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竺若忆
103010再次上演了小成本制作的电影神话。2018年7月23日，《我不是药神》上映18天，累计综合票房近29亿元，剔除票务平台内含服务费约2亿元，拆分票房近27亿元，拆分账户近10.56亿元，实现净利润11亿元。这似乎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投资故事，杜兰花生。然而，这是电影投资的真相吗？
电影投资的真相
据好莱坞研究院《我不是药神》统计，2017年中国电影产量970部，其中影院放映376部，放映率不到39%，票房产出301.04亿元。国产电影平均上映票房8000万元。全年中国电影市场共引进进口电影98部，票房产出258.07亿，占全年票房的46.16%。
也就是说，2017年国产电影80%亏损，真正赚钱的不到10%。
在电影行业，关于电影投资还有另一种说法，即电影投资获得正回报的概率为10%-20%，正回报的投资回报率可能超过100%，也可能低于10%。
但是，你要确保自己在概率之内，就像买彩票一样。毕竟赢的概率低，也就是说电影投资是一个高风险低回报的行业。
然而，这恰恰与电影行业本身的发展背道而驰。与电影投资相反，中国电影产业本身也在高速发展。
根据中国电影家协会编辑的《报告》，中国电影产业直接市场规模近600亿元，观影人次16.2亿，是中国文化产业的领军人物之一。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电影票房为200亿元，超过北美同期的28.9亿美元(约183亿人民币)，创造了全球单一国家最高的季度票房纪录，首次成为全球第一。
与此同时，电影院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2017年，全国49家影院新增影院1438家，影院总数达到9446家；2017年，屏幕总数达到50776个，每年增加9597个屏幕，位居世界第一。然而，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并不平衡。目前，全国仍有350个县没有实体影院，921个县级地区只有一家影院。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消费市场，还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有待挖掘。
那么为什么在中国电影蓬勃发展的时候，投资回报率却如此之低呢？
中国特殊的电影产业链
中国电影投资回报率低，与整个中国电影产业的产业链息息相关。
让我们具体看看中国电影产业和GPLP的关系。
中国电影的市场化改革始于1993年，之后在各个环节发展迅速，逐渐形成了今天的电影产业链。
产业链的上游是编剧，也就是电影剧本的创作者。
编剧主要有两个来源：
一个是现有的IP，比如中国传统作品(四大古典小说、民俗学等。)，如知名作品(张爱玲、通化、严歌苓等小说)。).
另一种是导演、制片人、投资人有想法，请编剧写剧本，或者请编剧改编成剧本(可能是原作者自己的编剧，也可能是作者以外的专业编剧)。目前市场上第一种居多。在这种模式下，作品基本都是知名的，拍摄后的成功率更高。
p>随后，投资人开始介入，待其购买版权，资本到位之后，整个剧组就开始成立了，这个很多人经常看到某个演员入住某个剧组拍摄，就是这个概念，这个过程通常是制片人的天下，由制片人负责组建团队(导演、演员、摄影、化妆等其他工作人员)，着手开拍。这里投资人和制片人可能是同一个，也可能不同。目前，市场上的投资人主要是影视公司和一些电影基金，也有众筹来的资金，比如《大圣归来》。
在整个电影制作过程当中，制片人可以说是电影的核心运作者，通常是指电影制作公司的负责人，徐克的老婆，著名的电影制片人施南生，如果说徐克作为导演很牛逼的话，那么施南生恐怕更厉害，因为通常而言制片人是整个电影的统筹，一方面负责融资，一方面负责电影的拍摄和制作，还得关注后期的发行和票房，以确保投资人可以尽可能获利。
这个过程相当于产品的制作过程。
当产品制作完成以后，接下来就是发行人的工作了，发行人负责电影的宣传和发行，相当于一般公司的市场部门。
至于具体说投资人、制片人和发行人三方之间如何分成，则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不过据业内人士透露，具体要看谁强势，一般强势方分得多些。
在中国，投资人的收益率偏低则与其特色的分账模式相关。
中国电影的分账模式
中国电影最初的分账模式主要参考美国(即片方和院线分帐，美国由于片方强势，可分得65%-70%，这里的片方可理解为“投资人+制片人+发行人”)，不过在比例上相差巨大，1995年《红粉》、《红樱桃》等几部国产电影，制片方仅分成35%，电影公司+影院分成65%。
2002年至2006年，新画面电影公司利用《英雄》、《十面埋伏》等在当年拥有大量票房和口碑效应的电影，将片方的分账比例提升至42%;
2008年，广电总局发出《关于调整国产片分账比例的指导性意见》，由当年票房冠军《赤壁》进一步奠定了片方原则不低于43%的格局。
2012年，中影北京发行分公司、华谊兄弟、天津博纳、星美影业、光线传媒等五家公司“逼宫”院线，要求2012年贺岁档上映的《1942》、《王的盛宴》、《大上海》、《一代宗师》、《十二生肖》、《血滴子》等影片开始执行分账比例将不低于 45%：55%，比之前提高2个点。最终在国家电影主管部门的调和下，实行阶梯式分账。如《一九四二》票房在3亿之内比例为43:57，3亿至8亿之间是45:55，超过8亿是47:53。片方能拿到的最高比例47%也比美国的65%差得远，这无疑给投资方加大了盈利压力。
你或许会说，片方再争取提高的分账比例不就行了!然而影院不同意啊!
