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王培琪，1992年12月至1998年8月，任西安市市长助理，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王佩琦向记者讲述了高新区的发展故事。记者窦摄
当Xi高新区的蓝图定格在Xi市西南郊区时，它还是城乡结合部的一个角落：破落的村庄、贫瘠的土地、十几个几十米深的深坑、一条贯通东西的废弃灌溉渠。然而，正是在这片土地上，1991年6月14日打响了建设高新区的第一枪。
建立高新区
在内陆地区播撒改革“火种”
当Xi高新区启动时，组织决定让我去高新区工作。一开始我没有准备，不想来，希望做一些经济研究。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劝说下，他终于受命上任。
什么是高新区？这是我想明白的第一个问题。我在市体改委工作了6年。无论人、财、物，体改委只是一个“催化剂”。其主要职能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参与各系统部门推进改革。从事重组工作增强了我的宏观意识。我看到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设立了四个经济特区，之后又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形成了从丹东到北海的沿海开放带。其意义在于突破关键点，从外吸收，从内辐射，推动整个体系向市场经济转型。
看着人们蓬勃发展，我们内陆地区只能焦虑。沿海开放带的作用是从国外吸收资本、技术和管理理念，向内辐射，然后把内部的产品和成果铺设到国外。大陆呢？在我看来，设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为了在内陆地区传播改革的“火种”。
1986年3月，面对当时世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趋势，王等一批科学家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面对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中国要不甘落后，从现在开始，用力所能及的资金和人力，跟踪新技术的发展进程。随后，党中央、国务院批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863计划”主要涉及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一批国家高新技术。
1988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制定《火炬计划》。“火炬计划”的主要内容是：一是努力办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二是认真实施产品技术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火炬计划”项目；三是打造宏大的科技团队；四是形成高新技术产业，辐射带动传统产业转型；五是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化。
安高新区(资料图)记者窦摄
“863”计划出台后，我国先后批准在全国主要城市设立50多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这实际上是原四大经济特区的延伸。其使命是成为改革的“示范区”，在部分领域取得突破，在区域内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当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要以解放科技生产力为己任，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业，加快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转变。
当时国家对高新区有八大功能定位：一是高新区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二是高新区是高新技术向传统产业扩散的辐射源；三是高新区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四是高新区是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示范区；五是高新区是深化改革的试验区；第六，高新区是一座体现现代so的新城
景下，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1991年6月14号，西安高新区正式建立。从那时起，我们主要是抓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是制定规划。当时按照国家的要求，规划里边有新建区和政策区。当时的新建区只有2.7平方公里，要按照规划重新建起来，吸收外资或者内资企业到这里来创办企业，建立一个新的园区。在政策区创办的科技企业，都可以享受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政策，那时候政策的支持主要体现在税收和资金贷款等方面。
第二就是要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体制。高新区是政府派出机构，是个实体，从规划、建设、管理、生产、服务都要实实在在自己运作。这时，是沿用传统的经济管理方式还是建立起一套符合市场经济的管理模式，成了首要选择，而这些都要以有利于招商引资和企业生存发展为前提。
针对原来计划经济时期管理上存在的程序繁琐、相互扯皮、办事拖沓、关卡多、服务少、乱摊派、乱罚款等弊端，建立一个机构精干、办事高效、决策快、行动快、见效快的管理模式成了当务之急。我们必须建立一个高效的管理体制，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摆脱原有管理机构、办事规程的束缚，实现自己的事自己管，也就是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支持的“封闭管理”。
