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我们搬了新家,住在8楼。有时间来看看。”搬家那天,结婚13年的刘鼓起勇气给远在四川的岳父打电话,邀请岳父过来走走。电话那头,岳父连连答应。
刘提到的新家在云南省昭通市静安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2019年12月18日,奔波了十几年的刘终于告别了30平米的出租屋,带着妻儿住进了两室一厅一厨一卫的住宅。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辈子能彻底离开这两块红岩。”刘说,他的家乡在昭通市彝良县镇马窝村委会村组。他住在山卡卡(方言,指两山之间比较平坦的地方),住了20多年。迫于生计,他从2004年起就没有固定的住处。
“1999年,我高中毕业,考上了西南林业学院(现西南林业大学),但由于家庭条件不好,只能放弃。”刘说,大学没有成功,在家里种了几年地后,他和其他兄弟姐妹一样,来到海边开始了工作生涯。
刘介绍,2005年,他在福建一家工厂工作时,认识了现任妻子蒋。“谈了一年恋爱,打算结婚,但准岳父不同意。”
“那时候,我家条件很差。公公不想让女儿跟着我一辈子,所以一直反对这门亲事。”刘说,岳父看着女儿,不听劝阻。他坚持要和他结婚,他给了他们一句骂人的话:“如果你们两个结婚,我永远不会踏进你们的门。”
刘故居的一角。(图片由提供)
“他说的对,现在大儿子十二岁了,岳父从来没来过。”刘说,他们家能理解岳父岳母的“八卦”。毕竟当时的家庭很不好。经历了40年风雨的老房子,屋顶瓦片闪闪发光,简单而危险;昭通的出租屋只有30平米,根本住不下。
“父母希望孩子过上好日子,我们不敢怪公公。”刘说,他娶姜为妻的时候,连酒席都没有办,一直愧疚到今天。
但刘对的愧疚对蒋并不重要。“我感兴趣的是他为人处事的方式。我不在乎和他一起经历了多少痛苦。只要两者和谐,再多的痛苦也是甜蜜的。”江说,他们一直相信,只要努力,好日子一定会到来。
2012年,刘与妻子结束了异乡生活,带着6岁的儿子回到云南昭通。他以1500元的价格在市区一个水果批发市场旁边租了一个30平米的房间,一家三口挤在里面过着清贫的生活。“太贵之后,我才搬了一年600元的顶楼。这个住所是7年。”刘对说道。
为了给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刘在水果批发市场支起了一辆三轮车。“每天,当你早起的时候,当你有很多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每天赚一百多元。没有工作的时候,一分钱都赚不到。”刘说,他的妻子也在城里的一家服装店工作,月薪只有1500元。虽然他们工作很努力,但每年都要借钱,每年都入不敷出。最后,他们被确定为贫困家庭,建立了自己的卡。
2018年,昭通吹响了“搬穷窝、断穷根”的建设号角,在昭阳区静安镇建设了跨县安置区。刘成了异地扶贫搬迁的对象。
刘居住的小区一角。(人民日报虎尊辉摄)
2019年12月18日,刘一家搬到了距离昭通市区仅20公里的静安,住在一套两室一厅一厨一卫的住宅房里。和他一起搬来的也是大观人,
id="6595500216823059715" mention-index="0">永善、昭阳等6县(区)的近千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告别大山,如何才能让搬迁群众有活儿干、有钱赚,当地党委政府积极择优选择企业落户当地,在安置区打造“扶贫车间”,让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在扶贫挂包干部的推荐下,刘正堂也到安置区就业创业扶贫工作站提供的公益性岗位上班。
刘正堂说,告别了大山的束缚,他们一家也算是开启了新的生活。“现在我每月能拿到1400元的补助,妻子江群芳则跟老乡合伙,在安置区开了个占地600-700平方米的家具店,自己当起了老板。”

刘正堂带着两个孩子。(人民网 虎遵会 摄)
“要不是党的好政策,真不敢想这辈子还能离开麻窝村,住上小区房。”刘正堂说,居无定所的日子早就过够了,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也算是对得起岳父和妻儿了,也有足够的勇气邀请岳父来家“认门”了,相信以后的日子会越过越红火。
说完,刘正堂又拿起电话,联系刚搬迁过来的群众,落实他们的务工需求。忙活几分钟后,刘正堂才挂断电话,回头说:“这几个刚来的,我已跟扶贫车间联系好了,明天就可以带他们过去上班,确保每个搬迁过来的群众都能有活儿干,有钱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