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方边境动乱的同时，明初以来长期控制的日本土匪(当时对日本的蔑称)逐渐猖獗，在东南沿海地区大肆掠夺。这种变化可以追溯到明朝政府和日本幕府将军之间的官方贸易。这种贸易行为对明政府没有任何经济利益，而只是作为笼络藩属国的奖励行为；同时，由于明朝政府的丰厚奖励，这种贸易对日本极具吸引力。嘉靖年间，日本幕府将领的势力衰落，诸侯各行其是，开始与明政府争夺贸易权。嘉靖二年(523年)六月，日本王公，即戴恩、细川护熙的使臣，因争夺与明朝的贸易，在中国土地上互相厮杀，横扫宁波、绍兴，杀死明朝将帅刘瑾、元婴，带船出海。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宁波之乱”，又称“讨龚之战”。

东南沿海的倭寇

最典型的事件发生在嘉靖十四年(1555年)，当时一个只有70多人的倭寇登陆，然后从浙东逃到安徽、江苏，一路掠夺、烧杀，跑了几千里，最后推进到南京(南方明朝的都城)，但是明朝没有人遇到倭寇。虽然最终敌人被歼灭，但明军还是伤亡了四千多人。这次倭乱从嘉靖时期一直持续到了万历年间，长达40余年，史称“嘉靖大倭乱”。倭寇的长期肆虐对明朝长期以来松弛的海防提出了挑战，也引起了明朝士大夫对于日本等藩属国的重视。

图|明朝

明朝比较重要的诸侯国是安南、朝鲜和西域小国。明朝建立的时候，朝鲜半岛还是朝鲜王朝，因为领土问题和明朝发生了冲突。洪武二十五年(1392)高丽大将李成桂夺取王位后，转而与明朝修好，并接受洪武帝所赐国号“朝鲜”,从此与明王朝基本没出现大的争端，成为明朝东北地区最为重要的藩属国。

安南，现在的越南。明朝建立时，安南受陈朝统治，与明朝关系融洽。建文二年(1400),权臣胡季犛篡位，建立胡朝。由于明朝对陈朝有保护之责，再加上明朝与胡朝时有边界纠纷，因此1406年(永乐四年)当时在位的永乐帝下令进攻安南。

明朝攻占安南后，设立郡县，建立直接统治。然而，由于当地人民的反抗，明朝的统治一直不稳定，最终当地出现了豪族

图｜明朝藩属国

与汉唐建都关中不同,明朝建都北京,边境的主要压力来自北方而不是西北,对于西域的控制不再是国家命脉所,因此自明初开始主要通过在西域设立羁縻卫所“关西七卫”,也就是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加以控制。不过随着蒙古势力的强大,加上明朝的忽视,“关西七卫”逐渐沦陷。

到了嘉靖时期,明朝的势力彻底退出了西域,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原来西域地区明朝用于牵制蒙古族的力量也荡然无存,于是蒙古族更加肆无忌惮地骚扰明朝的西北边境地区,给明朝带来了极大的军事压力。

图｜蒙古族

黄河泛滥与大运河的维护

除了这些外患之外,明朝还存在一些内忧,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黄河的泛滥和与此有关的粮食运输问题。

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不过,从自然环境上讲,黄河上中游流经约30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而黄土又以疏松易受冲刷为特点,因此黄河成为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黄河下游大都是平原地区,河流流速缓慢,因此从上游带来的大量泥沙沉积了下来,日积月累,河床逐渐淤高,形成了地上河。同时由于黄河下游雨量主要集中在夏季,因此610月份,如果遇到暴雨,河水往往迅速泛滥,一旦防御失措,河堤坍塌,很容易造成严重的灾害。

图｜地上悬河

需要说明的是,明朝黄河下游的河道并不是像今天这样向东北方向斜穿整个华北平原流入渤海,而主要是通过淮河的河道流入黄海。虽然这条河道早在宋代就已经形成,但在很长时期内,黄河通往淮河的河道并不固定,分由濉、涡、颍、浍等河入淮,而且已经发生泛滥和改道。

不仅如此到了16世纪,随着泥沙的日益淤积,黄河决口日渐增多,尤其是山东境内曹县、单县一带北岸的决口日益增多,而正是明王朝所担心的。这是因为黄河泛滥不仅会对平原地区的城市、人口和社会生产造成大量的破坏,而且也威胁到明王朝的生命线漕运的通畅。

