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闽都文化》精选“人卷”
作者：孙
福州作为巴敏的省会，东南的大都市，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地方官员的选拔极其重要。所以有一句话叫“府县大而复杂，古代常选人”。秦汉时期，一个郡的郡守被称为郡守和太守。魏晋以后，虽然名字经常变化，但人们经常用“首领”和“太守”作为昵称。福州曾担任太守，世代有许多人。福州第一任太守是晋人高燕。到了宋代，最有才华的人是蔡襄、程世明、曾巩、梁克家、赵汝愚、辛弃疾、甄修德等。清代乾隆年间的抚州知府巴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
巴丽(1713-1775)生于四川犍为，字青桥，号鄂丰。巴丽的高祖李纲品德高尚，是一位伟大的学者。明朝灭亡后，他殉国了。曾祖父李士廉和祖父李都是当地著名的儒者，他们隐居而不仕，以弟子的身份教书。到了清朝中期，乾隆皇帝平反了下一季举办节日的大臣，巴丽才刚刚进入仕途。巴丽是乾隆十六年(1751年)的一位学者。曾任钟祥、长阳、江夏知府，升任杨桐同治。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随抚宁知府入闽，次年48岁调任抚州知府。
巍巍者山，遥瞻峨眉
福州官邸位于沪东路和古曦路之间。明清时是福州一个县的中心，但今天已不复存在。它位于福州古城的西部，北有王越山作为屏障，南有九仙山和乌石山。你可以感受到福州“三山秀美，境界近在咫尺”的美景。府衙门口有一个链接：“九夷拱如星布，我在新疆管理，使我能关注岩城，深得福报；如果三座山都被屏风包围，史克可帅了，看着绿丹琳，又做了树。”这个联盟是在巴丽上台后建立的。
山对巴丽来说并不陌生。他的家乡犍为县属于四川省嘉定地区，山峰郁郁葱葱，尤其是峨眉山，他的绰号“鄂丰”也由此得名。福州的山虽然没有巴蜀高，泉水清澈有趣，但也很精致。一向快乐的巴丽自称“一生中最喜欢寄宿，一想到遇到山就停下来，他就躺在那里”。两三百年后，巴丽的“牙印”早已难觅踪影，但无数摩崖石刻记录了他在福州的足迹。
巴丽在福州生活了三年，不仅是城里的山，还有周围的城市，走到哪里都留下了碑文。如果算上福州碑刻数量最多的古代人名单，巴丽肯定会名列前茅。巴丽曾说：“云可以登顶，可以当医生；我还讲了养山精神，为子孙后代的幸福做准备。”这句话也恰当地解释了他最喜欢的碑文。从宋明理学开始，文人整合了天地万物，其实也是在抒发自己的感情。
巴丽不仅独自徘徊，还寻找古人，热爱寻找前人的遗骸。巴丽对登山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山是人得来的，人传山”，“爬山不考虑追踪前哲，不爬山”等。跟踪前哲学家但不是前哲学家，所以他是一个人来的，不爬山等。在他看来，如果爬山时只欣赏自然景观，和不爬山没什么区别。因此，观察前人留下的摩崖石刻，就成了巴丽追溯前人哲人的最好方式。
在福州众多的山脉中，以鼓山摩崖石刻最为著名，北宋以来保存了包括蔡襄、李纲、朱、赵汝愚等历代名人题刻的碑刻数百件。在巴丽到达福州之前，他就听说鼓山“以红色文字闻名”
在孤山摩崖石刻中，最让感动的是朱在峰顶的“天风海波”主题。朱是南宋以来文人的精神偶像。爬上山顶，望着无边的大海和天空，望着朱的题词，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共鸣。巴丽说：“在周兰闲逛，突然意识到学习的目的，默默的了解自己的内心，流连忘返就走不了。”。在峰顶，他写了四个大字“我要从终点出发”，还做了一个直立的亭子，说：“我爬孤山，中心直立。你是谁，只能是朱子。”相传少年时，父亲李曾以峨眉山勉励他说：“学如爬山。如果你去峨眉山顶，你应该看不起它。如果你停止移动，你仍然没有听到它。”这次鼓山之行，或许也触动了他早期的记忆。因此，他在山脚下刻了“运城发人”，在山中间刻了“半道无气”，在山顶刻了“登顶”。这些铭文是巴丽的自我鼓励。同时，他们也向爬孤山的学生展示了学习的方法，这将使他受益终生。
