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繁华的国茂地区，一直有街头烟花，如麻辣烫和水果摊。一夜之间，“扩散经济”在全国许多城市流行起来。很多企业也宣布了对“地摊经济”和小店经济的扶持措施。但城市管理不能缺席，如何在包容中更好地引导，也是对管理部门老问题的重新审视。要避免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陷阱。提前防范可能出现的食品安全、交通拥堵、恶意加盟等问题

图/视觉中国

文 | 《财经》 记者张明丽

编辑 | 王延春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好转，各地陆续复工、复业、复市，城市也走出了“冰河时代”，街头逐渐出现了烟花爆竹。

成都率先出现复苏迹象。早在3月份就出台了“五许可一坚持”的服务措施，即在疫情防控期间，在确保安全、不占用盲道和消防通道、不侵犯他人利益、做好疫情防控和清洁卫生的前提下，允许企业和经营者在居民集中区域开设临时占用摊点和摊点，允许临街商铺临时过门，允许流动商贩在一定区域内销售经营。据了解，此举直接增加3.6万个流动摊位，带动10万人就业。就三口之家而言，辐射惠及30万人。

李克强总理两次称赞“发展经济”。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李克强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到，“我国西部有一座城市。根据当地规定，已经成立了3.6万个流动摊贩，结果是一夜之间。10万人就业。”6月1日，李克强总理在山东烟台考察时再次表示，“地摊经济”和小店经济是就业的重要来源，是世界的烟火，是中国的活力，就像“长高”一样。

看看今天的国际知名城市，如纽约、伦敦和巴黎，为什么“地摊经济”如此重要？往小了说，它涉及到每一个个体如何“活下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表示，“一个人摆摊，背后可能是一家子人。”往大了说，地摊经济是城市繁荣的象征。有许多街头小贩、集市甚至跳蚤市场。“这是一道风景”。姚洋认为，“经济的蔓延增加了地球上的烟火。如果北京胡同有商店，地铁出口有早餐点，马上就不一样了。经营者有获得感，居民有幸福感。”他建议，“扩散经济”不应该只被视为“疫情期间的需要”，而应该正常处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芳也指出，一座城市的魅力不在于表面多么整洁，而在于深处的活力。

近日，中央文明办明确要求“占用道路不再列为文明城市考核内容”，这是治理理念的升级，但同时也给城市管理者提出了难题。历史上，“地摊经济”在从“乡村中国”到“城乡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千上万的家庭通过大碗茶和修地摊的方式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但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地摊商贩多、杂、散、匿等固有弊端日渐显现。旧题重考，如何提升城市管理水平，让小经营者有“真金白银”获得感的同时，也保有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将十分考验政府执行的水平和工作的细致程度。

多地“摆摊”热

一夜之间，“地摊经济”火了。

近日，兰州市启动“允许临时占用道路”模式，放宽政策，对无固定经营场所的摊贩实行管理。新世界百货、西单商场、西泰华商场等大型商场都在店外摆摊，让商品在不影响行人的情况下离开商场。新世界百货负责人表示，户外销售恢复了80%的营业额，比门店整体营业额增长了20%以上。

记者了解，河南省许昌市增加开放一批背街小巷，让流动摊贩在街边固定区域规范经营。同在河南南阳市新增一批早夜市、水果蔬菜、小商品临时市场，商户可在限定区域规范经营。

在辽宁省大连市的“2020大连购物节·0411消费季”上，外展外摆户外消费成为鲜明特色之一。该购物节在全市主要商圈90个商业综合体、24条特色商业街区、10个休闲广场、24个早夜市等区域，开展商业外展外摆活动，在拓展商业“放管服”和不影响城市整体环境和公共秩序的前提下，打造城市生活消费风景线。

江苏南京市由城管、商务部门牵头，组织商家在不影响交通和环境秩序的前提下，规划设置了134处“外摆市集”，目前“常态化”出摊已有56处。其中绝大部分都位于商业综合体周围的广场空地，也有不少是在商业步行街内设置外摆，而且出摊时间主要集中在双休日。