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办起来难，要把几十项权力从别人手里拿过来，是非常艰难的。一项一项做工作，一项一项去争取，历时数年的努力，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大多通过授权的形式实现了自己的事自己办。
第三，我们要制定扶持科技企业发展的和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建立起企业的准入门槛，首先要没有污染，符合环保要求。再一个就是技术要先进，经济效益要好。那时候高新区有个要求，入区企业必须要达到“投1产3.5”，也就是投入100块钱要能产出350块钱以上，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
第四是营造一个市场化的环境。高新区要有适合自己的发展环境，第一是“硬环境”——“十通一平”。在“硬环境”建设中，高新区在水、电、气、暖、通讯方面超前建设。第二是“软环境”，在这方面，当时高新区建立了要素市场，聚集人才、资金等企业发展要素。同时，在学校、医疗、购物方面服务企业，创办了全省知名的高新中、小、幼学校，高新医院及一批购物中心。唐延路公园、新纪元公园、永阳公园、木塔寨公园等星罗棋布，为企业搭建了一个舒适创业、适宜生活的平台。
同时，还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高新区一开始，就宣布各种所有制一律平等。不管是国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在高新区都是一律平等，谁家搞得好，我们就支持谁！这是我们当时起步阶段的侧重点，建立高效率的管理服务体制，制定扶持政策，营造市场化的环境。
起步过程中克服两大难题
建立起高效管理体制
高新区起步过程中遇到了难度最大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建立高效的管理体制，给予市级的管理权。
要从人家手里把权力拿过来，难度非常大。当时市里很多局长找我说：“我们给你们好好服务行不行？”还有的说：“我在你们那建立一个分局行不行？”我说不行，我们要自己干，干的不好批评处分都行。当时的市级管理权，确实是一点一点争取过来的，我履职的那几年，很大一部分精力就在做这件事。
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高新区逐步取得了市级管理权，为以后的工作创造了条件。当时成都高新区的主任来西安，在火炬大厦楼上看着窗外出神。我问他：“你看什么呢？”他感叹：“你们发展得怎么这么快！”那时候是真快，我们一个项目来了以后，一晚上就把需要的土地推平，对方负责人一看马上成交，资金很快到位。
我记得是在1993年，一个日本比较大的项目要在西安投资，当时我们的土地还没准备好，道路也不通。于是我们连夜展开行动，一夜间把土地推平，马路压好。第二天对方来看时，工地周围插满了彩旗，对方惊讶地说：“怎么这么快！”随后，3000万美元的投资当月到位，项目当年建设，年底出产，成为一个典型案例。
当时西安高新区这个模式在全国都比较领先，国家科技部、国家科委也很重视，那时候，西安高新区在发展速度等各方面，一直保持在全国高新区前几位。
第二个难题就是资金。管委会是一个政府派出机构，没有贷款资格。高新区成立之初，财政困难，市上拨了10万块钱，主要用于租房子、打印文件等日常工作。后来我们就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成立了高新区建设公司。建设公司主要负责建设的任务，它可以贷款，可以经营。
后来我们归纳了几句话，叫“政策扶持，贷款起步，负债经营，滚动发展”。我们始终是背着债在经营，发展一块收一点钱回来，再继续向前滚动发展。就这样像滚雪球似的，高新区的发展规模越滚越大。
高新区已成为强壮的“小伙”
逐渐挑起富市强省的重担
高新区这些年发展得一直比较好，就是因为我们一门心思坚持产业发展，其他方面都是配套进行，而且应该进一步提升。比如，企业本身要进行社会化的生产，所有的企业都不可能包揽一切，企业发展离不开社会协作。企业内部之间技术协作的有机组织应该加强。
我举个例子，西安维桢视界影视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是高新区一家动漫企业，动漫的人物设计、3D打印等技术很强，但是动漫本身包含很多方面，比如编剧、销售、拍摄等。后来，我们走访另一家企业宏源视讯时发现，这个企业是专门做虚拟场景的。那么正好那边动漫的人物设计出来以后，把信息输入电脑，就可以利用这边的虚拟场景进行拍摄。
两个公司背靠背仅一墙之隔，却对彼此一无所知，这就说明企业之间还缺少有机的联系。高新区应该经常组织活动，让企业家见面，相互了解，通过内部的组织帮助企业做大做强，借助彼此的力量发挥整体“作战”优势。
我曾去上海学习，在一个生产汽车活塞的工厂里看到，这里既没有车也没有仓库，我当时很纳闷怎么包装运输？结果一到下午，外边的车就把包装盒送来了，现场包装后直接装车拉走。我认为这就叫社会化的公益性协作，公益协作的程度越高，社会的经济效益越好。
高新区实际上是一个改革的试验区，在行政管理体制、企业机制等方面，都建立起了新型的制度。高新区的行政管理机构最主要的是讲效率、讲服务，我看到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永康提出的“金牌店小二”“五星级服务员”的营商理念，我认为这很好地概括了行政机构由管理型转为服务型的新型政商关系。
改革开放40年来，西安高新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强壮的“小伙”，逐渐挑起了富市强省的重担。作为西安高新区管委会的一个老员工，每当走在气势恢宏的高新区街头，我心里都会涌起一种自豪感、充实感。我认为，高新区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也理应走在改革的前列！
（记者康乔娜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