在中国，院线一方相当强势。
这也就是2017年尽管吴京拍摄《战狼》2抵押了一定房产，然而受益依旧有限，反而王思聪只出了院线，则整个投资收益依旧不菲。
据院线行业资深人士介绍，院线和影院分到的57%(假设3亿之内)里面，院线能分得净票房收入的2%~ 7%，同时提取净票房收入的1%~2%，这部分称为“影院管理费”。这样算来，影院能分到的大概是48%-54%。
当然，影院也要面对各种成本，其中居高不下的就是房租成本，一般来说，影院的租金成本占其总成本的20%以上，对比而言，美国同行的租金成本仅为7%左右，当然对于万达院线来说则是例外，毕竟在自家商城开影院，其租金相对较低，对比而言，美国同行的租金成本仅为7%左右。
当然，其余成本则主要包含运营成本、人员成本、税收等等。
而从美国院线的营收来看，在美国真正能赚钱的部分也并非票房，而是其他如食品饮料、衍生品等的收入，大概总营收的3成。但中国这部分收入只占总收入的10%。影院不易经营难也就不难理解了。
因此，在57%的票房界限上，影院坚决不肯让步，降低自己部分的分成，而且在票房上做手脚——报低票房几乎是行业公知的潜规则了，(这里的票房是影院报给制片方的票房，并非我们市场上看到的票房统计，那是制片方披露的)，这无疑又给投资方减少了收入。
而对于制作方及投资人来讲，面对居高不下的制作成本，比如说明星的天价片酬以及天价宣发费用(电影的宣发费用主要包括广告费用、平台流量费用、人工成本等，当然业内认人士称80%都是浪费)则同样无能为力，因此投资人要想取得高收益难上加难。
举例来讲，我们都知道演员的收入高，然而，考虑到电影票房本身的不确定性，制片方、发行方们心里愤恨明星的高片酬，然而他们依旧需要明星来参与，支付给他们天价酬劳，因为电影宣发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打着明星、名导演的旗号吸引观众购票观影。久而久之，恶性循环之下，明星片酬也是水涨船高，甚至有的明星漫天要价，吸走了片方相当部分的分成，导致投资人收益甚微，甚至亏损。
最终，伴随着激烈竞争，电影的头部效应明显，前20、前10影片票房占比总体是呈越来越高的态势，尤其明显的是第一名的票房占比，越好的剧本、导演能吸引越好的演员。
据广电总局电影局公布的数据，2015年全国上映电影335部，电影总票房为440.6亿元，票房排名前20的电影合计票房占全年总票房的52.3%，前10名占比35.3%，第一名《捉妖记》占比5.54%;2016年全国上映电影402部，电影总票房为457.1亿元，票房排名前20的电影合计票房占全年总票房的48.8%，前10名占比31.3%，第一名《美人鱼》占比7.41%;2017年全国上映电影415部，电影总票房为559.11亿元，票房排名前20的电影合计票房占全年总票房的55.5%，前10名占比38.01%，第一名《战狼2》占比10.07%。
当然这并不是绝对的，事在人为，并非大制作、大导演、名演员堆积的电影就是好电影，华谊兄弟拍出的一些大片收益并不好，反而一些没有名气的剧本、导演及演员团队最近两年频频爆火，比如《战狼2》及《我不是药神》都是小成本制作的电影，演员及导演并不知名!
如果这都是客观原因的话，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则是在目前中国的电影行业内缺乏专业的制作人，他相当于整个电影的灵魂，号称导演背后的导演。
在好莱坞，制片人的地位可以说是最崇高的，他对电影的理解比导演还要深，他的电影素养可以胜任一个好导演，在电影的创作上，他是决策者。他的工作横跨创作与经营管理两大领域：“从最初找故事、定剧本;然后找投资，确定导演、演员;在电影拍摄完毕后，还要负责电影剪辑、音乐等后期工作;最后则是电影进入市场的宣传和发行”。
因此，奥斯卡的最佳影片向来都是授予制片人而非导演，奥斯卡也从来都是制片人的游戏，每一部被提名的影片，每一个被提名的电影人背后，总有一个运筹全局的制片人。
正是基于制片人的专业和全能，好莱坞才能如此高效地拍出一部部经典的大片，且经久不衰，电影投资也更容易成功。
相反的，中国非常缺乏这样专业的制片人，更多是导演导向制或者演员导向制。据业内人士表示，不懂电影的制片人来操纵，不仅搭建不了合适的团队，也难以管控拍摄中的费用支出，常常让很多钱浪费在不该花的地方。
其实，电影投资和其他商业一样，成功的前提就是扩大收入，减少支出。如果开源没法保证，节流无法做到，一部电影怎么可能盈利?投资人怎能有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