《财经》记者调查发现，在北京繁华的国贸一带，附近陆续出现麻辣烫、水果摊等市井小民的“谋生工具”。

近日，中央文明办主动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已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这是发展“地摊经济”的积极信号，将进一步帮助地方“松绑‘地摊经济’”。

据《财经》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河南许昌、吉林长春、辽宁大连、湖南怀化、浙江杭州、江苏南京、四川成都和彭州、上海市等地方政府推出了鼓励“地摊经济”的相关意见，随后多家企业也公布了对“地摊经济”、小店经济的扶持措施。

6月2日，京东发布“星星之火”地摊经济扶持计划，从保供货、助经营、促就业三方面入手，组织超500亿元的品质货源，为每个小店提供最高10万元无息赊购，全力支持地摊和小店经济。京东预计，该计划将服务百万个便利店+百万家地摊，为超500万人就业提供供应链和服务支持。

同一日，微信支付面向平台超5000万小微商家发布“全国小店烟火计划”，在线下线上一体化、福利补贴、商家教育指南、经营保障支持方面输出四大全新数字化政策，助力小微商家走出困境，实现增收。

6月3日，苏宁宣布推出“夜逛合伙人”计划，苏宁全国“当日配”1000亿本地化直供可追溯优品货源，涉及本地特产、生鲜、原产地、小百货等品类。开放全国家乐福、苏宁小店门店10000个冷柜仓储服务，夜市摊主可申请3公里内的免费冷链仓储服务，同时提供20亿元夜市启动资金的低息扶持计划，扶持“地摊经济”等。

“地摊”能否真正拉动经济？

增加内需、纾解民困、挽救疫情中的个体工商户，各地寄希望于“地摊经济”在疫后经济重启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5月PMI指数构成中，新出口订单指数继续位于35.3%的低位。蔡昉分析，出口不振，疫情后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内需拉动。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正是为了满足内需进行生产，“地摊经济”又是个体经营户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蚂蚁金融服务集团研究院联合课题组估算，2018年中国个体经营户实有9776.5万户，远远超过中国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所披露的6295.9 万户。目前，个体经营户涉及就业2.3亿人，占中国全部劳动力人口的 28.8%，个体经营户全年的营收总额约为13.1万亿元，相当于社会零售总额的34.4%。全年发生交易839亿笔，一个形象化的理解是，平均每天每6个消费者就有1人与个体经营者发生交易。每个个体经营户平均对应2.37个从业人员。在疫情最严重的疫情后第2-5周时间内，个体经营户活跃商户量减少约4800万户，涉及约1.1亿的就业人员。

蔡昉认为，疫情中最容易失业的人也是最承受不起失业的人，同时也是较难回到劳动力市场的人群，要依靠门槛最低的市场活动，来恢复他们的就业和基本生计，而地摊经济恰巧就是这样一种门槛较低的经营活动。

在北京国贸附近售卖水果的摊主告诉《财经》记者，门店太贵，租金高，相当于每月给房东打工，“可能还是赔钱打工”。虽然推车售卖利润不算太高，但也足够自己花销，现在的生活状况比疫情期间严格管控时好太多，“最起码自己的花销可以覆盖掉。”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表示，地摊经济本身具备“三低”特征，第一，创业门槛较低，没有门店租金的压力，同时，对学历及知识技能的要求也比较低；其次，经营风险较低，每个摊主的经营规模并不是很大，所谓的 “船小好调头”，因此，即便是卖某样东西不好卖，摊主也可以迅速调整方向；第三，商品价格较低。这其实丰富了商品供给的层次，照顾一些低收入人群的日常消费需求，也是一种实惠。正是由于这些特征，地摊经济对促就业有明显作用。

