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航拍的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运河文化公园美景。徐从军摄/光明图片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运河两岸曾出现过数十座城市，代表了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最高水平，也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丰富地区。如今的运河城不仅保留了大量的建筑、城门、码头、驿站、桥梁等物质文化遗产，还保留了无数的地方志、笔记、小说、诗歌和艺术，真实地记录了运河城的空间变迁、历史演变、人口聚散、商业兴衰和文化变迁。
首先，没有运河城就没有运河文学。但后者也记录了前者的“历史细节”，具有重要的运河城市历史价值。城市崛起是运河两岸最重要的历史、经济和社会事件。大家最熟悉的是北京，一座“运河漂浮的城市”。明代的大学生李东阳曾写过一首诗：“皇帝建都，一定要在南方出钱。州名童，是我东关。高城巍峨，有兵有民。曹河北，项宿云屯。楚营增加，新城建成。”通州新城的建设，成为北京“从运河漂上来”的重要平台。
不仅是北京，运河沿线的一些小城镇也因为大运河而成为历史上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比如元代的天津叫直固村，原本是一个具有军事卫生性质的寨子。元朝定都北京后，无论是通过京杭大运河还是海路，直古村都是必经之地。据统计，从至元二十年(1283年)到阳历二年(1329年)，粮食产量从4650石增加到352万石。因为运输粮食的新功能，原来普通的芝家村变成了千人聚集的商埠。这个城市发展的过程在诗歌中被生动地记录了下来。比如“吴栋转海运粳米，潮起一夕收千舟”(王茂德《直沽》)、“晓日三岔口，连收千舟”(张玮《代祀湄洲天妃庙次直沽作》)、“一只配给船抵芷谷，吴耀岳满街”(张玮《读瀛海喜其绝句清远因口号数诗示九成皆寔意也其一》)明朝都城北移后，芷谷村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这也是朱迪为什么要取名天津的原因。
另一个例子是淮安，它源于水运。傅崇兰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中写道：“淮安地处徐州、扬州、盐城三市中心，是南方诸省的咽喉，经济繁荣，市场繁荣。“繁忙的水运直接催生了城市的发展。唐代白居易已经称淮安为“淮水东南第一州”(《赠楚州郭使君》)。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文学的繁荣，比如温庭筠的《淮阴城夜不饮酒，月照高楼吟一曲》(《赠少年？
》），苏轼的“明日淮阴市，白鱼能许肥”（《发洪泽中途遇大风复还》）等。除了诗歌，在《金瓶梅词话》、《西游记》、《水浒传》等古代小说中，也有大量关于淮安城市生活的记载和描写。它们为今天研究运河城市、了解大运河历史变迁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和文献资料。其次，运河城市本质上是商埠型城市，在中国古代城市体系中自成一格；运河文学深刻再现了运河城市的独特本质，对中国古代文学和古典审美精神具有重要影响。与政治中心或军事重镇不同，运河城市主要是经济中心、运输业中心、商业贸易中心和消费中心，也可统称为“商埠型城市”。以人口城市化、城市功能商贸化、生活方式多元化、文化生态多样化为基本特征，运河城市与人口规模有限、消费经济欠发达的农业文明城市迥然相异。以人口集聚为例，其中最典型的当属杭州。据统计，在隋朝大运河刚开通时，杭州人口只有一万五千户，但到了南宋初期就扩张到二十六万户。由此观之，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说“参差十万人家”，绝非诗人的虚构。在商埠型城市发展上，则以扬州为代表。阎守诚在《隋唐小说中的运河》中曾写道：“因为扬州是一座消费城市，那里商贾云集，店铺栉比，各种货物，从高档的珠宝绫罗到日常生活用品，精美华丽，应有尽有。那里不仅山水风光，明媚秀丽，而且有数不清的倡楼、酒馆、茶店，有风姿绰约的妓女、身怀绝技的艺人、手艺高明的厨师和充满浓郁地方色彩的美味佳肴，可以供人们尽情地吃喝玩乐，尽情地享受挥霍。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扬州的生活总是沉浸在一派热闹、繁华、喧腾的气氛之中。”这与杜牧的“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也可以说构成了一个“诗史互证”的循环。