汤汤者水，锦江之湄
福州府是北宋福州最早的公园，被称为周西公园。公园内有舒普泰、春台阁等名胜古迹，公园内还有秋千等设施。每年初春二月，周西花园对外开放，供人们踏青游玩，成为当时福州的特色民俗，被称为“开园”。北宋时，周知蔡襄有一首诗，描写了与民同乐的感觉。明清时期，这个地方变成了公所，而不远处的西湖成了游览城西的新去处。
西湖是金代郡守高燕挖的，后来又代人开掘加深。
成为福州一大名胜。湖心屿上有开化寺，寺后有孤山，旧时登临其上，可尽览全湖。李拔曾在此题有“湖山胜处”。而今，李拔的题字不复存在，“湖山胜处”却已成为西湖一景。李拔在西湖还题有“海国蓬莱”“天开图画”等，又有对联多副，今或由后人重刻，或湮没不存。时人黄致中有《西湖杂兴》诗称赞李拔：“湖山胜处妙能兼，海国蓬瀛价又添。一代风流贤太守，教人不数太康严。”“太康严”即创凿西湖的郡守严高，诗人将李拔对西湖文化的贡献与严高相比，显然是恭维之辞。不过对李拔来说，这些话可能并不受用。在他看来，当初严高开凿西湖，兴修水利，才真的是功在黎民社稷，如今弃民利而建为游观之地，是本末倒置的行为。
李拔认为，即便是风景名闻天下的杭州西湖，当年白居易、苏轼治湖时也均以灌溉防汛为本，只是“偶尔寄迹，遂成名胜”。李拔在西湖题刻甚多，不少都极富诗意，但让他最为得意的一处却是“西湖水利”四字。李拔常有“修葺以供游览，非当日开湖本意”之叹，希望以此告知后来者，西湖之维护应以水利灌溉为目的。至于风景名胜，本不必去刻意打造，“大小在心，不在境也”。
西湖之水，由河道通闽江。李拔曾有“福山福水抱城来，助我一段空明”之句，福水所指即此。闽江流经福州南部，至南台岛分为南台、乌龙二江，所以福州又有“三山鼎峙，两江环绕”的说法。李拔来福州上任第二年的冬天，巡行盘查下属十邑，览各地民情风物，途中经由南台岛古渡口乘船渡乌龙江，观浊浪排空，题下“龙江飞渡”“江风海潮”等石刻。
李拔所题的“ 龙江飞渡”，是形容其所乘船只乘风而行，顷刻间横涉江水。随着时代的发展，古老的渡口早已废弃不用，“江风海潮”四字也无处可寻。李拔当年在任时，兴修水利，疏浚航道，建设桥梁，以为民利；至临离任时，还对洪山、朝天二桥欲修未能而念兹在兹。而今，渡口虽废，“龙江飞渡”四字遥对着现代新建的乌龙江大桥，仿佛又添了新的意味。
惠心惠德，惟怀惟思
福州府衙中，旧有衙署园林，为官吏办事之余休闲之所。园林中陈设，也常常反映出为官者的审美情趣及文人心态。李拔来闽时，曾捐资重修府衙，新增诸多景观。中有桑园，园中桑树由李拔亲手所植。他还在内署中养蚕，“良丝厚茧，俱有成效”。李拔在府衙中种桑养蚕，并非出于个人爱好，而是以亲身示范向福州民众推广蚕桑。
福州濒海，人们大多以渔盐为业，在李拔来闽之前，丝织品均购自外省。李拔是蜀人，对种桑养蚕缫丝均有了解。他发觉福建土沃桑肥，天气宜蚕。他自己试着种养成功后，便将蚕种及缫丝器具分发各县，大力推广。李拔还著有《蚕桑说》，教授人们养殖技巧。方志有载：“闽知养蚕，实自拔始，功尤伟矣。”除养蚕外，李拔还著有《种树说》《种棉说》等，“凡民间水利、农田、桑麻、树畜之事，一一经记而董劝之。”
清同治年间，左宗棠督办闽务，延续李拔创下的旧制，创办桑棉局（后改农桑局），分设蚕务学堂及育蚕、缫丝各传习所。当时福州设有浙股蚕业学堂、粤股蚕业学堂、蚕织女学堂、劝教公桑公所等处，养蚕业繁荣一时，蚕丝成为福州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至清光绪末年“年约值银二三千两”。而这些，都应归功于李拔首倡之功。
李拔承自家学，以经世致用为章法，主张“文章、经济，合而为一”。李拔曾言：“某，西蜀庸材，起自田间，于民生利病之源，知之甚悉。”在他还是秀才时，他就遍观远览，总结治理办法，认为“人之治天下也，如治其家然”，自信如果有机会治理一乡一县，一定可以使他的设想大行其道，教化一方百姓。后来他以长阳知县起家，所到任之地，莫不政绩斐然。
