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康志忠(左一)与康铭(中)和妻子高亚梅在出征前合影。
康铭抱着父亲的遗像参加纪念活动。受访者提供的照片
Xi安深秋，植被稀疏。
几乎每天早上，69岁的康铭都会戴上老花镜，坐在阳台上，打开智能手机，点击卫星地图，按照脑海中大概的经纬度在屏幕上放大，直到手机上出现当地的卫星图像。
它是朝鲜半岛举世闻名的“三八线”附近的一个墓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军第7师第19团团长、康铭的父亲康志忠就葬在这里。
这也是康铭大半辈子梦想的地方。即使是现在，他仍然无法实现他的夙愿：在父亲的墓前祭拜，为父亲献上一束鲜花。他只能这样看着父亲的坟墓，抚慰着刻在他心里的印记。“找了这么多年，我父亲的坟墓被找到了，但我再也回不来了。我会用手机和他通话。”
上战场前的全家福，是父亲留给家人的最后身影
康铭经常记得他做过的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在一个狭窄、细长的山洞里，他不能后退，所以他不得不艰难地向前爬。爬了一段路，前方豁然开朗，山洞里，一群穿着军装的人在开会。他迫切地想看到这些人的脸，但他总是看不清楚他们.
“那里大概有一个父亲。从小只在照片上见过他，所以看不清他的脸。”康明苦笑。
1952年12月31日下午，母亲高亚梅刚把康铭哄睡，丈夫康志忠突然回家。在妻子提问之前，他走进房间问：“明明(康铭的昵称)在哪里？”
高亚梅告诉丈夫孩子刚睡着，示意他小声点。志忠平时对儿子很照顾，但那天却一反常态，坚定地说：“把明明抱起来，我们一起照张相！”康铭迷迷糊糊被母亲从床上拉起来，穿上棉袄和棉裤，勉强被抬到院子里。
我儿子很困，我妻子很困惑。康志忠简单解释了几句，就忙着和老婆儿子拍照。虽然你很匆忙，但你必须多拍些照片。拍完照，他用力抱住儿子，对高亚梅说：“部队要走了。如果我不能回来，你就和明明一起回Xi安。"
一言成谶，康治中这一走，就是永远的计策。
1953年1月22日，康志忠率领第1军第7师第19团官兵赴朝作战，驻扎在三八线西侧前沿阵地。6月26日，康志忠在团部召开全团百余名指战员作战会议。敌人出动40多架轰炸机反复轰炸第19团的坑道指挥所，造成山体崩塌。团指挥所的两个坑道口被厚土掩埋，与会人员被埋牺牲，英勇牺牲。
在此后的许多年里，高亚美和康铭经常在康志忠留下的这张全家福前默默流泪。照片中，一家三口都穿着棉大衣，戴着棉帽，父亲康志忠笑容满面，英气逼人，紧紧拥抱着儿子。康铭的小脸充满了好奇，而高亚美面对镜头，脸上却没有多少笑容。
在康铭的手里，还有另一张特殊的“全家福”。这张照片中，除了一家三口，还有一个比康铭还小的孩子。“那时候，我妈妈怀孕了。父亲怕自己回不了战场，看不到未出生的孩子。他让战友‘借’一个孩子一起拍照。他觉得这张全家福更完整。”康铭说她妈妈在她长大后告诉了她。然而，父亲上战场后，母亲从部队驻地回Xi安的路上。因为疲劳和颠簸，她肚子里的一对双胞胎流产了。
据原十九团一营通讯员孙全友介绍，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结束后，他们开始挖掘坍塌的坑道，一个工程营挖了一个多月才挖到坑道。士兵们发现了康志忠的尸体。他穿着军装，躺在隧道里，像睡着了一样。政委躺在桌子上，电话压在脸上，脸色变了.在离康志忠尸体不远处的隧道墙上，有一张作战地图，右侧有一张康铭两岁时的照片。由于隧道潮湿，照片发霉腐烂。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我们这个特殊的家庭只靠几张照片就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力量。我年轻，有很多东西。
