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我们搬了新家，住在8楼。有时间来看看。”搬家那天，结婚13年的刘鼓起勇气给远在四川的岳父打电话，邀请岳父过来走走。电话那头，岳父连连答应。
刘提到的新家在云南省昭通市静安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2019年12月18日，奔波了十几年的刘终于告别了30平米的出租屋，带着妻儿住进了两室一厅一厨一卫的住宅。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辈子能彻底离开这两块红岩。”刘说，他的家乡在昭通市彝良县镇马窝村委会村组。他住在山卡卡(方言，指两山之间比较平坦的地方)，住了20多年。迫于生计，他从2004年起就没有固定的住处。
“1999年，我高中毕业，考上了西南林业学院(现西南林业大学)，但由于家庭条件不好，只能放弃。”刘说，大学没有成功，在家里种了几年地后，他和其他兄弟姐妹一样，来到海边开始了工作生涯。
刘介绍，2005年，他在福建一家工厂工作时，认识了现任妻子蒋。“谈了一年恋爱，打算结婚，但准岳父不同意。”
“那时候，我家条件很差。公公不想让女儿跟着我一辈子，所以一直反对这门亲事。”刘说，岳父看着女儿，不听劝阻。他坚持要和他结婚，他给了他们一句骂人的话：“如果你们两个结婚，我永远不会踏进你们的门。”
刘故居的一角。(图片由提供)
“他说的对，现在大儿子十二岁了，岳父从来没来过。”刘说，他们家能理解岳父岳母的“八卦”。毕竟当时的家庭很不好。经历了40年风雨的老房子，屋顶瓦片闪闪发光，简单而危险；昭通的出租屋只有30平米，根本住不下。
“父母希望孩子过上好日子，我们不敢怪公公。”刘说，他娶姜为妻的时候，连酒席都没有办，一直愧疚到今天。
但刘对的愧疚对蒋并不重要。“我感兴趣的是他为人处事的方式。我不在乎和他一起经历了多少痛苦。只要两者和谐，再多的痛苦也是甜蜜的。”江说，他们一直相信，只要努力，好日子一定会到来。
2012年，刘与妻子结束了异乡生活，带着6岁的儿子回到云南昭通。他以1500元的价格在市区一个水果批发市场旁边租了一个30平米的房间，一家三口挤在里面过着清贫的生活。“太贵之后，我才搬了一年600元的顶楼。这个住所是7年。”刘对说道。
为了给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刘在水果批发市场支起了一辆三轮车。“每天，当你早起的时候，当你有很多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每天赚一百多元。没有工作的时候，一分钱都赚不到。”刘说，他的妻子也在城里的一家服装店工作，月薪只有1500元。虽然他们工作很努力，但每年都要借钱，每年都入不敷出。最后，他们被确定为贫困家庭，建立了自己的卡。
2018年，昭通吹响了“搬穷窝、断穷根”的建设号角，在昭阳区静安镇建设了跨县安置区。刘成了异地扶贫搬迁的对象。
刘居住的小区一角。(人民日报虎尊辉摄)
2019年12月18日，刘一家搬到了距离昭通市区仅20公里的静安，住在一套两室一厅一厨一卫的住宅房里。和他一起搬来的也是大观人，
id="6595500216823059715" mention-index="0">永善、昭阳等6县（区）的近千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告别大山，如何才能让搬迁群众有活儿干、有钱赚，当地党委政府积极择优选择企业落户当地，在安置区打造“扶贫车间”，让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在扶贫挂包干部的推荐下，刘正堂也到安置区就业创业扶贫工作站提供的公益性岗位上班。
刘正堂说，告别了大山的束缚，他们一家也算是开启了新的生活。“现在我每月能拿到1400元的补助，妻子江群芳则跟老乡合伙，在安置区开了个占地600-700平方米的家具店，自己当起了老板。”
刘正堂带着两个孩子。（人民网 虎遵会 摄）
“要不是党的好政策，真不敢想这辈子还能离开麻窝村，住上小区房。”刘正堂说，居无定所的日子早就过够了，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也算是对得起岳父和妻儿了，也有足够的勇气邀请岳父来家“认门”了，相信以后的日子会越过越红火。
说完，刘正堂又拿起电话，联系刚搬迁过来的群众，落实他们的务工需求。忙活几分钟后，刘正堂才挂断电话，回头说：“这几个刚来的，我已跟扶贫车间联系好了，明天就可以带他们过去上班，确保每个搬迁过来的群众都能有活儿干，有钱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