李拔将治民之法，概括为养与教二字，言：“治世何术？曰养，曰教。教养何道，曰农桑水利，曰诗书礼乐。”养是教化之本，教则是长养的目的。李拔家族以其曾祖以来，课徒授业，尤重教化。李拔不仅号召福州各邑兴义学，设书院，还常常亲自到城中的鳌峰、崇山二书院讲学。人们常言“百无一用是书生”，他则以榕树为喻，称“予惟榕之为木，大而无用。然枝叶婆娑，犹荫十亩”，希望学人树立远大志向。
李拔认为“人生德业，以志为主”，常以程颐的“举业不患妨功, 惟患夺志”一语来训导学子，反对为考取功名“束发而授书，挟册而呻吟”的无用之学。据说，李拔早年就是以“立志不在温饱，青紫拾亦偶然”来自勉。后来李拔的长子李元模虽高中进士，却不愿为官，绝意仕途，回乡创办了印清书院，将毕生精力放在了教书育人上。李元模的二子李锦源、四子李宗濂也都高中进士。犍为县清代共有九位文进士，四位都出自李拔家族，留下了“一门四进士”的佳话。
李拔自称其“少时樵子，中参名士，晚师循吏”。所谓“循吏”，即循良之吏，奉职守法、清廉贤能的官吏。他在府衙冰鉴堂题有一联：“称物情以平施，有己求人，无己非人，责人必先责己；顾民岩而思畏，天视民视，天听民听，欺民即是欺天。”至今看来，依然发人深省。
太守之去，何时复来
乾隆二十六年（1761）除夕前三日，正值新年将临，福州城中一片喜乐景象。逢此佳节良辰，身处福州官署中的李拔却难抑思乡怀亲之情，提笔而书：“锁篆官斋景物清，朝来休休动闲情。疏梅独树筛香影，密竹连丛戛玉声。报国无才添素发，思亲有泪濯尘缨。乞身好趁东风转，一棹西川绿水生。”此时，年近半百的李拔在外居官已达十余载之久，年岁既长，思乡情切，恨不得马上告老归乡，乘船回到四川。
在福州任职期间，李拔屡次上书，请求告老归乡，奉养高堂，但始终未蒙允许。一日公事之余，李拔念及此事，想起了晋代的名士张翰，口占一诗：“闽海由来云水乡，谁云吏隐好徜徉。思归不为鲈鱼脍，拍案瓶花堕印床。”当初，张翰在洛阳为官，一日见秋风起，忽然想起此时家乡吴江水涨，正值鲈鱼肥美，叹息道：“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于是辞官还乡。时代不同，李拔自然不能像张翰这样潇洒，同张翰一样“恨难禁兮仰天悲”的思归之情，他却只能“拍案瓶花堕印床”。
更让李拔“恨难禁兮仰天悲”的是，最后让他得以去官归乡的竟是慈母去世的一纸讣告。悲恸欲绝之下，一句“几度思归归未得，臣忠子孝两途穷”，蕴含多少人生的无奈。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拔依然牵挂着福州百姓，感叹“设施未竟，遽遭母丧，内不能孝于亲，外不能益于民，日夜腐心，曷其有瘳”。在他主持编纂的《福州府志艺文志续编》中，他将他的治理经验一一记录，期待后世守官能够有所借鉴，受益于民。
李拔奔丧回蜀后，福州士民念其在任的功德，为他立“李公去思碑”以示感激。李拔在闽时，喜游闽山闽水，流连题咏，及至去后，百姓也将这位廉洁循吏视如高山般巍峨，如江海般浩渺。时人作古诗十二章，中有一章：“巍巍者山，遥瞻峨眉。汤汤者水，锦江之湄。惠心惠德，惟怀惟思。太守之去，何时复来。”后来，李拔丁忧结束后，又受命在湖南、湖北为官，并未再来福建。
李拔官终荆施宜道，卒年六十三岁，归葬于犍为县舞雩乡。这个地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论语中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宋儒周敦颐开示学人，“每令人寻孔颜乐处”，李拔以为“昔曾点志在春风沂水，曾见契于圣人”，甚是推崇。昔日，李拔登临福州鼓山时，也曾在灵源洞题有“寻乐处”三字，而今鼓山游人络绎不绝，不知又有几人，可得李公真乐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