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坤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创新创业中心副主任，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管理学助理教授、管理学博士。
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其中深圳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其中技术创新和创业一直是贯穿深圳发展的主题。但纵观“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口号下的深圳，从社会、企业、个人三个层面来看，目前个人参与创新创业的路径有待进一步明确。
大企业与小公司有创新差异
从社会经验来看，基于科技的创新创业是一个从0到1，再从1到100的长期酝酿过程。从科学思想的早期发展到技术开发和研究，再到产品的商业化和市场化，这一过程在价值链上经历了价值创造、获取和分配三个阶段。
目前，深圳在价值链后端科研成果市场化、商品贸易市场等商业设施方面具有产业优势，但在价值链前端的基础科研和原始创新，以及价值链中端的产业孵化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仍有较大发展空间。随着未来可预见的中西方技术合作壁垒的加深，深圳未来发展要想在科技创新创业上有所突破，就要依靠自身的科技R&D和商业化能力。因此对价值链的前、中阶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管理研究创新的分类体系是复杂的。例如，根据对象，创新可以分为两类：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前者是指改进或创造产品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后者是指商业活动中操作程序、方法和规则体系的创新。在产品创新中，主流的划分方式主要是根据产品使用的技术是否原创，满足需求的客户市场是否原创，分为四种创新：结构创新、激进创新、渐进创新和破坏性创新。
毫无疑问，大型企业和科研机构在创新方面投入巨大，但由于回报率、风险控制和过程中存在的道路。
径依赖的约束，创新成果往往是基于原有技术进行的构架型创新或渐进型创新。而事实上，对于价值链前端创新尤为重要的激进型创新和破坏式创新，主要来自创新型中小企业。这是因为创新型中小企业没有依靠原有技术发展太久，路径依赖的包袱很轻，且团队运营和决策流程相较于大企业也更为灵活，同时，初出茅庐的他们为了弯道超车而更有动力在创新价值链前端进行高风险的科研尝试。因此，政府在当前深圳的创新创业战略布局中应对这样的企业予以重视，在早期知识产权以及企业合作中进行重点保护，鼓励中小企业有规划地开展基于新科技的激进型创新以及破坏式创新。
打工人到创业人难在对未知的恐惧
除了在科技创新上从“追赶者”逐渐成为“同行者”，在商业模式创新方面中国更是快速地走在了世界前列，从新商业模式开发到产业群和生态圈建立，越来越多的商业模式创新正在接近甚至引领潮流。
近年来西方在就业方面的热门商业模式概念也同样在中国备受关注——零工经济学，指的是越来越多的人从事非全职工作，并且公司也日益依赖非全职人员来完成公司业务的一种经济和工作形态。越来越多个体可以使用自己的专长从事更跨界的工作，在开放的工作环境中不断学习新技能和接触新商业，从而更可能产生激进型创新以及破坏式创新的创业构想。随着更多成功的创新创业构思源自兼职或跨界，新生代劳动力在打工人或创业人的身份定位界线愈发模糊，并且时有交叉。这个理论似乎也给了斜杠青年找到了未来的人生路径。
在打工中形成创业点子后是否创业，是不少个人面临的艰难抉择。国外的一项研究对创业前期停下脚步的原因进行了调查分析，认为创业决策是创业者基于机会成本、先前经验和信心水平的创业前学习过程的结果。在做抉择前没有做好充分的前期调研与心理建设，是阻挡创业开启的“拦路虎”。
研究表明，在创业的执行过程中，并没有某项具体的执行活动使创业者停步，真正令创业者不安却步的是对下一步该做什么，以及从何处获得下一步活动信息的迷茫。通过创业孵化器与加速器的建设增加价值链中前段的信息沟通和创业指导活动，在个人正式成立创业公司或筹集资金之前降低创业者的实验成本和信息获取成本，从而个人在创业想法伊始便有清晰规划，可以很大程度帮助创业者渡过创业早期的不确定性难关，增加深圳的创新创业活力和质量。
不论个体选择加入公司或零工经济作为员工进行创新活动的支持，还是选择自主创业，漫长的科研创新创业链条都需要专业人才的长期参与。基于疫情和去全球化影响下愈发艰难的国际合作背景，深圳在价值链前中端进行长远布局，需要加大重视人才吸引力。考虑到专业人才的选择面广且流动性强，因此除去在科研上投入，深圳也需要在民生建设上做好做到位，加大对住房、教育、医疗等民生配套方面的投入，才能引进并留住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