在促进消费方面，小商贩们就业问题得以解决，有了收入来源，自然也会去消费。付一夫认为，要想在短期内促消费，最根本还是要稳就业，“地摊经济”有稳就业的作用，因此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提振经济。

中央财经大学助理教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王靖一指出，个体经营户是灵活就业的重要形式，在疫情等重大事件冲击之下，灵活就业可以起到整体就业的缓冲器、蓄水池作用。

数据显示，截至5月31日，微信支付“小店”交易活跃度达到历史最大峰值，较1月疫情严重期间，全国小商家数增长2.36倍，交易笔数增长5.1倍。蔡昉认为，小微市场主体将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吸纳到劳动力市场来，发挥了吸纳就业的重要作用，鼓励“地摊经济”发展，不分今天和明天，应该长期保持。

如何包容“地摊经济”？

关于“地摊经济”，长久以来一直争议颇多。一方面，松绑“地摊经济”是“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的落地之举，是共克时艰、执政为民的善政良策。另一方面，如果管理不到位，它也有可能导致交通堵塞、环境恶化、食品安全问题。正是因为存在这些隐患，城市治理者和流动商贩之间的“猫鼠游戏”，持续上演了很多年。

近日，有网友反映，大连一家夜市开放后，附近出现交通堵塞、卫生一片狼藉等情况。随后，大连市发布《关于确定我市第一批商业外展外摆地段并加强管理的通知》。其中提到，各类商业经营者必须随时清运垃圾，保持所经营区域卫生整洁，做到垃圾即产即清；另一项要求提到，对管理不善的商业外展外摆地段经整改仍无效果的予以取缔，对不服从管理、不讲究卫生以及有其他不当行为且经教育拒不整改的各类商业经营者，将纳入失信名单，取消在全市任何商业外展外摆地段经营的资格。

这也为其他城市敲响警钟，关于“地摊经济”，几乎无人否定它的好处，但也有很多人担心它带来的不良现象。部分城市管理者选择一禁了之，这种做法无疑不可取。从经济的角度看，如果弱势群体越来越多、越来越弱，甚至于到了生计无着的境地，对经济社会整体循环亦是不利。从治理的角度看，光“堵”不“疏”，没有实际解决矛盾，而是将矛盾转移或积累了起来。从文明的角度看，再卑微的个体，也有生存的权利，绝不能因为“怕管理麻烦”，而让他们“有生活麻烦”。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指出，长期以来，中央反复强调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实质就是在尊重城市发展阶段的同时，更要尊重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基层的城乡居民。各类政策不能只满足精英和富人的需求，而是要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些利益不是慈善的赐予，而是提供更多的机会和空间让更多的人主动参与并分享发展的成果。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获得收入，而不是坐等低保和社会福利。

如何更好地包容“地摊经济”？总体而言，放开“地摊经济”并不意味一放了之，城市管理也不可缺位。浙江省社会学会会长杨建华指出，“需要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发挥出地摊的巨大经济作用，同时摆摊人员也要遵守相关规定，达到安全、健康、整洁等要求。”

姚洋向《财经》记者表示，“街道就业应该发展，这一点毋庸置疑，具体涉及到消防、卫生安全等问题，不合规的地方要进行整改，让他们合规。”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很多情况下，城市越大，对路边摊的容忍度就越低。鼓励地摊经济，并不意味着不进行城市管理。“这是在城市管理和地摊经济之间寻求平衡的好机会，地摊经济在未来也可以持续发展”。

蔡昉建议，为了留住青山，需要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具体来说，其一是让小微市场主体进入市场时真正实现“零障碍”。其二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不能算经济账，要确保小微市场主体成为纾困救助的主要受益对象。其三是政府部门应该为他们做主，不能让其投诉无门。

但更重要的是，放开“地摊经济”，要避免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窠臼。王靖一指出，市场放开了，也要警惕可能带来的风险，长远来看，摆地摊后可能造成的一连串传销套路贷及恶意加盟等风险，亦需要提早规划及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