不仅文学记录和建构着城市，城市也影响和改变着文学书写。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以儒家思想和实践理性为根基，与“重农抑商”的农业文明在价值标准、审美精神上保持着高度一致。以商埠型城市为襁褓，运河文学成为中国古代商业文明的精神代表。即使在齐鲁之地的运河城市，也因此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越来越背离“忧道不忧贫”的儒家精神，和苏州这样的“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越来越趋同。最具代表性的是济宁。京杭大运河使位于济州河段的济宁成为辐射周边百县的全国商业城市。《康熙济宁州志》记载明代陈伯友云：“济当南北咽喉，子午要冲，我国家四百万漕艘皆经其地。仕绅之舆舟如织，闽广吴越之商持资贸易者，又鳞萃而猥集。即负贩之夫、牙侩之侣，亦莫不希余润以充口实。”与之相应，明代朱德润有《飞洪桥诗》：“日中市贸群物聚，红毡碧碗堆如山，商人嗜利暮不散，酒楼歌馆相喧阗。”清代《竹枝词》中还出现了“济宁人号小苏州”的比喻，也是济宁“骛于纷华，与邹鲁间稍殊”的真实记录和生动写照。
再次，运河文学不只是文学作品，也是运河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不仅在“青史”上书写了很多大人物，也客观记录下运河两岸普通人的悲欢。“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白居易这首脍炙人口的《长相思》，也是一篇吟咏运河的佳作。词中的汴水即未改道之前的黄河，汴水与黄河先在徐州汇流，再与泗水合流，然后入淮河、入长江。瓜州在今江苏省扬州市南，所以说流到瓜州就可见吴地的青山了。至于白居易为什么对运河这样熟悉，则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公元782年，年仅9岁的诗人随父白季庚赴彭城，此后在运河名城徐州一共生活了23年。这首《长相思》不仅是一首情诗，也是诗人在运河岸边多年生活经验的升华。
6000多里的空间和2500多年的历史，使大运河本身成为一条蜿蜒曲折的人物画廊，其中既有诗人骚客的风流潇洒，也有仁人志士的慷慨悲壮以及小人物众生相的微末悲欢。如发生在任城的“金龟换美酒”故事。贺知章当年在此偶遇李白，酒逢知己千杯少，但结账时发现都没带钱。贺知章毅然解下朝廷赐予官员的信物——金龟，用来抵酒钱。天宝年间，杜甫李白曾在此“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多年以后，乾隆感怀旧事，曾写下“诗仙诗圣漫区分，总属个中迥出群。李杜劣优何以见，一怀适己一怀君”（《再咏南池四首》其三）。李白在任城期间，写下了《行路难》《将进酒》《梁甫吟》《梦游天姥吟留别》《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名篇，可以说也都是得了运河之助。
文天祥的《正气歌》中有“为张睢阳齿”，用的是唐代张巡睢阳骂贼、嚼齿皆碎的典故。其本事就在运河名城商丘。商丘与运河的关系可追溯至战国时期的鸿沟。运河使商丘经济繁荣，也使之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盖睢阳襟带河济，屏蔽淮徐，舟车之所会。自古争在中原，未有不以睢阳为腰膂之地者。”唐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张巡与安庆绪的13万叛军血战睢阳，因“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而被俘，又因拒降而被杀。关于这场历时10个月、战斗400余次、杀敌12万之多的苦战，张巡曾写下《守睢阳作》：“接战春来苦，孤城日渐危。合围侔月晕，分守若鱼丽。屡厌黄尘起，时将白羽挥。裹疮犹出阵，饮血更登陴。忠信应难敌，坚贞谅不移。无人报天子，心计欲何施。”古来英雄，莫过于此。
还有一些普通人也因与运河结缘而流传。如精通水利的汶上老人白英，乾隆南巡时曾感慨“地脊原来南北分，老人能识果超群”（乾隆《题分水龙王庙》五）。还有运河两岸的河工和船工，他们的艰辛劳作和乐观精神，也都长留在文学史上。如谢肇淛的《南旺挑河行》：“堤遥遥，河弥弥，分水祠前卒如蚁。鹑衣短发行且僵，尽是六郡良家子。浅水没足泥没骭，五更疾作至夜半。夜半西风天雨霜，十人八九趾欲断。”如劳动人民自己创造的运河号子：“拉起来呀，拽起来哎咳哟，哎咳哎咳哟，一溜三夯往前排哎，弓嚎咳，呀嚎咳嚎咳嚎咳。”这些都是大运河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今天传承保护和创新运河文化不应该遗忘的。
（作者：刘士林，系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