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钱江晚报
将一块白色长布对折，一只手握住，另一只手向前推，踩住脚下的踏板，然后松开.整齐的针脚排成一行，然后布料就变成了衣领。
这是“嘉实服装”的三家服装厂之一，位于武汉市黄陂区王佳禾街。近50名女员工正在全力制作两批衬衫。
布和衣服散落在地上和桌子上。仔细看，在布里，混着小学数学作业，小学语文助教。更要小心，这些站着或坐着的员工中，有好几个孩子，他们都有。
这份工作相对简单，只是把衣服堆起来，交给身边的员工——他们的妈妈。
校服是嘉实服装的主要产品，工人都是马宝人。
这些衣服和孩子们的练习本混在一起。
衣服和儿童教具混在一起。
这家服装厂的所有员工都是马宝人，甚至马宝也被允许带着她的孩子去上班。自2019年首次报道以来，马宝工厂备受关注，他们已经习惯了陌生人的出现和面对各种采访。
在夏季托管兴起之前的几年里，马宝和马宝工厂已经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了。在这里，46岁的服装厂主向静充满了女性的温柔，也有既是缝纫工又是照顾孩子的宝妈们的母爱期待。他们选择这里是因为当他们抬头时，他们可以看到周围孩子的眼睛。
被筛选的宝妈
车间门口，员工正在切割包装。六位宝妈中，年轻的才二十出头，年长的都快五十岁了。这是衣服发货前的最后一步，称为“尾端”。因为不需要缝纫技术，没有相关经验的宝妈总是被放在这个位置。
2018年，43岁的向井岩开了这家服装厂，目的是帮助马宝。
向警妍本人是全职宝妈。2010年，小女儿出生后，向警妍辞掉了工作，专心照顾家庭。这段时间不长。交付两年后，向晶妍开始做电商童装，由代工厂生产。
但一旦你过上了全职宝妈的生活，就很难忽视同类人的困境。向晶妍总是很容易认出他们：在超市，她注意到一对夫妇在为结算问题争吵，妻子的声音也不调和：“如果我不在家照顾孩子，我可以出去工作，我可以自己付账。”
在前川街的一个老小区里，邻居上下班很容易路过向警妍的仓库，有人把电动车停在门口。
马宝走进仓库问：“这是服装厂吗？我能在这里工作吗？”以前找工作的时候，他们没有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但总是听到各种拒绝的声音。
仓库变成了马宝工厂。
这使向警彦决心创办马宝工厂。正式招募后，躲在社区活动中心的宝妈们也出现了。送完孩子上学，就聚集在活动中心串珠子——这是社区打造的公益活动，不需要付费，只需要时间和耐心。
“生活很无聊，无事可做。”马宝罗淑媛回忆说，他们还会讨论找工作，但在“方便接送孩子”的条件下，他们无法筛选出任何机会。“几年前，在王佳禾找工作并不容易。”
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了马宝工厂的员工。其中，现为厂长的黄、罗淑媛代表了两个方向：黄曾经在服装厂工作，进入缝制衣服的过程；罗淑媛只有印刷厂的工作经验。她在学习缝纫技术的同时，选择了在“尾端”工作。
“妈妈认真是孩子的榜样”
大女儿出生后，向晶妍并没有辞职，而是把孩子交给老人照顾。成了母女之间的心结。直到今天，大女儿还在大谈自己是“留守儿童”，表现出对姐姐的羡慕。向静会流泪。
当他无法忍受离开家时，孩子在他身后哭着说：“妈妈，不要走”——几位员工也有类似的回忆。服装厂解决了这个问题。
服装厂坐落在一座小山上，山脚下有王佳禾中学，不到500米就有王佳禾中心幼儿园和王佳禾中心小学。服装厂实行弹性上下班，只需要一天的工作时间就能达标，可以早一点来早一点走。
有人早上7: 30把孩子送到学校，顺道去服装厂上班。这样，下班时间是晚上5点半。
“学校下午4点10分放学，有时候老师可以帮忙照看孩子到下午5点左右，”罗淑媛解释说，虽然还是有时差，因为离学校近，孩子可以走路去服装厂。“孩子写一会作业，我就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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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厂的横幅――“妈妈认真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服装厂里挂着一条横幅，“妈妈认真是孩子最好的榜样”。向京艳喜欢这条标语，她说：“我觉得，成为母亲的意义，就是成为孩子的榜样。”