图｜历朝黄河河道

与北方相比,中国的南方开发较晚,但在宋代之后,随着长期的开发,南方的农业经济远远超过了北方。明初定都南京,使得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整合在了一起。明成祖朱棣击败建文帝夺得帝位之后,一方面为了加强北方地区的军事防御,另一方面北京是其起家之地,根深蒂固,因此迁都北京,但由此却造成了政治中心、军事重心与经济中心的分离。集中在京城的皇室、大量官员及其家属以及北方屯驻的数十万大军的粮食供应主要依靠南方,因此从永乐时期开始,南方粮食的北运,也就是漕运,因事关国家命脉,就成为政府关心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

明初主要袭用了元朝的漕运方式,也就是通过海运。海运最初耗时极长,不过经过航道的三次改进,海运的时间由最初的两月余,缩短为顺风十日,可谓极为便捷。但最终形成的航道主要依赖远洋航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风险较大,经常损失惨重,如洪武七年(1374),沉船40余艘损失粮食4700余石,淹死官军717人,马40余匹。正因为如此,以及大运河重要河段会通河(临清须城,今东平)的重新开通,明政府经过权衡,最终在永乐十三年(1415)停止了海运。

图｜明代大运河

停止海运之后,明朝的粮食运输完全通过大运河,由此大运河成为整个明王朝粮食供应的主干道,毫不夸张地说,大运河也就成为事关明王朝存亡的咽喉命脉。因此,维系大运河的畅通就成为明朝政府的首要工作之而大运河畅通的关键中的关键就是黄河。

黄河的徐州至淮阴段兼做运河,是大运河的“咽喉命脉所关,最为紧要”,一旦决口,漕运断绝,后果不堪设想。而更为糟糕的是,明代嘉靖以后这一河段的河患日益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治黄保运”成为明朝国家治理和士大夫长期关注的焦点问题。

图｜黄河

可能正是因为大运河漕运存在这样的缺陷,因此到了弘治时期(1488—1505),海运再次被提出,并在此后历代都有朝臣进行过恢复海运的努力。当时主要有两种方案,一种是所谓的胶莱河海运,也就是恢复元朝人在山东半岛曾尝试开通过的胶莱运河(连通胶州湾和莱州湾的运河),由此海运的船只可以从海上抵达胶州湾,然后经由胶运河,从莱州湾入渤海直抵直沽,这样就躲开了从海上绕行山东半岛的危险。

这一方案,最早是在正统年间提出的,嘉靖十一年至万历三年(1532155)则提出得更为频繁,不过虽然经历了数次勘查,但直至明末也没有实现。第二种方案就是直接海运,最有影响力的提出者就是弘治年间的丘浚,但直至明末,除了短暂的小规模试行之外,一直也没有成为一项正式制度。不过可以看出,恢复海运,减少对大运河的依赖,是明代后期黄河泛滥加剧之后,士大夫们所设想的一种替代措施。

图｜胶莱运河

总体而言,北方边患带来的边防问题、东南地区倭寇猖獗引发的海防问题和由此产生的对藩属国的关注以及“治黄保运”都成为当时所有士大夫关注的焦点,也成为“心怀天下”的罗洪先绘制《广舆图》的出发点。

不过与著书立说不同,地图的绘制是一门专门的技术,那么在罗洪先绘制《广舆图》时,中国古代的地图绘制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有哪些著名或重要的地图和绘制技术可以供他参考呢?

图｜《广舆图》

《广舆图》之前我国地图绘制的成就

中国古代的地图绘制有着悠久的历史,成书于战国时期的一些著作,如《周礼》《孙子兵法》等中就记载有对地图的使用。目前发现的存世最早的地图是1986年出土于甘肃天水放马滩一号墓的《放马滩地图》,其绘制时间大约为秦惠文王后元十年至秦昭襄王八年(前305—前299)间。

出土的地图共有7幅,绘制于4块松木板上,其中3块木板是两面绘制,另外1块仅绘了一面。这套地图现收藏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时间稍晚于《放马滩地图》,但绘制技术更为成熟的就是1973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3幅绘制在丝帛上的地图,分别为《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长沙国南部驻军图》和《城邑图》,绘制时间大约是在汉文帝十二年(前168)之前,现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从马王堆出土的地图来看，我国古代的绘图技术在汉代初年就已经大致发展成熟,此后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图｜纸地图