都是从母亲那里知道的。但父亲战友的回忆让我知道，父亲虽然很早就离开了我，但他的心里，一直记挂着我。”说到这里，康明的声音有些哽咽。“别人都有爸爸，我爸呢？”
康明最近很忙碌：学过工业设计的他，正设计制作一种瓷质烈士纪念章，正面是志愿军烈士的照片，背面刻有烈士的生平事迹小传。
“我发现这种瓷质的纪念章，可以把照片长时间保存下来。我们有一个志愿军烈士后代群，大家有需要的，把照片发给我，我设计好后统一制作，再邮寄给他们。”这件工作，康明做得很认真，在他看来，不同的人对这段历史，有着不同的纪念方式。
记忆中，母亲高亚梅珍藏着一个铁盒，那里面有许多相片和书信，那是母亲对父亲最宝贵的思念和纪念。小时候，他常看到母亲偷偷打开盒子，对着相片和信件默默流泪。
有一次，母亲带他去邻居家串门时，康明见别人家的孩子跟爸爸有说有笑，他仰脸问母亲：“别人都有爸爸，我爸爸呢？”在场的人听了，不由得都愣住了，母亲转过脸去，哭了。
“看到我妈哭了，我也哭了，我说妈你别哭，我再也不问了。”多年后，康明回忆起当时的情形，眼眶红了。从那时起，康明才知道：爸爸牺牲了。
通过盒子里的相片和母亲的讲述，康明在脑海中一点点拼凑起父亲的形象：
康致中1919年出生于陕西西安，中学时曾参加了轰动全国的“双十二”运动，1937年弃学从军，此后历经大小战役数百场，屡立战功。西安解放后，母亲高亚梅入伍，在部队里认识了比她大14岁的康致中，两人结为夫妻。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康致中曾两次带职入朝实习，回国后，他在第1军讲解朝鲜现代化战争特点和打法。从1951年12月起，他担任第1军7师19团的团长。
随着父亲的形象在自己心目中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高大，康明对父亲的思念与日俱增。从小学起，他的心里就有一个疑问：父亲牺牲了，究竟安葬在哪里？“小时候每到清明节，学校都会组织去给烈士扫墓，当时我就想，我父亲的墓地在哪呢？”康明回忆说。
在母亲收藏的信件里，他寻找着线索。1953年8月，部队曾给母亲来信：致中同志就地临时安葬，准备迁回沈阳。
1956年，部队再次来信：致中同志仍在朝鲜安葬，地点为江原道铁原郡朔字152号坟墓1号墓。
根据第7师政委戴金川的回忆，起初康致中等人被安葬在老秃山战场附近，那里依山傍水，有条小河叫艾川，装殓康致中的是一只大的炮弹箱。1954年，康致中等人被集中迁葬在152号墓地，康致中为1号墓。
年龄太小，康明无法去寻访父亲安葬地，他在心里暗暗发誓，要用一生追寻父亲的足迹。长大后，康明参军入伍，当了6年坦克兵。他的曾用名是康毅军，这是父亲以“第1军”谐音为他取的名。年轻时，他用的手表、地图筒、哨子等，都是父亲的遗物。从部队转业后，康明进入西安微电机研究所工作，直到退休。
康明收集了大量抗美援朝历史书籍和资料，利用节假日时间，他到全国各地寻访父亲当年的战友、抗美援朝烈士亲属，一点一滴还原着、感受着当年的历史，走进父亲曾经历过的烽火岁月。
“我看到这些老战士，还有烈士的亲属，我感到很亲切，共同的经历、相似的生活际遇，让我们很快就熟识起来。大家都对那段历史有着特殊的感情。”康明说。
“爸，咱回家吧！”
“如果不是疫情，我现在可能已经在韩国了。”康明告诉记者，年初他就订了飞韩国的机票，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没能成行。
这位满头华发的老人只去过两个国家：朝鲜和韩国。翻开康明的护照，上面密密麻麻全都是他到朝鲜、韩国的信息。退休后，他已经数十次去这两个国家。
找到父亲的坟墓、把父亲的骨灰带回家，成为康明一生最大的愿望。“前几年，家里迁坟，大家族的先人里唯独缺少我父亲，这是整个家族的遗憾。”
“最开始时，我报名参加到朝鲜的旅行团，想去寻找父亲的安葬地，但旅行团不能到处走，只好作罢。”康明说。