很难用形容词概括老板向京艳的性格。她是果决的，剪了一头短发，把自己的微信号做成了服装厂的客服号，电话响个不停。她说武汉话时语速很快，不是在去往服装厂的路上，就是在去见合作伙伴的路上。她也是温柔的，短发下的圆脸饱满温和，对孩子说的重话只有“你这样，妈妈很失望”，是慢条斯理的普通话。
向京艳自己也带着还在读小学的女儿工作。孩子在向京艳和工作伙伴的闲聊中若有所思，“你说做生意脾气要好，你让我帮着做客服就是这个原因，对吗？”
而离开印刷厂后的罗淑媛曾和女儿比赛。她们一个来到服装厂，一个升入小学，要比一比谁能更快适应新环境。三年过去，罗淑媛成为了厂长，女儿也有了好朋友――巧的是，这些朋友也是服装厂员工的孩子。
在妈妈和员工的身份间平衡
“我们也是希望你们能多拿到点钱，多劳多得。”服装厂里，向京艳正在和宝妈们讨论把按工时计算报酬改成按件计费。
这次改革来得突然。缘起是货物的进展变慢了，向京艳观察后，发觉有人在“磨洋工”。
“只要认真做，工资肯定要比她们现在的高。”向京艳说，“我们不是做公益，也要赚钱，挺难的。”
在体谅宝妈和追求效率的平衡上，向京艳面临着挑战。
有人从外省赶来，带着孩子，向京艳愿意在满当当的服装厂里给她一份工作；过去，也有人只能在家干活，向京艳就开着车，将服装运到她家里。
更多的宝妈一边在厂里干活，一边要料理一日三餐和家务。罗淑媛爱说话，扎着高马尾辫，计算着每天该分配多少人在哪个岗位上。她精力充沛，说起一天的日程，要从清晨五点开始：洗衣服，拖地，买菜……家务活压缩在了早上。
接近中午，罗淑媛开始频频查看时间，“还有十分钟午休，你可以先问我一些问题，等会我就要回家做饭了。”
午休时间一到，宝妈们急匆匆地骑上电瓶车。
在服装厂门口，停着许多电瓶车。午休时间一到，宝妈们急匆匆地坐上了电瓶车。
一位宝妈招了招手，她的女儿从休息室一溜小跑出来，牵过她的手，乖乖坐上了电瓶车后座。
街道上开门的饭馆不多，她们中不少人就住在服装厂附近。不到五分钟，整个服装厂就基本空了。
这天，只有四名宝妈选择了自带午餐。解开塑料袋，小笼包已经在早晨被吃掉了几个，随手一抖，剩下的都压在了辣椒酱上；被油浸软的纸盒里，早上还劲道的热干面坨成一团，随着微波炉“叮”地一声，空气中弥漫开芝麻酱极具侵略性的味道。
对一些宝妈来说，妈妈的身份还是重于员工。暑假，在负责缝制衣物的六个小组里，一个小组的桌前没有人。
“到了寒暑假，来上班的工人都会少一些，她们专心回去带孩子了。”服装厂老板向京艳说，“一个小组里有一两个人不来，工序就接不上了，干脆让整个小组都放假回家。”
独自重返家乡
宝妈们的孩子中，许多人在读三年级。十年前，正是“双独”二孩政策出台，一些家庭迎来新变化。
帮助妈妈叠衣物的两个孩子都在读三年级，个子不高。小男孩一边叠放衣领布料，一边盯着语文教辅，时不时翻页。小女孩小糖（化名）坚持叠放活计大半个上午后，找地方坐下，拿出暑假作业。
“我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我听大人们说，我有一个哥哥，但后来去世了。妈妈今年48岁了，她生我的时候，好像流了很多血，差点死掉，所以（其他人）都说我要对妈妈好。”小糖伸出手，指向她的妈妈，是一位服装厂里相对年长的员工，正在剪线包装，发丝间夹杂着白色。
尽管声音不大，但小糖并不害羞，时不时笑起来。“我的爸爸不在家，一两年回一次家。不过三年级下的时候，他在家待的时间比较久，好像有一个多星期。”
“那爸爸这次回来这么久，你高兴吗？”小糖不笑了，摇了摇头。不久后，她跑回了妈妈身旁。
男人在外工作，女人返乡带孩子。这是服装厂里员工普遍经历的家庭分工。而对于已经常年习惯这种生活状态的妈妈来说，丈夫临时的回归更像是一场意外。
“线乱了。”黄红霞嘟哝着，她在罗淑媛之前来服装厂，同样成为了新厂长。黄红霞正在缝制样衣，缝纫机似乎出了些问题，针脚正平稳地出现，机器却突然停下来，抬头一看，机器上的线乱成一团。
黄红霞耐心地把它捋顺。很年轻时，黄红霞就去往武汉市区做服装工作，到现在超过二十年了。她也曾去过更远的地方，但具体是哪里，她不愿意说。