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五号墓中发现了一幅西汉文景时期(前179—前141)的疑似为地图的纸张。纸张表面平整光滑,用细黑红条绘制可能是山川、道路等的图形,有可能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纸质地图,也是世界上最早用于书写的纸张实物。

在东汉的墓葬中也发现了一些城市图,如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东汉末年护乌桓校尉墓葬中的《宁城图》《繁阳县城图》《土军城图》《离石城图》《武成县图》。稍晚一些的还有在今年平安南道顺川郡龙凤里辽东城塚壁画墓中发现的一幅《辽东城图》,时间约在公元5世纪。不过就这些城市图的绘制方法来看,与壁画并无二致,很难区分其是图画还是地图。

图｜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文物之东汉壁画墓

此后直至宋代以前,都没有典型的地图存世,只有少量极具绘画性质的地图,如五代时期的《五台山图》。这幅地图实际上是甘肃省敦煌莫高窟第61窟西墙上的一幅壁画,原图表现了五台山佛教圣境的全貌,规模宏大,高460厘米,宽1300厘米。

当然,就渊源而言,地图与绘画有着共同的起源,而且直至清代两者的名称也都一致,都被称为“图”甚至晚至清末的一些地图也与绘画并无太大区别,如光绪二十年(1894)冯启鹅绘制的《天津城厢保甲全图》(该图现保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与画作极为相似，绘画与地图的相互交融也是中国古代地图的一大特色。

图｜《天津城厢保甲全图》

保存至今最早的宋代全国总图就是《九域守令图》,有学者认为该图的绘制者是北宋的著名学者沈括。经过考订,这地图绘制于北宋元丰三年至元祐元年(1080186)间,表现了北宋时期的疆域。不过目前存世的是荣州刺史宋昌宗在宣和三年(1121)刻在石碑上的一幅。这通石碑高175厘米,宽112厘米,现在保存在四川省博物馆。

而最受研究者重视的则是绘制于北宋元丰三年至绍圣元年(1080—1094)间的《禹迹图》。现存的《禹迹图》有两幅,古代“迹”与“跡”相通,因此两幅地图的图名是相同的。这幅地图之所以得到学者们的重视,主要是因为这是现存最早的使用计里画方绘制的地图。计里画方是中国古代一种传统的绘图方法,具体方法是在绘图之前,先在底图上打上方格网,然后确定每一个方格代表的实际距离,相当于确定今天绘制地图所使用的比例尺,最后将距离数据按照比例折算绘制在地图上。

图｜《九域守令图》

总体上,如果使用相同的数据绘图的话,使用计里画方绘制地图要比不使用这种方法可以更为便利地摆放、协调各种地理要素在图中的位置,因此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不过,这种绘图方法在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中使用得并不广泛,只是在《广舆图》出现之后,才稍微有所普及,不过这是后话。

此外,宋代也出现了流传至今最早的地图集《历代地理指掌图》。关于这套地图集在历史上还曾出现过著作权之争。最初,因为现存的这套地图集的南宋版本中有苏东坡(也就是苏轼)所作的序,而且南宋的一些文人也曾记载看到过苏轼绘制的这套地图集,所以很多学者认为这套地图集的作者是宋代著名学者苏轼。不过,南宋时期也有人记载这一地图集的作者应为“税安礼”。与苏轼相比,税安礼实在是默默无名,而且苏轼的学术地位极高,因此表面看来苏轼作为作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但经过近代以来学者们的不断考证,最终确定这套地图集的作者应为税安礼,只是后来书商为了提高销量或者知名度,才假借了苏轼的大名。

图｜《历代地理指掌图》

元代留存下来的地图极少,比较重要的有《元经世大典图》。与所有其他中国古代地图不同,这是一幅很奇怪的地图。图中虽有着密集的方格网,但不同于传统的计里画方,图中并未标注每方代表的距离。在地图的四角标注方位,即右下角为北、左上角为南、左下角为东、右上角为西,这种特点也不见于之前和之后的中国地图。整幅地图表现的范围包括中亚、西亚、小亚细亚,还涉及北非与东欧。图中所有地名都标注在方框之内。

这幅地图原来的图名已经无法得知,之所以名为《元经世大典图》,是因为其保存在元代的《经世大典》中。这幅地图得以保存也经历了重重磨难。《经世大典》的原本早已散佚,只是由于被明初编纂的《永乐大典》收录才得以幸存。不幸的是,到了清末,《永乐大典》也基本散佚殆尽。这幅地图只是因为清末魏源将该图收录到他编纂的著名的《海国图志》中才得以幸存下来。