后来，康明辗转联系到一些在朝鲜投资的企业，在他们的帮助下，他曾到过离父亲安葬地很近的区域。但父亲的墓地位于军事管制区内，他最终无法到父亲坟前祭拜。
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康明开始通过互联网查找更多当年的历史资料，新科技也让他通过手机卫星地图定位到了152号墓地1号墓。“我查找了很长时间，也对比了很多资料，位置应该是准确的。”康明说。
从那时起，通过手机卫星地图，康明几乎每天都要看看那里的情况，有时对着手机屏幕喃喃自语，和父亲聊聊天。
在网上查资料时，康明意外发现，位于三八线韩国一方，有一处瞭望台，那里地势较高，离父亲墓地又近，能不能在这座瞭望台上看到父亲的墓地？带着这个疑问，老人踏上了去往韩国的旅途，同行的还有几名志愿军后代。他们先后去了巨济岛战俘营、瞭望台、坡州“敌军墓地”等地。
瞭望台上有一架望远镜，可以清晰望见三八线北的山峦。康明急切地通过望远镜搜索152号墓地，但没有看到墓地的踪影。“虽然没有看到父亲的坟墓，但这里是离父亲最近的地方了。”康明话语中有些失落，也有些兴奋。
从那以后，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去韩国，一方面，去离父亲最近的瞭望台遥望一下父亲的安葬地；另一方面，也寻访、凭吊一下历史资料里的战场，帮很多没有能力到韩国的烈士亲属寻访亲人的下落。
每次去韩国之前，康明都会精心设计好行程，用最经济实惠的方式实现自己的计划。“我要经常出去，所以一定要精打细算。我会在网上订特价机票，去韩国后住便宜的小旅店，去实地探访墓地时，就背上帐篷，带上罐头等方便食品，有时候买一根大萝卜，切成小丁，用白糖腌上，路上带着下饭。”
有时在山里走得晚，他就到韩国老百姓家中借宿，有的人知道他的来意后，善意给予帮助；也有人对一个中国人跑到韩国山林里到处打听战争遗迹感到怀疑，甚至有人报警。
“出现过很多小插曲，当大家明白我的初衷，很多人还是能理解的。”康明说，去的次数多了，他和当地历史学家、农民等成了朋友，他们也为康明提供一些帮助或资料。
2019年，康明受江苏连云港一位抗美援朝烈士的亲属委托，到韩国带一抔烈士牺牲战场上的黄土回来，家人想为烈士建一座衣冠冢。康明很认真地把烈士牺牲地点记下，到韩国后，他爬上山坡，蹲下身子，挖了两抔土，用塑料袋装好，再用一块布包上，放进一只新饭盒里。回国后，康明特意赶到连云港，把这一盒黄土送到烈士的遗孀、一位100岁的老人手中。“我自己无法到父亲坟前祭拜，就尽我所能帮别人圆一个梦吧。”
2014年3月，第一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并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得知消息后，康明和多位志愿军烈士后代一起赶往沈阳，虽然知道回国的烈士遗骸中并没有自己的父亲，但康明仍然十分激动。“原本，父亲是应该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我到陵园去，一起送送父亲的战友。”
从沈阳回来后，康明把珍藏多年的父亲遗物全部捐赠给了陵园。“那里，应该是它们的归宿。烈士们不应该被遗忘，希望人们看到这些遗物，能想起那一代人为国家做出的牺牲。铭记，是对烈士最好的纪念。”
年届七十的康明有着自己新的计划：“将来我想在韩国买一台房车，到我父亲墓地一带，办一个流动纪念馆，向韩国人、向世界各国人民，讲述志愿军烈士的伟大牺牲，也帮助到韩国寻找自己亲人埋葬地点的中国人寻找亲人的下落。”
采访快结束时，记者问康明：“如果有一天，你到了父亲的坟前，你会对他说些什么？”康明沉思了一阵，声音有些哽咽，说：“爸，咱回家吧！”（记者孙仁斌、姚剑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