黄红霞躲避谈起过去的事，但不否认在外工作是她之前的人生轨迹，直到三十岁出头时意外怀上第二个孩子，她回家了。
黄红霞在武汉市区认识了丈夫，同样是王家河街道的人。大女儿出生后，黄红霞带在身边两年，然后把她送到长辈家，又很快找到了新的工作。但小儿子出生时，长辈已经老了，不再有精力帮黄红霞带孩子，她只好独自重返家乡。
被问到“有没有计划过在武汉市区定居”时，黄红霞顿住了，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房价真高，生活成本也高。好不容易攒了钱，生了第二个孩子以后又没啦……”
一抬头的目光
黄陂区原本是县级市，现在是武汉市的远城区。要从王家河街道去往黄陂区中心，几乎叫不到车，只能乘坐超过半小时一趟的公交车，末班车得赶在下午五点半之前。
服装厂的布料堆暂时成了孩子的乐园。
厂里的可供孩子们玩的场所不多，服装厂的机器和布料成了乐园，孩子们在其间穿行着。房间一角摆着将近五米长的桌子，这里同时是会议室和样衣裁剪处，地上满是剪碎的布料，无意中铺成了软和的地毯。桌子可以承受一个人的重量，有人蹲在上面剪裁，身边一臂不到的距离，丢着一本字帖。一个女孩自言自语：“我今天练字练够了。”她放下字帖，开始和旁边的男孩游戏。
雨后，室外的空气略带潮湿，服装厂四周都是郁郁葱葱的灌木和树木。转眼，刚才还在和妈妈说话的孩子不见了，粉色纱裙消失于一片绿色中，能听到窃窃的交谈和嬉笑声。
玩累的孩子玩起了手机。
只有在休息室里，孩子们最安静。大红色的“家和万事兴”海报占了大半个墙壁，这里一边是仓库，一边架子上放满了成捆的布料。十几捆布料堆在地上，远远看上去像充气的塑料游泳池。玩累了的孩子躺在上面，插着充电器看起手机。伴随着短视频的声音，他们几乎静止了，像是电量耗尽后给自己“充电”。
工作中的妈妈们基本不会主动关注孩子，一抬头，往往彼此就在眼前。这道目光，成了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线，也包含着不同的期许。
宝妈们一抬头，孩子往往彼此就在眼前
重返家乡的黄红霞希望大女儿不要跑得太远、太折腾，“她去了武汉市区读大学。还好是武汉，我不希望她去到外地读书，到时候又谈个外地的朋友。”但她为大女儿能考入重点中学，又考入了大学骄傲。
罗淑媛则给女儿报了舞蹈兴趣班，“没有想得很长远，但是既然孩子有兴趣，就让她去试试。”
共同点在于，她们都相信，在服装厂之外，孩子的未来，比她们有着更多可能。
工厂里的宝妈们。
记者手记
解开单选题
“可以拿回来做吗？”“时间对得上幼儿园的时间不？”“地址在哪里，还招人不？”
在“加十分服饰”抖音账号的评论里，现在仍有宝妈留言询问。向京艳说，服装厂走红后，一大变化就是来找工作的人变多了，不再局限于黄陂区，远在安徽的宝妈也来了。如今，“加十分服饰”三个工厂招收了近两百名宝妈员工。
如何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平衡？离开村镇外出务工的女性似乎总是在二选一：是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还是自己回到老家，成为全职宝妈。
把孩子带在身边外出打拼，这个选项被几位宝妈员工否决了，理由各色：加班太严重，没有时间；生活成本太高，没法负担。
而重回老家，又面临着没有工作岗位的问题。“在市区的时候，工作辞了也就辞了，总还能找到别的。”一位宝妈回忆，自己辞职生育大宝时，并没有寻找工作的困扰。
她们最终做出了回家的选择。有的是因为不再有家庭帮助：长辈老了，不能帮忙带孩子；有的则是不忍心：过去经历了和孩子分开，受不了孩子流露出的委屈。
这是她们计划外的道路，像是绕了一圈，又重新回到起点。她们依然渴望工作，工作意味着婆婆会分担家务，不用为孩子上学发愁，也不必感觉“一天什么也没做就过去了”。
搜索“宝妈工厂”，能查询到几家类似的工厂，散落在武汉、四川。也有社区或村镇尝试帮助当地妇女居家工作。
如何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平衡？如果有更多力量参与，也许它不再会是一个单选题。
来源：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陈馨懿 文/摄 视频剪辑/柳依然
