量子计算的重要性一定会得到学界的认可。一直到2010年，“固态量子芯片”入选了国家“超级973”科技专项，一下拿到1亿3千万元科研经费，钱的焦虑才得到缓解。为这件事，中国科大还特地奖励了郭光灿实验室一千万元。

从北京回来，郭光灿一算账，还了之前借的800万，还赚了200万。当年，量子计算就是这么一笔一笔搞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