图｜《元经世大典图》

除了《元经世大典图》之外,元代还留存下来一些地方志中的地图,但数量不多。在留存至今的文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他一些元代地图的痕迹,如李汝霖的《声教被化图》、乌斯道的《舆地图》、清濬的《广轮疆里图》等,不过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朱思本的《舆地图》。

朱思本生于元至元十年(1273),字本初,号贞一,江西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他出生于一个书生家庭,幼年即前往龙虎山拜入正一道修真。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朱思本前往大都(今北京市)协助正一道宗师张留孙主管中国南方的道教事务。他发现以往绘制的一些地图,如《禹迹图》错误百出，因此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参考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唐代的《通典》《元和郡县志》,宋代的《元丰九域志》和元代的《大元一统志》等书籍,至延祐七年(1320)绘出了《舆地图》,并刻石于上清之三华院。此后,朱思本返回江西,不知何年去世。根据记载,朱思本绘制的这幅《舆地图》图幅很大,“长广七尺”,并采用了计里画方的方法。这幅地图后来成为罗洪先绘制《广舆图》的基础。不过可惜的是，这幅地图现在已经遗失了。

图｜朱思本《舆地图》

明代留存下来的地图较为丰富,其中绘制时间较早的地图之一就是《大明混一图》。根据分析,该图绘制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绢本彩绘,清朝初年将全部汉文注记用满文标签覆盖。这幅地图图幅非常巨大,高386厘米,宽456厘米,涵盖的地理范围也是空前的,以大明王朝版图为中心,东起日本,西达欧洲、非洲,南至爪哇,北抵蒙古,该图目前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是我国现存第一幅绘制出非洲的地图,非洲大陆位于这幅地图的左下方,其中河流的方位非常近似于今天的尼罗河和奥兰治河,突出部分的山地与德雷肯斯山脉的位置吻合。

地图中还显示在非洲大陆的中心有一个大湖,这可能是根据阿拉伯的传说绘制的,因为在传说中曾写道,“撒哈拉沙漠以南更远的地方有一个大湖,其面积远大于里海”。应南非国民议会议长金瓦拉女士的请求,中国有关部门精心制作了《大明混一图》复制件,赠送给南非议会。

图｜《大明混一图》

这幅地图后来还流传到朝鲜和日本,经过增补产生了“大明混一图类型的地图,如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收藏的《华东古地图》,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混一历代国都疆理之图》、妙心寺麟祥院藏《混一历代国都疆理之图》、京都大学文学部地理学教室藏《混一历代国都疆理之图》、大仓集古馆藏《广轮疆理图》,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广轮疆理图》。

此外比较重要的还有《杨子器跋舆地图》,该图绘制者不详,绢本彩绘,图幅为高165.6厘米,宽180厘米,图上有杨子器撰写的跋文。这是目前存世最早的明确使用了地图符号的古代地图,在凡例中列出了20余种地图符号,凡例撰写的时间是“嘉靖五年(1526)”。该图目前保存在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博物馆。《杨子器跋舆地图》对后来地图的绘制也产生了影响,如嘉靖十五年(1536)的《皇明舆地之》、嘉靖三十四年(1555)喻时绘制的《古今形胜之图》,所表示的“天下”范围与《杨子器跋舆地图》类似,较《大明混一图》大为缩小。

此外,《杨子器跋舆地图》形象直观、色彩艳丽的艺术地图的绘制方法,对后世地图绘制影响较大,如嘉靖十五年编制的《皇明一统地理之图》、万历二十二年1594)王泮题识《舆地图》、崇祯四年(1631)的《皇明舆地之图》等,其绘法均受到《杨子器跋舆地图》的影响。

图｜《杨子器跋舆地图》

不仅如此,该图与《大明混一图》相似,也流传到了朝鲜和日本,韩国仁村纪念馆有一幅受到该图影响而制作的地图,即《混一历代国都疆理地图》,该图有杨子器的跋文与凡例,中国部分参考了《杨子器跋舆地图》。图中除了朝鲜部分以外,所反映的内容和地图上使用的符号等与《杨子器跋舆地图》基本一致,只不过对长城以西水系的表现有所不同,这可能是写过程中发生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